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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在整个东亚地区，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由来已久，不仅有名篇流传，而且有著名的女诗人、女作家享誉文坛。锺嵘《诗品》评论了自汉至梁一百二十多家作品，其中就有班姬、徐淑、鲍令晖等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唐诗繁荣兴盛的标志之一，就是作者身份广泛，用胡应麟的话说，“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 [1]。而在明代景泰（1450—1457）年间以降，闺秀文学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女性作品的创作和出版风行一时。季娴《闺秀集·选例》云：“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又云：“宫闺名媛，选不一种，大约盈千累牍。” [2]其庞大的数量规模所造成的冲击，给四库馆臣也留下这样的印象：“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 [3]闺秀诗和闺秀诗人也就成为文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日本女性也素来有文学创作的传统，早在平安时代的《经国集》中，就有公主有智子内亲王《杂言奉和渔家二首》，仿照张志和《渔歌子》而作，《本朝一人一首》评之为“本朝女中无双之秀才也” [4]。至于以假名创作的和歌、物语、日记等，更是日本女性擅长的文体，也留下了不少经典名作。到江户时代，则有别集、总集相继问世。相较而言，朝鲜女性的创作就极为寥寥。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女性创作时，这种对比就更为鲜明。徐居正（1420—1488）《东人诗话》卷下云： 古之闺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涛之辈，其词藻工丽，可与文士颉颃……吾东方绝无女子学问之事，虽有英资，止治纺绩而已，是以妇人之诗罕传。 [5] 沈守庆（1518—1601）《遣闲杂录》云： 妇人能文者，古有曹大家、班姬、薛涛辈，不可殚记。在中国非奇异之事，而我国则罕见，可谓奇异矣。 [6] 留意东亚女性诗文文献者如李德懋（1741—1793）也说：“高丽五百年，只传闺人诗一首。” [7]这里所提及的女性创作，都是指“闺秀”而言，不包括妓女在内[8]。 朝鲜半岛素有“小中华”之称，其始为华人对他们的称谓，后来逐步演变为其自称。高丽使臣朴寅亮（？—1096）“煕宁中与金觐使宋，所著尺牍、表状及题咏，宋人称之，至刊二公诗文，号《小华集》” [9]。所谓“小华”，就是“小中华”之意。李奎报（1168—1241）《题华夷图长短句》云：“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 [10]从唐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 [11]，到南北宋人以“小中华”看高丽，其间的脉络是一以贯之的。崔岦（1539—1612）《送柳西垧赴京师序》云：“我东素称小中华……之京师也，不能不汲汲于求书……其所求书，尤必以为文章也。” [12]“小中华”的核心即在诗文，所以对于诗文集的购买也特别用心。对于自身的诗文造诣，朝鲜人颇有自信，用朝鲜时代洪万宗（1643—1725）的话来说：“我东文献闻于中国，中国谓之小中华。盖由崔文昌致远唱之于前，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 [13]以文章华国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唯独欠缺的是女性诗文。但就此而言，他们即便注意到这方面的事实，所发出的也是自傲的声音。如徐居正云：“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吾东方女子不学之俗，安知反有益耶？” [14]而当明代女性创作成为一代风气，并且传入朝鲜后，便开始引起朝鲜有识之士的反省，许筠（1569—1618）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他说： 东方妇人能诗者鲜，所谓惟酒食是议、不当外求词华者耶？