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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盛江 作为日本人编撰的中国诗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对于研究中国六朝至唐诗文论，特别是研究这一时期的作诗法，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文镜秘府论》传本的研究，又是其他研究包括理论研究的基础。《文镜秘府论》的传本，六十年前日本小西甚一曾作过调查。他载录有19种，其中抄本18种，版刻本1种[1]。1984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六地藏寺藏《文镜秘府论》，卷末附月本雅幸所著“解题”又列有一传本目录，除小西甚一所列19种之外，又列5种[2]。加上小西甚一列出的19种，共为24种。这24种，除江户刊本（即“版本”）外，有23种是古抄本。这是当时所知最详尽的《文镜秘府论》传本目录。 但是，这个目录并不完备。据我多年的调查，发现日本还有几种传本。以前一直认为，《文镜秘府论》的传本特别是古抄本都藏于日本。因为这部书的编撰者空海就是日本高僧，自空海于平安弘仁年间写成《文镜秘府论》，它的流传一直在日本。但据我的调查，日本之外也有《文镜秘府论》的古抄传本。新发现的几种古抄传本，对于研究《文镜秘府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新发现的传本，是松本文库本，豹轩藏昭和写本，义演抄本，杨守敬本。此外，小西甚一未见到的六地藏寺本也很重要。下面就这几个传本本身分别作一介绍。 松本文库本。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图书室松本文库。全六帖，共表纸粘叶装，高26.3厘米，宽19.1厘米，各卷封面外题左上角墨书“秘府论 天”“秘府论 地”……，右下角墨题“恭畏”，表纸里页有“京都大学928901图书”字样红色方印，内第一页标题下有“松本文库”红色方印。天卷末题“文镜秘府论”，地、东、南卷末题：“文镜秘府论 一校了”，西卷末题“一校了”，北卷末题“文镜秘府论 北 一校了”。每半叶9行，每行17字左右，行楷抄写，有假名点和返点。封面所题“恭畏”为江户初名僧，可知为江户初之前写本。 豹轩藏昭和写本，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室。全六卷，另附《文笔眼心抄》，共分作三册，高28.6厘米，宽16.3厘米。每半叶12行，各行18字左右，有假名点和返点。这是铃木虎雄（号豹轩）原藏本，从字体看，可能即为铃木虎雄自笔校写。这个本子据高山寺本校正。最有价值的是铃木虎雄的夹注夹批。卷序为“天地东南西北”。内有栏眉和栏脚批注，校以“宫内省本”，“京都木版本”，地卷注“此一卷以南山正智院藏古写本一卷校订”，东卷注“此一卷以拇尾高山寺所藏古写本校合”，封面里页有京都大学藏书印，日期为“昭和29·3·31”即1954年。 义演抄本。藏京都醍醐寺。残天、东、西、南、北5卷。共表纸粘叶装。正文料纸鸟子。天、东、西、南各卷高24.3厘米，宽17.6厘米，有白界，界高20.6厘米，宽2厘米。北卷高24.3厘米，宽17.5厘米。天卷34叶，东卷30叶，南卷52叶，西卷54叶，北卷40叶。每半叶7行，各行17字左右。天、东、西、南各卷有假名点、返点，北卷无点。天、东、西、南各卷尾题各为“文镜秘府论 天”、“文镜秘府论 东”……，北卷尾题“对属法”，天卷末页里书：“天正廿载林鐘上浣，于金刚轮院南窗写功终，莫令散失矣\座主义演”。东卷末页里书：“时天正廿稔姑洗上澣求御作内外之论章愿早速写功之周备\染秃毫勿出闸之外矣\准三宫义演”。南卷末页里书：“天正廿年暮春下旬书定毕,座主（花押）（义演）出之”。西卷末页里书：“于时天正廿载孟夏上浣,以证本驰秃笔耳\ 义演”。北卷末页里书：“天正廿岁朱明中旬,此一卷以大师御笔奉书写了（花押）（义演）记之”。天正二十年为1592年，此本为是年义演所写。 杨守敬本。杨守敬自1880年起五年间作为驻日公使随员在日本访书，是第一个访知《文镜秘府论》的中国人。他从日本带回二个本子，一个是江户刊本，另一个就是这个古抄本，这个古抄本原为日本狩谷堂掖斋藏本，因为是杨守敬从日本访寻而得，漂洋过海，携回中国，使中国有了唯一的一个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传本，我们因此把它称之为“杨守敬本”。此本原藏故宫大高殿，1930年储皖峰作《文二十八种病》，曾用这个本子作过校勘。抗战期间，此本和故宫其他文物一并南迁，数度迁徙，漂泊万里。笔者费尽周折，辗转南北，方在台湾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寻得它的踪迹。此本写于日本镰仓时期。残东、西二卷一册。封面题署：“古抄文镜秘府论”。内第1叶阳面正中题署：“文镜秘府论古抄零本二卷”，其左稍小字题：“此亦狩谷望之所藏有掖印也”。左下角有小长方八方印，印文为：“掖斋”，右下角有方形印章，印文为：“星吾海外搜得秘笈”（杨守敬字惺吾）。