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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1级硕士研究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口述证据（oral evidence）的作用和效力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以及便携式磁带录音机的普及，这两大变化的出现携手为口述史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1948年，第一个有组织的口述史项目率先由阿兰·奈文斯（Allan Nevins）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起，其对白人男性精英的档案记录的兴趣也代表了美国早期口述活动的兴趣取向。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口述史——“以历史重建为目的，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采访”——已经在许多国家的当代史领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70年，美国口述史学家史特斯·特凯尔(Studs Terkel)推出一部力作：《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的口述史研究》（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tion）⑴。作为一部回忆性的作品，作者出色的完成了一段为期三四十年的时间跨越，通过自己的笔触，特凯尔成功地将那段已成历史的“艰难时世”，跃然纸上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诚如作者所言:“这部著作既是关于一段时间的，又是关于一个时代的。” 从结构来看，《艰难时世》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是对从数百个人中精选出来的150个美国人生活自画像的大规模分类汇编，其核心紧紧围绕着这些人在1930年代的人生体验。所有的采访、编辑和整理工作均由特凯尔一手完成。书中人物颇多，从新政官员、商业巨子和艺术家到默默无闻的农夫、工人甚至普通民众，均有涉及。同时，特凯尔还采访了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当然，他们对大萧条的理解是从阅读或从他人转述中得来的。通过书中呈现的众多人物及其经历，作者成功地对大萧条时期的社会生活场景加以多层次的深度再现。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给出了一个引起笔者浓厚兴趣的采访个案：那是一个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名叫罗杰(Roger)的小男孩（英文版，211～212页）。在特凯尔采访他之前，罗杰从未听说过“大萧条”一说。他告诉我们的是，他的父母和他周围的人在提到我们称之为“大萧条”的那段岁月时，所用的词汇即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且至今亦然。民间话语系统与学界话语系统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接下来读者不禁要问的是：特凯尔本人对大萧条的印象又是怎样的？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有一篇相当于“引言”的文字，名为“个人备忘录”（A Personal Memoir）,文中有如下交代：20世纪20年代中期，特凯尔的母亲经营着一家名为韦尔斯－葛兰德（Wells—Grand）的中型客栈。全部的五十间客房经常爆满，前来预约的人亦是络绎不绝。后来，正是在房客越来越少的情形下，特凯尔对大萧条开始有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同时，他敏锐地发现，在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下，人们的情绪变得暴躁易怒，常因看来不起眼的小事发生争执甚至于大打出手……心理上的危机也在悄然弥漫。人们都在懊恼地自责，而不是去怪罪出了问题的社会。成百万的人收到了解雇通知单，可人们却完全无视与自己遭受同样命运的他人的存在，每个失业者的内心都饱受煎熬，所有的人心灵深处都有一个声音在回响：“我失业了，我是一个失败者。”(第5页)一个投机商心有余悸地回忆到：“连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都遭受了巨额财产损失。简直无人能够幸免。”（第6页）特凯尔的一个年轻同事更是深刻地指出：“害怕失去，尤其是害怕财产损失，是迄今犹存的三十年代后遗症之一。”（第4页） 大萧条给许多（请注意，并非也决不是全部）亲历者留下的是“看不见的伤痕”(invisible scar)。然而，时光飞逝，转眼大萧条时期已经远离美国人民三四十年之久，所以挖掘口述资料提供者记忆里的真实便显得是刻不容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的双重推动下，特凯尔此书才得以尽快问世。因此，《艰难时世》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现译介几例以示一斑。《新周报》(Newsweek)云：“都此书会使你我的信仰得以重建。”《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称该书为“美国精神的一首宏大的赞美诗”。而《时代周刊》（Time）的评论则是“该书在（大萧条）原因方面的解释力可能稍显不足，但在描述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况方面，其他学术著作实难望其项背”。至于学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与美国研究中心（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讲师迈克尔·弗里奇(Michael Frisch)。弗里奇曾于1972年在一份学生刊物上发表题为《口述史与艰难时世》(Oral History and Hard Times)的评论性文章，该文于1979年被《口述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杂志转载。弗氏对《艰难时世》的总体印象可用一句话概括为“既感人又深刻，充满激情又富有人情味，同时不乏启发意义”。不过，这并不代表弗氏对《艰难时世》一书是全盘肯定的。他婉转地引述了两种批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书乃一文学作品而非史学著作；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此书是特凯尔对作为一个知识系统的历史学的权威性的公开挑战。在上述两种截然相左的评价中，弗氏抓住了症结所在，即对口述作品读解的关键在于个人对于证据和表述形式之间关系的深层假设。 特凯尔坦言道，其工作是围绕着记忆而不是历史展开的，他所孜孜以求的并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的真实。而弗里奇恰恰是对特凯尔所持的口述记忆“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这一看法提出了异议。弗里奇认为记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历史的，个体的还是代际的”——都应被推到舞台中央来“作为口述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这样，口述史就能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来发现、探索和评估历史记忆过程的本质——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过去的，他们是怎样把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的，过去如何变成现在的一部分，以及人们是如何运用过去来诠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周围的世界”。(2)弗里奇进一步叩问：“经验在转变为记忆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经验在转变为历史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当经验高度共享的时代已成过去之后，记忆与历史概化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有关文化与个人历时性互动地思考中是最根本的，同时很可能是唯有口述史才能予以深入解答的。 有关“大萧条”的其他学术研究著作恐怕难以计数。2002年4月，译林出版社最新推出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格伦·H·埃尔德的名作《大萧条的孩子们》。该中译本在感谢部分第13页、正文第59页和第215页都曾或多或少地提及《艰难时世》中的内容。然而《大萧条的孩子们》的实证色彩却很鲜明，埃尔德以1920～1921年出生组为跟踪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恰当地评估了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受损经历对于其研究对象生命及其后代历程的深远影响。其风格与《艰难时世》迥然不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艰难时世》一书目前尚无中译本问世，因此本文系根据英文文献编译整理而成。笔者勉力为之，意在为国内学界同仁引介并推荐一个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口述模本，不足之处还望不吝指教。 注解： (1)《艰难时世》一书最初于1970年由Pantheon Books发行。这位美国先锋式的口述史学家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Division Street:America，Penguin,Harmondsworth,1970,以及‘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Penguin,Harmondsworth,1986. (2)引自M·Frisch《共享的权威：口述史与公众史的记忆与意义论文集》（A Shared Authority: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第188页，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所引媒体评论亦出自弗里奇的评论文章。 (4)埃尔德，2002，《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田译，译林出版社。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