然唐人诗以闺秀称者二十余家，文献足可征也。近来颇有之，景樊天仙之才，玉峰亦大家……文风之盛，不愧唐人，亦国家之一盛事也。 [15] 这里所说的“唐人”，指的就是中国人。二十余家的闺秀诗文，对于朝鲜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创作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对许筠有所刺激。经过一番反省，他提出了本国闺秀的代表，一是其姊氏许兰雪轩（名楚姬，字景樊，1563—1618），另一个是李玉峰（？—1592），同时又将她们的创作上升到“国家之一盛事”的高度，可谓空前之论。 许筠只是笼统地说到中国闺秀之作二十余家，两百年后的成海应（1760—1839）在其《兰室谈丛·妇人诗集》中则作了详细列举： 妇人诗集始于颜竣、殷淳，而徐陵、李康成有《玉台》之编，蔡省风有《瑶池》之咏，代如甄综，韦縠《才调集》辑闺秀一卷。宋元以降，选家类不见遗。明朝则有郦琥之《彤管遗编》，张之象之《彤管新编》，田艺衡之《诗女史》，刘之珍之《翠楼集》，俞宪之《淑秀集》，周履清（案：当作“靖”）之《宫闺诗》，郑琰之《名媛汇编》，梅鼎祚之《女士集》、《靑泥莲花记》，姚旅之《露书》，潘之恒之《亘史》，赵问奇之《古今女史》，无名子池上客之《名媛玑囊》，竹浦苏氏之《臙脂玑》，兰陵邹氏之《红蕉集》，江邦申之《玉台文菀》，方维仪之《宫闺诗史》，沈宜修之《伊人思》，季娴之《闺秀集》，而靑黄杂糅，真赝交错，济南王士禄悉从考正，为《然脂集》。 [16] 成氏列举了大量明代闺秀诗集 [17]，是否皆亲见不可断言，但或多或少应有传入朝鲜者。这些书在现存的朝鲜王室书目中俱未见，因此，可以推测其流传范围主要是在民间。 书籍交流的途径，我以前曾归纳为采购、输入、翻刻、馈赠四项 [18]，考察东亚的书籍环流，其途径大致类此，只是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此处拟围绕与女性文学相关的书籍略述如下。 二 采 访 自明正统十四年（1449）倪谦出使朝鲜，与朝鲜文臣多有诗文酬唱，朝鲜方面将这些作品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终于《癸酉皇华集》（1634年刻），形成了近两百年明鲜之间的诗赋外交传统，这就是现存的二十五种（一种不完整）《皇华集》 [19]。这些书不仅“随在锓梓，饰以金碧，揭之楣间”，而且“布之国中，俾为矜式”，华察说自己“曩在京师，每从缙绅间得闻其概，未尝不心壮其事而乐道之也” [20]，可见其口耳相传之广。透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这些书也为中国文人所阅读，并且引发了他们浓厚的兴趣。许筠《丙午纪行》 在北京见《皇华》旧刻，如李荇、郑士龙、李珥俱有集乎？……近观柳老（当指柳成龙）之作，圆转婉亮，有胜于前人也。贵国人诗，可速缮写以示。 [21] 此事发生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中国文人在北京就可以看到《皇华集》，由于对此类文献的阅读而引起对朝鲜人诗的兴趣，因此，到朝鲜后就自然生出收集采访的愿望。这不能解读为止是朱之蕃的个人兴趣，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一批中国文人共有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祖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后，明军出兵援朝，为之收复故土，军中韩初命、吴明济、汪世锺、蓝芳威等人，都怀有采访朝鲜诗的心愿，就不难理解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两部《朝鲜诗选》和一部《朝鲜诗》。 最先编纂成帙的是吴明济的《朝鲜诗选》，据其自序，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随军援朝，次年在义州向李文学等人“访东海名士崔致远诸君集”，“有能忆者，辄书以进，渐至一二百篇”；至汉城，为收集朝鲜诗，“馆于许氏，许氏伯仲三人，曰篈、曰筬、曰筠，以文鸣东海间。篈、筠皆举状元，筠更敏甚，一览不忘，能诵东诗数百篇，于是济所积日富。复得其妹氏诗二百篇。