第1叶里页有杨守敬像，左上方有小长方印，印文为：“星吾七十岁小像”，左下角有阴文方印，文为：“杨守敬印”。正文东卷27叶，西卷为残卷，包括封面33叶，文至“第二十五落节”“又咏春诗曰”。西卷封面左上解题署“文镜秘府论西”，右下角墨书“绍惠”二字。正文每半叶7行，各行十六、七字。无点。 六地藏寺本。此本藏茨城县水户市郊的六地藏寺，1930年1931年间在该寺的经藏书库被发现。虽发现于小西甚一之前，但小西甚一没有见到这个传本。有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该影印本附月本雅幸“解题”，对此本有介绍。此本6帖，粘叶装，楮交斐纸，每叶6行，各行十五、六字。高24.9厘米，宽16.9厘米。月本雅幸据该本的书写风格、训点的假名字体及雁点等推测，其抄写年代当在室町中期。有墨笔加假名点、返点、声点等训点。西卷的假名较其他各卷略粗而墨色略淡，为另一种笔致。训点标记的时间和正文抄写时间大体同时，此本大正十五年至昭和三年平泉澄博士有过调查，有根据调查所给与的“乙86”的序号。各卷封面右上角贴有当时调查的标签。原书蠹蚀极甚，近年经远藤谛之辅氏的修补，用极薄的和纸全部粘附补强，并保持原貌。原天卷第3叶和第4叶错简，今已复原。各卷覆加有大约江户时代补的封面，覆加的封面无外题。原有的封面地卷有“文镜秘府论”，西卷有抹消几个字痕迹，此外也没有外题。除天卷外，各卷封面都有墨笔梵字  （am）。内题及尾题各卷均完备，作“文镜秘府论天”等。东卷末尾有识语：“右此论真言宗文体之龟镜，贵哉吾大师，非释家为栋梁，又是儒家奥穴也，哀哉为末资而作文，不知乌焉马迷徒狂醉酒肆而不仰三地之遗风耳，仍写之矣，土龙\惠范，五十九”，南卷末尾有识语：“右此论真言宗文体之龟镜，贵哉吾大师，唯非为释种灵苗又是孔门之玄关也，哀哉为其流派未凌波澜悲之至不如之耳，仍写之，土龙\惠范，五十九”。惠范（1461－1537）为室町中期住六地藏寺的学僧。这个识语和正文的笔迹不同，和1984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六地藏寺善本丛刊》第1卷《六地藏寺惠范上人资料》所收惠范手书真迹相比，这个识语不当是惠范自笔，大约是惠范嘱别的僧人书写的。惠范识语自称“五十九”，这一年为永正十六年（1519）。往前推溯不久，当是正文抄写的年代，这和根据书风及假名字体的推断一致。二 新发现这几个传本，以及小西甚一未见到六地藏寺本，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主要的，是使我们对《文镜秘府论》的传本系统有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传本系统，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已有研究[3]。小西甚一《研究篇》（上）第二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了《文镜秘府论》诸本系谱的建设。他把《文镜秘府论》区分为初稿本和再治本。按照他所作的系谱，就他所用的本子，属初稿本系统的有三宝院本所校证本、信范所用本、宝龟院本（地东）；属比较纯粹的再治本系统的有醍醐寺甲本、醍醐寺丙本、仁和寺甲本、仁和寺乙本、（报恩院本）[4]、宝龟院本（天）。属比较不纯但混合程度较小的再治本系统的有高山寺甲本、正智院甲本、三宝院本、天海藏本、成篑堂本、新町三井家本、宫内府本、高山寺乙本、高山寺丙本、正智院丙本；属混合程度较大的不纯粹的再治本系统的有宝寿院本、正智院乙本、醍醐寺乙本、版本即江户刊本。他还绘有一个细致的系谱图。 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包括《研究篇》（上、下）和《考文篇》是《文镜秘府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他对传本系统的研究也是开创性的。但是，新发现几个传本，以及小西甚一未能见到的六地藏寺本，使我们对《文镜秘府论》的传本系统有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这主要的是对“证本”系统有更明确的认识。 《文镜秘府论》“证本”是曾经流传而未见留存的一个传本。现在所能掌握的，是现存传本中保留的痕迹。保留“证本”材料最多的，是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另外，义演抄本西卷以“证本”作底本，宫内厅本、高山寺甲本和成篑堂本也各保存了“证本”一二处材料[5]。这些抄本的眉注和行间夹注，常可见“证”、“证本”字样，比如天卷序“两汉辞宗”句，三宝院本在此句“宗”字旁注“宇证本”，可知此处之“宗”字，“证本”作“宇”字。又比如东卷《二十九种对》“第九交络对”“或谓此中余属于载”句旁，三宝院本、天海藏本均有行间夹注：“已下二行证本注也”，二行至“举以例也”，可知自“或谓”至“举以例也”二行“证本”作双行小字注。又如西卷《文二十八种病》“第四鹤膝”“或曰如班姬诗云”句，三宝院本眉注“证本下书之”，说明自“或曰如班姬诗云”句至另起一段的“刘氏云鹤膝者”之前这一段文字，“证本”书写格式与别本不同。