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曾經對《文選》和《文心雕龍》的影響關係進行過調查和研究，1984年發表了《〈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古田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接着於次年1985年發表了《〈文心雕龍〉對〈文選〉的影響——關於散文的研究》（《學林》第五號），並於1987年發表了《〈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關於韻文的研究》（《立命館文學五百號記念論文集》），全面闡明了兩書的影響關係。這三篇論文（載研文出版社版《新文選學》）的結論是：儘管表面上的确可以見到兩書間的類似評論，但這終究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從根本上看，兩書基本的文學觀是完全不同的，《文選》編纂幾乎未受到《文心雕龍》的影響。
    對於這個結論，近几年，福建師範大學教授穆克宏先生連續發表了几篇論文進行“商榷”，這些論文結集爲《昭明文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98年12月出版。在穆先生該書的敘述中，日中著名學者都認爲兩書間存在顯著的影響關係，似乎只有筆者一個人認爲不存在影響關係，穆先生全面否定了拙論，仍按過去的主流説法，斷定《文選》的編纂受到了《文心雕龍》的深刻影響。^[2]
    但是，學術研究終究不是按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決定的，最終應該按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解決。並且，早有郭紹虞先生（《〈文選〉的選録標準和它與〈文心雕龍〉的關係》，載1961年11月5日《光明日報》，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下編）的論文，與拙論同樣明確否定了兩書的影響關係，如果無視這一事實的話，多少有些過於片面之嫌。
    文選學會會長曹道衡先生爲《昭明文選研究》撰寫了序文，似乎對穆先生指出《文選》選録作家130人中見於《文心雕龍》者五分之四這一統計數字，以及《文選》選録作品中約百篇在《文心雕龍》中得到評論的發現，特别予以贊賞。曹會長判定“這個統計數字十分有力，證明了同一時代的人，其文學觀總有許多相近和相似之處”，並且激動地寫道“要得出這個數字，非熟精《文選》和《文心雕龍》二書者不能辦”,對穆説進行了充分肯定。^[3]
    曹會長還在此序的末尾，表達了“曾經對清水先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未必都對，還請克宏兄和清水先生指正”的希望。
    我雖然絶對算不上是熟讀《文選》和《文心雕龍》者，但從前在寫拙論的時候，已經試着對《文選》中選録的作者、作品和《文心雕龍》中評論的作者、作品的關係進行過相當詳細的調查和分析，因此對這種關連在某种範圍内已經把握了解到了一些確切的信息。根據調查結果的數據，上述穆先生的統計數字存在明顯的誤解，因此關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爲很有必要再對穆説進行“商榷”。
    首先討論穆克宏先生指出的《文選》選録作家130人中的五分之四見於《文心雕龍》，以及約百篇左右的篇名見於《文心雕龍》是否符合事實，並且細心檢討和訂正他對拙論進行商榷的諸點，再次從與以前不同的角度出發，重新探究兩書的影響關係，以作爲對曹會長要求的回答。
    二
    如果將實際的調查結果製成下表，就能立刻意外地發現事實顯然是：《文選》選録的作家130人中見於《文心雕龍》的只有84人（65%），並没有達到五分之四，並且《文心雕龍》中出現的《文選》選録作品的篇目只有81篇，相當於全收録篇數的17%（《魏都賦》、《吳都賦》、《蜀都賦》作爲《三都賦》計作一篇）。
    穆先生是如何根據《文心雕龍》得出上述統計結果的呢？如果假設《文選》選録的晉朝以前全部作家102人上加上宋朝的顔、謝二人（實際上雖有顔延年之名，但未見謝靈運其名）成爲104人的話，正好相當於五分之四。恐怕穆先生是根據自己的感覺和印象，完全堅信《文心雕龍》對晉以前的所有作家都進行了評論，不知不覺中放棄對《文心雕龍》進行嚴密的調查，才最終得出了這個統計結果的吧。即便並非如此，也没有理由忽略《文選》選録的104人中45人未見於《文心雕龍》評論的這一事實。
    《文選》選録作家、作品名和《文心雕龍》中批評的作品、作家名一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