而尹判书根寿及诸文学亦多搜残篇，遂盈箧”；其后又“馆于李氏，李氏，朝鲜议政德馨也，雅善诗文，济益请搜诸名人集，前后所得，自新罗至今朝鲜共百余家。披览之，凡两月不越户限，得佳篇若干篇，类而书之” [22]。此书之编成，完全得自于其本人在当地的采访。 又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和吴明济不同，他的采访对象不是文学名家，而是民间百姓。由于语言不通，他或是通过“译人”，即翻译；或是凭借“楮颖”，即纸笔，尤其是后者。“即马圉重厮（蓄马者和杂役）亦工点画”，“士多通诗，以至于方之外，捆之中，在不乏人。初不以靺鞈士于翰墨寡所短长，时诣军幕，以诗相投赠，或以其国中所为诗交出而传示。久而益亲习，煦若家人情”；“自忘疎陋，亲为订选，共得诗如干，厘为四部” [23]。吴知过序言亦称，“（蓝公）首尾在朝鲜者几三年，得朝鲜投赠诗及士女自所为诗几数百篇，皆不辞手录，而亲为选订” [24]。但此书编成于吴书之后（吴编刊刻于万历二十八年，蓝编刊刻于万历三十二年），受其较大影响也是事实 [25]。 汪世锺（字伯英，参与者可能还有贾维钥）则编就《朝鲜诗》四卷，其书已佚，据徐 三部诗选的编者、眼光、采访对象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突出女性创作，尤其是许兰雪轩，在三部书中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今本吴编共七卷，入选诗人一百十二名，诗作三百四十首，兰雪轩一人就入选五十八首。此书还入选了李氏、成氏、俞汝舟妻、赵瑗妾李氏等其它女性之作。蓝编八卷，收诗五百八十五首，兰雪轩一人就占两卷，诗作一百三十首，其地位之突出也十分明显。此外，还入选了新罗女王、赵瑗妾李淑媛、李氏、成氏、俞汝舟妻等。汪编虽不见，但从旁证材料可见，亦同具以上特点。如王同轨云：“蓟州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梓其中诗成帙，独许姝氏最多而最工。” [27]洪万宗亦指出：“近世蓟门贾司马、新都汪伯英选东方诗，独兰雪轩诗最多。” [28]如果注意到吴编本“同阅校正”者的名单，贾、汪二人皆名列其中，则其受吴编影响，突出兰雪轩的地位，也就很自然了。 三 购 买 购买是双边贸易的内容之一，有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朝之间的贸易问题，前人已有一些研究，获得了若干基本认识。如全海宗指出：“中国与韩国间交易共有两种。其一是通过使行往来进行的交易；其二是直接在国境地带进行的交易。” [29]这也就是张存武所说的“使行贸易”和“边市” [30]。就书籍而言，完全属于使行贸易。相较而言，以官方意志购买的书籍种类多显陈旧保守，内容多为程朱性理学著作，而其它种类的或代表新学风的著作，则有赖于私人购买。李德懋在给金锺厚（直斋）的信中曾说：“中国书籍之稍稀贵者，除非文士入燕亲购，则元无可得之理。” [31]清人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亦载：“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直购回。” [32]以致于有些狡狯的中国书商，往往以高价将普通书籍出售给朝鲜人。沈德符曾记载万历年间事云：“朝鲜俗最崇诗文……皆妙选文学著称者充使介，至阙必收买图籍。偶欲《弇州四部稿》，书肆故靳之，增价至十倍。” [33]这种情形在清代也同样存在 [34]。 一般来说，朝鲜人到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中国书。但是在明代后期的一些总集中，即便是以中国诗歌为主，也还是会兼选朝鲜诗。因此，购买中国书的同时，也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书籍的环流。李宜显（1669—1745）曾出使中国，后于其《陶峡丛说》（1736年撰）中记载：“明人绝喜我东之诗，尤奖许景樊诗，选诗者无不载景樊诗。” [35]其后举到的选本有蓝芳威《朝鲜诗选全集》、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陈子龙《明诗选》、锺惺《诗归》等。尤其是《列朝诗集》在朝鲜获得很高评价，故影响亦大 [36]。而在专选女性作品的诗集中，如《名媛汇诗》、《古今女史》、《名媛诗纬初编》等，也从不忽略朝鲜女性的作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印的蘧觉生《女骚》，赵时用为之序，言及编选范围，就有“夷夏兼录” [37]之语，这似乎已经成为十七世纪以降中国女性诗选的通例之一。