从这样一些痕迹，可以知道“证本”的一些情况。 关于“证本”，小西甚一也有论述，但他所列的，只有三宝院本所校证本、信范所用本和宝龟院本[6]。信范所用本今不存，无法知其详。三宝院本所校证本只是三宝院本所用的证本材料，本身并不成为一个传本。这样，在小西甚一那里，属于证本的实际只有宝龟院本一个传本。它构不成一个证本系统，因此小西甚一只把证本作为初稿本系统。而事实上，从新发现的几个传本，以及小西甚一之后发现的其他本子来看，“证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传本系统，它并不附属于初稿本系统。 小西甚一未能见到的传本，有的就属于证本系统。典型的是六地藏寺本。从现存“证本”材料看，六地藏寺本与之多处相合。一、地卷5处“证本”异文，六地藏寺本有4处与“证本”相合[7]。二、东卷“证本”作小字注文的17处，六地藏寺本有16处与“证本”相合[8]。三，“证本”没有“水浑”“火灭”二病[9]。现存传本中，只有二个本子没有抄录“水浑”“火灭”二病，六地藏寺本是其中之一。这是六地藏寺本属“证本”一系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四、“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句下，和“证本”一样，有“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26字[10]，这也是一处重要证据。五、西卷“证本”10处“下书之”，六地藏寺本有7处和别的本子一样另行别书，这可能是根据内容作了校改，但仍有3处未另分行，和“证本”一样“下书之”[11]。六、西卷“证本”的其他异文还有5处，六地藏寺本有3处与之相合[12]。 发现六地藏寺本属证本系统，也就发现宝寿院本属证本系统[13]。六地藏寺本是宝寿院本的忠实转写本。六地藏寺本全六卷，宝寿院本残天东卷。就天东卷比较，这两个本子不但有大量独有的异文，而且训点完全一样，什么地方低一字、二字或高一、二字书写，什么地方单行，什么地方双行书写，这样的书写格式极其相似，甚至相应页码每一行的字、字数，相对应的部分，每一行从哪个字开始，到哪个字为止，都一模一样。六地藏寺本标有的眉注，宝寿院本都有。这些都为这两个本子独有。宝寿院本不存西卷，无法比较。它的东卷，六地藏寺本和“证本”相合的16处异文（见前引），宝寿院本也与之完全相合。 就是说，属“证本”的已有两个本子。但是，两个本子未必能形成一个系统。这就涉及月本雅幸之后新发现的几个本子。 杨守敬携回古抄本也属“证本”-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一系。杨守敬本残东、西二卷。前面说到，“证本”没有“水浑”“火灭”二病，现存传本中没有抄录这二病的，只有二种，一种是六地藏寺本，另一种就是杨守敬本。这是杨守敬本属“证本”系统最重要的根据。此外，西卷“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句下，和“证本”一样，有“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26字。西卷“第二上尾”“亦不异此耳”和“证本”一样作“异”字。西卷“第八正纽”“亦名小纽或亦名爽切病”一句和“证本”一样作注。西卷“证本”有10处“下书之”，杨守敬本有6处与之相合[14]。 杨守敬本在一些重要之处都和六地藏寺本异文相同。特别是西卷“第八正纽”“从一字纽之得四声是正也”以下至“凡入双声者皆名正纽”一段（《汇考》第1043页），诸本讹脱错乱，颇多异文，就其大者有三种类型，杨守敬本和六地藏寺在同一类型。比如，“从一字纽之得四声，是正也”句下，宫内厅本、高山寺乙本、三宝院本、天海藏本均误衍“若元阮愿月是若元阮愿砚等字来”14字，而杨守敬本和六地藏寺本均无这14字。“又一法凡入双声者”“入”字下数本衍“铜镜结我罗裙裾”7字，杨守敬本和六地藏寺本均无此7字。这一段，“是正也”下“若元阮愿月”5字，“若元阮愿月是正”以下至“等字成双声是也”26字，“家嫁是”以下至“正纽者也”，“结裾是双声之傍名犯傍纽也”12字，许多本作大字本文，而杨守敬本和六地藏寺本均作小字注文。前面提到，这一段文字中，“证本”有“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26字，杨守敬本和六地藏寺本一样，也有这26字“证本”异文。 这个本子的东卷和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一样，17处“证本”作注文的地方，杨守敬本也有16处作双行或单行小字注文。还有其他许多异文与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均同。只稍举它们独有的数例异文，如“第六异类对”“不问多少所作成篇”“成”字均阙，而眉注“成篇イ”。“第九叠韵对”“放畅千般意”，“畅”下均有小字“或旷”。“第四联绵对”“嫩荷荷似颊残河河似带”10字,“第十八邻近对”“上是义……邻近宽”21字，只有这三个本子作双行小字注文。另外，杨守敬本和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宝龟院本这四个本子还有一些独有的异文[15]。如“第十三奇对”“漆与四是数名又两字各是双声对”14字，“参与轸者同是二十八宿名”11字，“第十五字对”“山椒即山顶也池筱傍池竹也此义别字对”17字，“第十六声对”“茑草属声即与飞鸟同故以对蝉”13字，“第十七侧对”“英彦与桂酒即字义全别然形体半同是”16字，“第廿七双声侧对”“金谷与首山字义别同双声对”12字，“第廿八叠韵侧对”“优游与圣政义非正对字声势叠韵”14字，这四个本子均作双行小字注文。这进一步证明杨守敬本与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为同一系。 还有义演抄本。这个本子的西卷应属证本。这有二点根据。一是在一些重要之处与六地藏寺本异文相同。特别是“第八正纽”“从一字纽之得四声是正也”以下至“凡入双声者皆名正纽”一段（汇考第1043页），诸本讹脱错乱，颇多异文，前面已经说过，就其大者有三种类型，六地藏寺与杨守敬本在同一类型。而义演抄本和六地藏寺本、杨守敬本一样，同为一类。证本和六地藏寺本有一些共有的异文，如“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26字，这26字证本异文，义演抄本也有。这既证明义演抄本与六地藏寺本为同一类，也证明它们是同为证本一类。义演抄本和六地藏寺本还有其它一些共有的异文[16]。这是一方面的根据。另一方面的根据，义演抄本西卷卷末有题记：“于时天正廿载孟夏上浣\以证本驰秃笔耳\义演”,明确指出“以证本驰秃笔”，说明义演抄本抄写主要依据的，不是别的本子，而是证本。这一题记，正可与六地藏寺本互为印证，表明它们同为证本。只有一处可疑，即水火二病。前面说过，证本和六地藏寺本均无水、火二病，但义演抄本校录了这二病全文。可以这样解释。即义演抄本是一较晚的本子，它主要依据证本，同时不可能不参校其它本子，水、火二病的异文太重要了，参校其它本子的时候，有可能把这样的重要异文校录进去。义演抄本有水、火二病，“阙偶病”以下的顺序，却未按三十种病排列，而仍按二十八病，即“第十一阙偶病”“第十二繁说病”顺至最后一病为“第二十八骈拇者”。它仍是依照“证本”二十八病之序。 一些异文，和证本相合，又为义演抄本西卷和六地藏寺本共有，说明它们同属证本一类。但义演抄本和六地藏地本之间也有不少异文并不一致。它们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时间上看，它们一前一后（六地藏寺本写于1519年，义演抄本写于1592年），但互相之间不会是承传和被承传的关系，而当是以某一更早的属证本系统的本子为共有的祖本。它们分属证本系统内不同的子系统。 松本文库本也很值得注意。这个传本和江户刊本、维宝笺本、祖风会本有密切关系。江户刊本、维宝笺本和祖风会本是研究《文镜秘府论》者熟悉的[17]，这四个本子有一些共有乃至独有的异文。天卷韵纽图，“皇晃璜镬禾祸和”，均作“皇晃璜镬戈果过”，“光广珖郭戈果过”，均作“光广珖郭禾祸和”（《汇考》第53页[二]）。《诗章中用声法式》“七言三平声”，“二人拂镜开珠幕”，“珠”均作“朱”（《汇考》第184页[三]）。东卷《文二十九种对》“第一的名对”“艳采花中出”，“艳采”均作“艳彩”（《汇考》第691页[一九]）。“第六异类对”“但解如此对并是大才”，“此”均作“是”（《汇考》第726页[三]），等等。西卷、南卷、北卷也有不少例子。小西甚一《研究篇》只讨论了江户刊本，没有讨论另外三个本子。其实《文镜秘府论》传本系谱中，另外三个本子特别是松本文库本应该有其位置。 松本文库本和江户刊本、维宝笺本、祖风会本一样，和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一系证本有密切而微妙的关系。也有几处和证本痕迹相合，如东卷“第九叠韵对”“郁律禾棱层”五字（《汇考》第746页[八]），“第十五字对”“金扉石家即是”六字（《汇考》第772页[一○]），都和证本一样作小字注。西卷“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也”以下，和证本一样有“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名犯傍纽也”26字（《汇考》第1045页[八]）。证本痕迹大部分，则与这几个本子不合。但有意思的是，与三宝院本夹注说明过的证本痕迹不合，却与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诸多共有甚至独有的异文。前面已经论证过，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属证本系统。这两个本子，与三宝院本校录所说明的证本的带特征性的异文基本相合，在这些异文之外，还有一些与这些异文形式相似的异文，比如，大字正文作双行小字注文。松本文库本等四个本子，正是与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的异文多处相合，而且是多处和那些与证本形式相似的异文相合。