考察这些诗选中朝鲜女性作品的文献来源，绝大多数是依据上文所举的《朝鲜诗选》等书而作的“二次诗选”。以《列朝诗集》而论，其朝鲜部分基本上出自吴明济《朝鲜诗选》，书中多次引用吴明济诗选自序以及许筠的后序，其选兰雪轩诗明确表示：“今所撰录，亦据《朝鲜诗选》，存其什之二三。” [38]又选李达之诗，出自《荪谷诗集》，自云“天启中，毛总兵文龙守皮岛，属访求东国书籍，以此集见寄” [39]，可知亦访求所得。《明诗综》的“属国”部分亦选入不少高丽、朝鲜诗，言及相关文献云：“今之存者，仅会稽吴明济子鱼《朝鲜诗选》而已。” [40]又林悌（1549—1587）名下云：“诗见《朝鲜采风录》。” [41]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朝鲜采风录》乃康熙十七年（1678）赴朝颁诏副使孙致弥撰，实因康熙“令采东国诗归奏”，故朴弥《送诏使还京师诗序》亦谓此行使臣“所索者惟诗文与书法而已”，“前此所未有也” [42]。朱彝尊《明诗综》参考此书，选入了朝鲜诗人的作品。而当这些中国人编纂的诗选（其中也包括女性作品）被购入朝鲜，就形成了书籍的环流。 据俞士基《林碧堂遗集跋》云：“去岁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书状赴燕，购得钱牧斋谦益氏所辑《列朝诗集》，归以视余。” [43]据《使行录》记载，金斗明作为书状官赴燕的日期是朝鲜肃宗八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 [44]，上距《列朝诗集》之刊刻有三十年，这是明确记载购入时间的最早记录。 朱彝尊《明诗综》的购入者为李宜显，其《庚子燕行杂识》下列举此行所购典籍，就有此书，时在朝鲜肃宗四十六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 明末锺惺、谭元春编有《诗归》，指《古诗归》和《唐诗归》两种，又有旧题锺惺之《名媛诗归》三十六卷，王士禛以为“乃吴下人伪托锺、谭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 [45]，《四库提要》指出：“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祯《居易录》（当作《池北偶谈》）亦以为坊贾所托名。今观书首有书坊识语，称名媛诗未经刋行，特觅秘本精刻详订云云，核其所言，其不出惺手明甚” [46]。但李宜显《陶峡丛说》引及《诗归》，并谓其中入选兰雪轩诗，则此书实即指《名媛诗归》。最早读过此书的朝鲜人是南九万（1629—1711），他说自己“曾入燕馆，得《名媛诗归》一帙” [47]。考其履历，他曾于肃宗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十二年（1686）两次作为朝鲜正使赴燕，故其获得《名媛诗归》的时间也就在此际。又据申光洙（1712—1775）《答姜正言必慎》云：“家弟光河，曾奉《诗归》一借之敎，每以不果得见自恨。适赴妇家不还，今拜申许，从后投示，兄弟庶得以与寓目焉。” [48]他向姜必慎商借的《诗归》，看来也还是《名媛诗归》。“高灵之申，世以文学显。”[49]其妹申芙蓉堂（又号山晓阁，1732—1791）就有《山晓阁芙蓉诗选》一卷，其《冬至思兄》是写给光洙和光河（1729—1792）的信：“不知京中之二兄，谁家与朋友讲论诗书而罢，时时愁思极心。”[50]为不得参与其间而惆怅。家中有如此高才的妹氏，他们对女性作品的关心也就十分自然，故一再向人借阅。 李德懋曾于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入燕，曾在北京琉璃厂寻访书籍，“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 [51]，写成待购书目，其中就有文粹堂的《名媛诗抄》和文焕斋的《名媛诗归》。可见此二书在朝鲜还是流传不广的。 四 输 入 采购是东人到中国购买，输入则是中国人将书籍带进。上一种方式主要在中朝之间发生，后一种方式则在中日之间（朝日之间也有少量发生） [52]。关于中日之间的贸易，前人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53]。尤其是利用日本现存的各种“舶载书目”，可以从不同方面展开中国书籍输入日本之研究。中日之间在长崎的贸易频繁，大量书籍通过商船输入日本。这些商船多来自于江浙和福建，而明清以来的江浙不仅是人文渊薮，也是刻书业的重镇。胡应麟《经籍会通》指出：“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多；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 [54]这是明代后期的情况，清代亦大体如此，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变，城郭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 [55]由于赴长崎的清商多来自于江浙、福建，故书籍输入的速度和数量也是惊人的。朝川善庵（1781—1849）《清嘉录序》指出：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者，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抄》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1830）首夏，而天保辛卯（1831）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 [56] 对于这类情形，连朝鲜人也要感叹“何其邮传之速而先睹之快也” [57]！ 虽然女性诗文只占输入书籍的极小部分，但根据保留至今的各类舶载书目 [58]，还是能够举出如下作品： 《古今女史》一部一套，元禄八乙亥年（1695） 《闺贞集》一部一本，元禄十六癸未年（1703） 《名媛诗归》，享保八癸卯年（1723）；一套八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古今名媛诗归》一部一套，宽政十一己未年（1799） 《彤管新编》一部四本，享保十一丙午年（1726） 《午梦堂诗》一部八本，安永八己亥年（1779） 《本朝名媛诗抄》一部一套，天明三癸卯年（1783）；一套二本，天明六年（1786）寅拾番船 《名媛尺牍》五部各一套（一部新渡，一部阪上领作，三部买请人），天保十二丑岁（1841）；一部一套，天保十二丑岁（1841） 《彤管遗编》一部二套，申三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一部二套，申四番船，嘉永二酉岁（1849）五月 以上诸书，《闺贞集》不详何时何人所撰，但既然在康熙四十二年已经传入，必为此前所有。《午梦堂诗》当即明人叶绍袁编《午梦堂集》。《古今名媛诗归》与《名媛诗归》当为一种。最早一部为康熙三十四年传入之《古今女史》，最晚一部为道光二十九年传入之《彤管遗编》。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袁枚的《随园三十种》，其中包括《随园女弟子诗选》，输入本极多： 《随园卅种全集》一部十套，天保十二（1841）；又一部十二套； 《袖珍随园三十种》二部，天保十五（1844）； 《随园三十种》二部各十六套，天宝十二（1841）；二部，天保十五（1844）；一部十套，弘化三岁（1846）；一部十套，弘化四岁；一部十二包，弘化五岁；一部八套，嘉永二酉（1849）；一部十套，嘉永六年（1853）； 在十二年中进口了十三部八十八套，这还只是不完全统计。此外，包含了朝鲜女性诗的其它中国总集，如《列朝诗集》在享保十一年（1726）和二十年（1735）传入，《列朝诗集小传》则在元禄十二年（1699）传入，此书从《列朝诗集》中裁出单行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次年便传入日本。再如《明诗综》，享保六年（1721）有一部四套传入，此后在宝历九年（1759）、天明二年（1782）还不断陆续传入。尽管这里所罗列的，既不是中国女性作品实际传入时间的起讫，也不是传入作品的全部书目，但通过对这一历史片段的截取，也能使我们遥想当年商舶输入的情形。 至于朝鲜输入日本的书籍，虽然有各种零碎的记录，但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也只有蛛丝马迹可寻。李德懋《盎叶记》六“东国书入日本”曾记录若干书名： 《东国通鉴》《三国史》《海东诸国记》《芝峰类说》《理学通录》《朱书节要》《东医宝鉴》《惩毖录》《晋山世稿》《退溪集》《栗谷集》皆入日本。戊辰信使之行也，大阪人上月信敬，字丹藏，号专庵，问：“阳村《入学图说》、晦斋《九经衍义》、退溪《圣学十图》《启蒙传疑》《朱书节要》《天命图》《自省录》、栗谷《圣学辑要》《击蒙要诀》《启蒙补要解》，皆贵国儒书，而此后又有何人著书卫道耶？”