特别是西卷，如“第十三阙偶病”“谓八对皆无……因以名焉”17字（《汇考》第1120页[四]），“第十四繁说病”“谓一文再论……或名疣赘”17字（《汇考》第1123页[五]），“第十五龃龉病”“若犯上声，其病重于鹤膝，……犯上声是斩刑，去入亦绞刑”37字（《汇考》第1127页[四]），“第二十二长解镫病”“池牖二字意相连……故曰长解镫之病也”41字（《汇考》第1150页[一二]），“第二十四相滥”“崔氏云相滥者……或云两目一处是”89字（《汇考》第1159页[四]），各本作大字正文，而松本文库本等四个传本都和六地藏寺本一样作双行小字注。这样的地方在西卷有15处之多。还有其它一些与宝寿院本、六地藏寺本独有的异文。这些大字正文作小字注的异文，可能也是证本痕迹，不过三宝院本没有注明罢了。 松本文库本等四个本子可能还与草本参校过。南卷有一条，在《论文意》“若清浊相和，名为落韵”句下，有和六地藏寺本一样的注：“故李概音序曰上篇名落韵下篇通韵”，注下附注5字“以草木如此”（《汇考》第1381页[五]），“以”疑为“御”误，“木”当为“本”误，注当为“御草本如此”。这条注，只有这几个本子和六地藏寺本有载录，说明它们参校过草本，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本子和六藏寺本有密切关系。松本文库本和江户刊本等四个本子地卷还有4条草本异文：1、《十四例》题下都有“皎公诗议新立八种对十五例具如后十五例”的注；2、《十四例》篇立都有“十四避忌之例”一目；3、《十四例》正文都有“十四避忌之例，诗曰，何况双飞龙，羽翼纵当乖，又诗曰，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这三十一字的全文；4、《八阶》题下都有“文笔式略同诗格转变为八体后采八阶”的注。每条下都还附有“御草本如此”之类的注，说明这题下注是草本异文。地卷这几条草本异文未见于六地藏寺本。 新发现的几个传本，包括小西甚一未能见到的六地藏寺本，使我们对《文镜秘府论》传本系统的认识更为清晰，更为全面。这几个本子，加上原来人们所知道的宝龟院本和宝寿院本，使我们确信，历史上存在一个证本系统。它还使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传本与证本系统有密切关系，证本影响了其他系的传本。 三 和其他系本子相比，证本一系的传本，新发现的几个传本，包括六地藏寺本，有很多异文。何以那么多异文？可能有传抄者的疏误，但大量的不能这样解释，应该有更为重要的原因。 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因为空海自笔“草本”原稿有的地方文字比较乱，《文镜秘府论》的修改补写，都直接在“草本”原稿上进行的。这从三宝院本保留的“草本”痕迹可以看出。比如前面提到的三宝院本西卷“第十五龃龉病者”夹注“元氏云兢于八病之别为八病……”一条“草本”异文，这条注不是写在正文行间，而是写在页边，并且全文用朱线划掉，异文之下又朱笔加注（《汇考》第1126页[二]）。又如三宝院本“第二十三支离”一页，也是在页边空白处注“诗式六犯一犯支离二犯缺偶三犯相滥四犯落节五犯杂乱六犯文赘”（《汇考》第1153-1154页[二]）。再如三宝院本“第二十九相重”也是在“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一行之右页边之空栏注：“四声指归云又五言诗体义中含疾有三一曰骈拇二曰枝指三曰疣赘异本”，并用细线引至相距甚远的“第三十骈拇者”一行（《汇考》第1179页[九]）。此外如西卷对“枝指”补释的一长段话（《汇考》第1182页[七]），所补的崔融论“涉俗病”的例证（《汇考》第1171页[二]）[19]。 “草本”的字体可能也较随意。一些字可能用楷体，但也有行书体，而且大部分用的可能是草体。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的分析和举例是对的。比如，地卷《十体》的“菁华体”“今祇言青田即可知鹤”句，此句中的“知”字，宫内厅本、高山寺甲本、高山寺乙本、正智院丙本等作“知”，而成篑堂本、三宝院本、宝龟院本、醍醐寺乙本，另外还有松本文库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都作“出”（《汇考》第458页[四]）。作“出”当误，之所以误，是因为“知”字草体与“出”相似。如南卷《论文意》王昌龄文中：“独有其日月以清怀也。”此句中“独”字，宫内厅本、高山寺丙本作“揭”，而三宝院本、高山寺甲本、醍醐寺甲本、六地藏寺本作“独”（《汇考》第1164页[二]）。南卷《论文意》皎然文中：“少卿以伤别为宗，文体未备。”句中“别”字，宫内厅本、高山寺丙本，三宝院本、六地藏寺本作“子”，宫内厅本注异字、醍醐寺甲本、仁和寺甲本、义演抄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均作“别”（《汇考》第1395页[九]）。这几处都因草体字形相近而有误。 书写比较随意，行草和草体兼用，这大概是空海的书写习惯。空海是著名书法家，他的一些书法作品，就写得洒脱舒放，常常不拘格套。空海自笔“草本”未存，《文镜秘府论》的空海真迹未存，但他有其他真迹存世。