此等书，亦已入于日本，故丹藏之言如此。其中《启蒙补解》，我国所未闻者也。《春官志》，李孟休着，曰：“倭所求请书籍，则《五经四书大全》《朱子大全》《十三经注疏》《退溪集》《东医宝鉴》《东文选》之属，不可胜记。而如《杨诚斋集》《五经纂疏》《文体明辨》《周张全书》《文章辨体》《小学》《字训》《吕东莱续大事纪》等书，我国所无，故不许。” [59] 所谓“戊辰信使”，指的是英祖二十四年（1748）的朝鲜通信使，曹命采（1700—？）为此行之从事官，撰有《奉使日本时闻见录》，其中四月十三日记录： 曾闻我国书籍中《惩毖录》《考事撮要》《舆地胜览》等册子前已入来，而今闻《兵学指南》《通文馆志》新入此地云。此皆训别辈受赂觅给者，而不畏邦宪。此辈之奸弊如此，万万绝痛。 [60] 更早一次的朝鲜通信使为肃宗四十五年（1719），制述官申维翰（1681—1752）《海槎东游录》卷四载： 大阪书籍之盛，实为天下壮观……自我邦关市以来，厚结馆译，博求诸书。又因信使往来，文学之途渐开，而得之于酬答之间者渐广故也。最可惜者，金鹤峰《乘槎录》、柳西厓《惩毖录》、姜睡隐《看羊录》等书，多载两国隐情，而今皆梓行于大阪，是何异于觇贼而告贼者乎？国纲不严，馆译之私货如此，使人寒心。[61] 由此可以推知，朝鲜书籍之输入，是由日本人贿赂“训别”（当为通信使团中的低级随员）、“馆译”（当为倭馆或通信使团中的翻译），由他们私下代为“觅给”。在这些书籍中，也有女性作品。 日本正德元年（朝鲜肃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腊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卫与仪兵卫刊本《兰雪轩集》，乃据朝鲜崇祯后壬申（1692）东莱府重刊本为底本开版。东莱府（今韩国釜山）位于朝鲜东南，与日本对马岛接近，乃通信使赴日必经之地，此书极有可能是由肃宗三十一年朝鲜通信使团成员带入 [62]。据井上和雄编《庆长以来书贾集览》，文台屋治郎兵卫自延宝至天明年间（1673—1789）在京都堀川通营业 [63]。通信使团抵达京都的时间为该年九月末，十二月初一即开版印刷，可见速度惊人[64]。 五 馈 赠 东亚民间的书籍互赠，可谓由来已久。文人交往，总是期待“以文会友”，书籍互赠是不可少的。不过，在明清时代以前，主要是中国人向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赠送书籍，回赠的情况较少。赠送的书籍在被阅读之后，也往往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结成文学史上的成果。如许筠《世说删补注解序》云： 刘说（指《世说》）、何良俊书（指《语林》）行于东也久矣，而独所谓《删补》者未之睹焉，曾于弇州《文部》中见其序，尝欲购得全书，顾未之果。丙午春，朱太史之蕃奉诏东临……将别，出数种书以赠，则是书居其一也。不佞感太史殊世之眷，获平生欲见之书……因博攻典籍，加以注解，虽未逮孝标之详核，亦不失为忠臣也。使元美知之，则必将鼓掌于冥冥中以为愉快焉。 [65] 可知王世贞《世说新语删补》由朱之蕃在丙午年（1606）赠送许筠，筠为注释。尽管此书不传，但由于他的注解，促使了《世说新语删补》较之于刘义庆的原作更为流行，是可以推而想之的。许筠之善为文章，与他对《世说》的深入探究也是密切相关的[66]。而朝鲜人向中国人赠送女性作品，也是从许筠开始的。 吴明济曾在许筠等人的大力帮助下，编成《朝鲜诗选》。其书尚未编讫，吴氏中途回国，就携带了兰雪轩诗（很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得其妹氏诗二百篇”），“长安缙绅先生闻之，皆愿见东海诗人咏及许妹氏游仙诸篇” [67]。所以，中国人到朝鲜，一有机会便主动索取。万历三十四年，明廷以翰林修撰朱之蕃为正使、梁有年为副使颁诏朝鲜，此前已闻兰雪轩之名（这应该得自于《朝鲜诗选》），故与许筠见面之初便询问兰雪轩诗，筠“即以诗卷进，上使讽而嗟赏……两使求石峰书，余适有《玉楼文》两件，分进之” [68]。石峰为韩濩（1543—1605）之号，其书法为海东名笔，颇为当时中国人看重。《玉楼文》即兰雪轩之《广寒殿白玉楼上梁文》，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仲夏，几乎是韩石峰临终之笔。许筠赠送朱、梁二使的，当为该书法之刻本。朱、梁二人读完兰雪轩诗，分别为其集作序题辞，予以由衷赞美和高度表彰。回国后还继续为之揄扬，正如钱谦益所说，“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 [69]。后人出使朝鲜，更是频繁索取其集。许筠《己酉西行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使臣刘实等人索书事云： 徐明来言，在北京见陶庶子龄，言曾见朱宫谕之蕃，道东国有许某者，其姊氏诗冠绝天下，你之彼，须求其集以来。都监乃斯人也，有集在否？余即出橐中一部以给。 徐相公曰：“《兰雪轩集》刘公亦欲得之，俺亦请一件也。”余祗余一卷，出给之，令致于使。其一件该给徐者，约于京。田、杨亦请之，俱以京为期。 [70] 天启二年（1622）梁之垣出使朝鲜，向李廷龟（1564—1635）索要《兰雪轩集》，李氏《答梁监军之垣书》云：“《兰雪斋诗》果有之云，而家不曾贮，闻板本在远郡，从当印来。” [71]直至肃宗四年（康熙十七年，1678），清使“求观东国文籍，赍去石洲、挹翠、荷谷、玉峰、兰雪、圃隐等集” [72]，也仍然没有忘记兰雪轩诗。 而当许筠作为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时候，他也将《兰雪轩集》作为礼品赠送。光海君六年（1614），许筠以千秋兼谢恩正使身份赴中国，金中清（1566—1629）为书状官，撰有《朝天录》，就记载了许筠赠送其姊氏诗集的事：六月十五日，行经辽阳，将兰雪诗集赠送当地官员；六月二十七日，行经小凌河附近，将兰雪轩诗赠送方初阳；七月十日，至永平府，将兰雪轩诗赠送白翰林；十一月十日，筠七月以重赂请白翰林为兰雪轩集作序，至此已撰毕。 [73]以上记载未必没有遗漏，但已经不难看出许筠向中国人慷慨赠送其姊氏诗之不遗余力。 洪大容（1731—1783）于英祖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1765）以随员身份到北京，认识了潘庭筠等人，在笔谈间曾触及到女性诗文创作的问题，潘夫人能诗，故极力表彰女性的文学天才。洪大容保守，力言“行修闺范，是乃妇人事。若修饰文藻，以诗得名，终非正道” [74]。然而此后李德懋致潘庭筠书，则主动索取其妇诗稿： 前因湛轩闻先生贤阁湘夫人有《旧月楼集》，闺庭之内，载唱载和，真稀世之乐事。诗品与桐城方夫人、会稽徐昭华何如也？似有刊本，愿赐一通，留为永宝。 [75] 不仅表现出艳羡之情，而且关注其诗风格，同时提及方夫人（维仪）和徐昭华，前者编有《古今宫闺诗史》，后者为毛奇龄女弟子，皆甚有名气，故李德懋乃援以为比。至于“留为永宝”云云，即便有恭维因素在，至少还是很中听的，想必潘庭筠也会乐于奉送。 东亚女性诗文的流传，其输入方式有时还是非直接的。比如安南的女性创作传入朝鲜，是两国使臣在北京酬唱时附带发生的。李恒福（1556—1618）《书李参议睟光朝天诗后》云： 幼从申君所得见权参判叔强朝京时帖，与安南使者武佐酬唱者居多，而且附本国闺秀送武佐之作数十篇，如淳于莺莺、褚玉兰、徐媪，皆清健豪爽，能弁髦宫掖艳冶之习，盖亦骎骎乎古烈士击筑之遗音欤？申次韶以为二征之余烈，信哉！ [76] 这段文字，后来还被李德懋引用到其《清脾录》中，与他对中国、朝鲜女性创作的评论相结合，构成了一幅东亚女性文学创作的剪影。 六 翻 刻 最典型的例子应该是《兰雪轩集》。此集编纂完成于宣祖二十三年（1590），乃兰雪轩去世的次年。许筠完成编集后，当时的政坛和文坛领袖柳成龙（号西厓，1542—1607）即作《跋兰雪轩集》，次年又为作序 [77]。万历三十四年（宣祖三十九年，1606），朱之蕃、梁有年出使朝鲜，分别为《兰雪轩集》作序题辞，但直到这时，《兰雪轩集》在朝鲜仍无刻本，还是以手抄诗卷的形式流传。最早的朝鲜刻本要到宣祖四十一年（万历三十六年，1608）才出现。但在中国，此前却已经有了《兰雪轩集》的刻本。可以说，该书的最早刻本的出现不在朝鲜而在中国。 今日可考之最早兰雪轩诗文的刻本，是沈无非刊行之一卷本《景樊集》（已亡佚）。沈氏刊刻此集，且作序云： 是编为箕国士女许景樊诗若文，秀色逼人咄咄，无脂粉气……间剽古人，如“冰屋珠扉”一二语，然肖景处故不害为画师后身，世毋以龟兹王所谓骡也而易之。 [78] 沈无非为项鼎铉之妻，据项氏日记载，沈无非“生平酷情研笔，朝夕读书不休，所著诗文成帙。岁丁未悉被于火……有手书所撰《朝鲜许士女集小序》一首，先为其兄沈景倩临上木，今记之以为儿辈存手泽云” [79]。沈景倩即沈德符，乃沈无非之兄。“岁丁未”乃万历三十五年（1607），《朝鲜许士女集小序》为其手书，其兄此前刊刻《景樊集》时曾临摹上木，据俞士玲教授考证，其付梓时间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 [80]。