他的现存真迹，有的格式比较整齐，如《聋鼓指归》、《与本国使请共归启》，有的则不太讲究行距间隔，如《大日经开题》。《大日经开题》真迹，有以为传空海笔，神田喜一郎、中田勇次郎、饭岛太千雄则以为为空海真迹[20]。即使传空海笔，也当是忠实的仿空海原有笔迹和模样。从这篇作品看，空海书写时是很不循规蹈矩的。字体大小不一，注文本是小字，又有比注文更小的字。同是正文，写着写着字体又小下去，像是注文，而注文写着写着字体又大了起来，像是正文，分不清是当作大字正文，还是当作小字双行或单行注文。有些地方，和同页另一半更小的字相比，似当作大字正文，和另一页更大的字相比，似又当作小字注文。有些地方，清楚看出是小字双行注文，但有的像是初写时有遗漏尔后补加上去的，既然是遗漏补加，则似当作大字正文，但这些文字字体很小，又似当作小字注文。很多地方都是一句文字，可以接在另一句之下，而又用长长的细线远远的勾过来。有许许多多的删改符号，有的意思容易弄清，有的地方则不易弄清。有些地方可以看清是被删掉，有些地方则弄不清到底是删去的内容呢，还是补加的内容。空海书写时有这样的习惯。他编撰《文镜秘府论》，有些地方照录中国诗文论著作原文，不加改动，而有些地方则改动甚大。他在东卷《论对》、西卷《论病》也说他写这些卷时是“开合俱举”“载刀之繁，载笔之简”，曾“删彼数卷重迭”云云，东、西二卷是他对中国诗文论著作删改最多的地方。而且，空海只是就着“草本”原稿删改，直接在原稿上，或施于朱笔细线，或加文于页边空白之处，而又以朱笔细线引至正文之内，或在正文行间加大段注文，等等。这种直接在原稿上，哪些地方修改，哪些地方删除，后人直接从原稿上看得见，这种方法，日本学人称之为“见せ消ち”的方法。空海编撰修改《文镜秘府论》，大量的用的是“见せ消ち”的方法。 而且，可能只有地卷卷首（可能还有地卷正文）另行抄正过，此外，空海“草本”用“见せ消ち”的方法修订后的稿子，都没有自己另行抄写。“草本”原稿这样乱，如果修改后，空海再亲笔抄正，情况也要好得多,但空海似乎也没有这样做。他的地位，他的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这样做。他是大师，他要做的，只是把《文镜秘府论》写下来。他修改过，也只会就着原稿，用“见せ消ち”的方式，删削补加。至于抄正誊清，那不是大师的事，而是他的弟子，或其他别人的事。现在找不到修改后空海亲笔抄正的《文镜秘府论》的本子，也没有任何材料提到说他有这个本子。他没有留下修订后又亲笔抄定的本子，只留下满纸修改痕迹的“草本”原稿，就象我们看到的《大日经开题》的原稿真迹一样。 后人传写《文镜秘府论》，面对的就是这样的“草本”。原稿比较乱的地方，看不清是否删去，看不清书写格式。是抄录，还是舍弃，写作大字正文，还是双行小字注文，很大程度上要由抄写者来判断选择。另外，《文镜秘府论》是汉籍，空海一辈的日本文人要看懂大概没问题，但要后人也顺利地看懂，却非易事，因此要加训点，要适当的补释。那么，加什么训点，哪些地方需要补释，也取决于抄写者。原稿比较乱，看不太清的地方，后来抄写者有的保留这句话，有的保留那句话，删改的内容有的保留得多一点，有的保留少一点，有的抄成这样，有的则抄成那样，有的还给予补释订正。就是说，后来传抄本上的痕迹，很多不是空海留下的，而是传抄者自己留下的。在长篇大著里，留有后来传抄者选择补释订正的痕迹只是局部地方（至于训点则往往是全篇都有），但毕竟留下了不是空海自己留下的痕迹。 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新发现的几个本子，主要是证本一系的传本，何以那么多异文？了解异文的来由，对于判断这些异文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对于校勘文字，一段文字，当作正文还是当作小字注文，这些在有的传本中作小字注文的文字，是否当作大字正文？是原作者所作，还是后人补，对于原典考证，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些问题需要另文专门讨论。 注释： [1]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日本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8年）载录19种：1、宫内厅本，2、成篑堂本，3、三宝院本，4、醍醐寺甲本，5、醍醐寺乙本，6、醍醐寺丙本，7、高山寺甲本，8、高山寺乙本，9、高山寺丙本，10、仁和寺甲本，11、仁和寺乙本，12、新町三井家本，13、宝寿院本，14、宝龟院本，15、正智院甲本，16、正智院乙本，17、正智院丙本，18、天海藏本，19、江户刊本或称版本。 [2]月本雅幸《六地藏寺本解题》（《六地藏寺藏善本丛刊》第7卷，日本汲古书院，1984年）多载录以下5种：1、月本雅幸为之“解题”的六地藏寺本，2、田中穰氏藏本，3、庆应义塾大学藏本，4、蓬左文库本，5、彰考馆藏本。 [3]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上），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8年出版；《研究篇》（下），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出版；《考文篇》，日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3年出版。 [4]仁和寺本表纸里书：“六卷之内，地北两卷缺了。先年以醍醐寺报恩院本书写了”，因此知仁和寺本是据报恩院本书写的。这个本子，小西甚一称之为“报恩院传来本”。此本今已不存。仁和寺本藏日本京都仁和寺。 [5]《文镜秘府论》三宝院本，全六卷，藏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三宝院，抄于平安末期。天海藏本，全六卷，藏日本京都延历寺叡山文库，抄于江户末期。宫内厅本，全六卷，藏东京宫内厅书陵部，抄于平安末保延四年（1138）或稍前，有日本东方文化学院1927年影印本公开发行。成篑堂本，又称观智院本，残地卷，藏东京御茶水图书馆（お茶の水图书馆），抄于平安末期，有日本古典保存会1935年影印本公开发行。高山寺甲本，亦称长宽写本，全六卷，藏日本京都拇尾高山寺，抄于平安末长宽三年（1165）。义演抄本已见前。 [6]《文镜秘府论》宝龟院本，存天地东三卷，藏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宝龟院。抄于嘉元元年（1303）。 [7]以下所引均据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简称《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1）三宝院本及成篑堂本地卷《十七势》“有开情作”，“开”右注“闲证”（ 《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卢盛江校考，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汇考》，）第365页[一]（指校记[一]，下同。）。说明此处“开”字“证本”作“闲”字。（2）三宝院本地卷《十七势》“昌龄寄驩州诗云”“诗云”左注“证本”（《汇考》第365页[二]）。说明“诗”字后之“云”字为“证本”所有，别本无。（3）成篑堂本地卷《十七势》“大贤本孤立,有时起丝纶”句眉注“证本”（《汇考》第317页[五]）。当指此行之“本”字、“丝”字从“证本”。（4）成篑堂本地卷《十七势》“阴云暮凄凄”眉注“证本”（《汇考》第377页[二]）。当指此句中“凄凄”二字依“证本”。另有本作“霋霋”。 [8]（1）宫内厅本、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二十九种对》篇目“亦名正名对亦名正对”右注“以下证本注也”（《汇考》第679页[二]）。说明此处之“亦名正名对亦名正对”一句“证本”作注。（2）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一的名对”“尧舜皆古之圣君”右注“已下证本注也”，“用鸾皆为正对也”右注“已上注也”（《汇考》第691页[二七]）。说明自“尧舜皆古之圣君”至“皆为正对也”“证本”作注。（3）东卷“第六异类对”“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类是也”天海藏本句下，三宝院本“是也”二句右左，注“已上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728页[一八]）。说明“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类是也”一句“证本”作注。以下同。（4）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九叠韵对”“郁律棱层是”。右注“以下五字证本注也”（《汇考》第746页[八]）。（5）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十五字对”“金扉石家即是”右注“此一行六字证本是注也”（《汇考》第772页[一○]）。（6）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十七侧对”“英彦与桂酒”右注“已下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778页[六]）。（7）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十七侧对”“桓山与荆树”右注“已下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779页[九]）。（8）三宝院本东卷“第二十三偏对”“全其文彩”右注“已下三行证本注也”，三行至“亦有其例”，“亦有其例”右注“已上注”（《汇考》第796页[七]）。（9）三宝院本东卷“第二十三偏对”“此例多矣”右注“已下三行证本注也”，三行至“亦名声类对”（《汇考》第797页[一二]）。（10）三宝院本东卷“第二十五假对”“或有人以推荐偶拂衣之类是也”右注“此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803页[二]）。（11）三宝院本东卷“第二十六切侧对”“浮钟是钟”右注“已下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811页[三]）。（12）三宝院本东卷“第二十七双声对”“金谷与首山义别”右注“此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811页[四]）。（13）三宝院本、天海藏本东卷“第二十八叠韵侧对”“此即首尾不对之诗”右注“已下一行证本注也”（《汇考》第818页[一四]）。（14）三宝院本、东卷“第二十九总不对对”“此总不对之诗”右注“已下ノ三行证本注也”，三行至“叠韵即叠韵对”（《汇考》第824页[四]）。（15）三宝院本东卷《笔札七种言句例》“又云春可乐秋可哀”右注“已下八字证本注也”（《汇考》第851页[九]）。（16）三宝院本东卷《笔札七种言句例》“下句皆十一字是也”右注“已下皆证本注也”（《汇考》第852页[二七]）。 [9]西卷“第九水浑病”一段开头三宝院本注“以下行证本无也”，宫内厅本注“此水火二病篇立无也又证本无也故且正之可”，高山寺甲本注“以下行证本无之故正之可”（《汇考》第1102页[一]）。又“第十火灭病”一段末尾注“以上证本无也”（《汇考》第1110页[八]）。说明“水浑”“火灭”二病（即“第九水灭病”至“因以名焉”）为“证本”所无。 [10]三宝院本西卷“第八正纽”“……名犯正纽者”一行与“又一法凡入……”一行之间注“傍纽者如贻我青铜镜结我罗裙裾结裾是双声之傍名犯傍纽也证本有之”（《汇考》第1045页[八]）。说明“……名犯正纽者”与“又一法凡入……”之间“证本”还有“傍纽者……名犯傍纽也”一段话。 [11]（1）三宝院本、天海藏本西卷“第一平头”“秋月照绿波”眉注“证本此诗相次而书之不别书之草本亦然”（《汇考》第923页[三]），说明“秋月照绿波”这首诗，“证本”和“草本”都未另行别书，而是相次而书之，即紧接上文之下书写。（2）三宝院本西卷“第二上尾”“衰草蔓长河”眉注“此诗下可书之证本如此”（《汇考》第938页[三]）。说明“衰草蔓长河”这首诗“证本”在上文之下书写。下同。（3）三宝院本西卷“第二上尾”“四座且莫喧”眉注“证本此诗下书之”（《汇考》第941页[九]）。 [12]（1）三宝院本西卷“第二上尾”“亦不异此耳”，“异”字用朱笔划掉，右注“累”字（三），左注“证本异字也”（《汇考》第941页[四]）。说明此处“累”字“证本”作“异”字。（2）三宝院本西卷“第八正纽”“亦名小纽或亦名爽切病”右注“以下证本注也”（《汇考》第1039页[一]）。说明此句“证本”作注。（3）三宝院本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庶可免夫”下注“矣或证本”（《汇考》第1255页[二一]）。说明此处“夫”字“或本”及“证本”作“矣”字。 [13]《文镜秘府论》宝寿院本，存天东卷，藏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宝寿院，抄于镰仓中期。 [14]分别为（1）“第一平头”“秋月照绿波”一诗，（2）“第二上尾”“衰草蔓长河”一诗，（3）“第二上尾”“四座且莫喧”一诗，（4）“凡诗赋之体”至“此即是也”，（5）“第三蜂腰”“刘氏云蜂腰者”以下，（6）“第四鹤膝”“或曰如班姬诗”以下。 [15]宝龟院本属证本，已为小西甚一所证明，已见前说。 [16]如“第二上尾”“此是诗之疣急避”句的“急”字，二本均作“忽”字（《汇考》933[二○]）。“第五大韵”“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句 “盘”字，二本为同一类，均作“槃”（《汇考》1106[四]）。“第十一木枯病”“须宵乃妙”句 “须”字，二本均作“论”字（《汇考》1114[七]）。“第二十二长解镫病”，“元兢曰撷腰解镫并非病”句中“元兢”，二本均作“元氏”（《汇考》1150[八]）。 [17]《文镜秘府论》江户刊本，江户宽文、贞享间（1661－1684）刊。维宝笺本即维宝撰《文镜秘府论笺》，作于1736年，日本高野山持明院藏古抄本（现藏日本高野山大学图书馆）；有《真言宗全书》第41卷版刻本，日本真言宗全书刊行会，1936年。《文镜秘府论》祖风会本，祖风宣扬会弘法大师全集刊本，日本吉川弘文馆，大正十二年（1923）刊行。 [18]笔者有专文分析这一问题，详参《文镜秘府论“草本”考》，《国学研究》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分见神田喜一郎《书道全集》（日本平凡社，1931年）、中田勇次郎《弘法大师真迹集成》（日本法藏馆，1975年）、饭岛太千雄《空海大字林》（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83年）。 作者简介：卢盛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载《文献》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