作为“诗文成帙”的女性，沈无非对朝鲜女性的创作也投入关怀，形成了第一个刻本。 又潘之恒《亘史·外篇》卷三的内容也是兰雪轩诗，卷首列其《朝鲜慧女许景樊诗集序》，其中提及“曩沈虎臣娣氏曾梓《景樊集》一卷，余读之” [81]，沈虎臣即沈德符 [82]，故此处所指就是沈无非刊本，可证他曾亲见此书。而他的作序时间乃在“万历戊申（1608）春日”，可知此本虽与许筠初刊本为同一年，但许跋作于此年孟夏，实晚于潘本。 关于朱之蕃刊刻《兰雪轩集》，前人曾经提及，如钱谦益云：“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 [83]又《名媛诗归》云：“金陵朱太史兰嵛出使朝鲜，得其集，刻以行世。” [84]朝鲜安往居（1858—1929）《兰雪轩传略》云：“大明万历年间，朱之蕃使朝鲜，得夫人诗稿弁记之……因此播入中国，锓镂盛行，至有京都纸贵之语。” [85]但有关此本刊刻的时间、地点等，皆无记载，无从详考。 许筠在宣祖四十一年初次刊刻《兰雪轩集》，此即李仁荣《清芬室书目》所谓“宣祖末年改铸甲寅字印本” [86]。自此以后，许筠多次在朝鲜和中国向人赠送的集子都是这一刻本。至肃宗十八年（康熙三十一年，1692）东莱府重刊本，其书板在徐有榘正祖二十年（1796）编《镂板考》和宪宗六年（1840）所编《各道册板目录》中均有著录。除了一次性的批量印刷外，个人若有需求，也可以临时印刷。上文引及李廷龟《答梁监军之垣书》，就说可以设法从“远郡”为他添印一部《兰雪轩集》。又如前些年新发现的恩津宋氏家族所传《家藏书籍簿》，为宋浚吉（同春堂，1606—1672）于显宗九年（1668）至十一年间所撰，其中“家印秩”部分就有《兰雪轩集》 [87]。所谓“家印秩”，就是根据家庭阅读需要而印刷的书籍。此外还有各种抄本，其中以韩国奎章阁一蓑文库所藏者最为完整。又今日本藏一抄本，与李达《荪谷集》（肃宗十九年癸酉1693年刊本）合册，此书为金公铉（1794—？）所藏，抄写时间则在此前，后为日本前间恭作（1886—1942）在山楼收藏，今归东洋文库。 完整的文集以外，还有单篇文章的书法刻本，这指的是兰雪轩《广寒殿白玉楼上梁文》，有韩濩书法本，书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仲夏，朱之蕃曾向许筠求取韩石峰书法，筠乃以此件进之，朱称赏云：“楷法甚妙，真卿上、子敬下也，松雪、衡山似不及焉。”“又欲得真本，不得已，以《长门赋》进之。” [88]以为其书品在颜真卿之上，王献之之下，胜过赵孟頫、文征明。既非“真本”，必为刻本。韩氏书法甚为时人所重，也颇受中国人欢迎 [89]，兰雪轩文经他书写，雕版行世，必然因此而扩大影响。另外一位书法家李盘（青川子）在七十五岁时也书写了此文，并由蓝芳威带回中国，蓝氏曾经向黄上珍、潘之恒展示，潘评“其字遒媚，无一败笔”[90]。 日本的翻刻本上文已提及，乃正德元年（朝鲜肃宗三十一年，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腊月吉旦文台屋治郎兵卫与仪兵卫刊本，底本为朝鲜东莱府重刊本，只是将一卷裁割为两卷，题为《兰雪轩诗集》，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公文书馆。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松皋堂抄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阿川文库藏抄本。 这些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刻本和抄本的大量存在，也就汇合成《兰雪轩集》在东亚的环流。 七 编 集 由于女性作品在东亚的环流，根据能够阅读到的文献，编选他国女性作品，也成为一时的风尚。上文曾经提及，中国人编选女性作品集，“夷夏兼录”已经成为十七世纪以降的通例之一。这也不限于中国一地，在日本和朝鲜也同样存在。 先看日本。如《名媛诗仙集》，藤昌琳撰，宽文十一年（1617）序，延宝六年（1678）跋刊。此书据明人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从中选出唐宋元明四代三十六位女诗人的七言绝句，列作者图像及传记，并交代出典。“三十六”之目，自云仿《本朝女歌仙》。除此以外，还利用了一些小说数据，如武则天名下用到的《如意君传》[91]，莺莺名下用到的《情史类略》[92]，把这些作品归在“名媛诗仙”之下，既有点匪夷所思，亦颇有值得探索的意味。而“三十六”的传统，最早见于平安时代藤原公任（966—1041）的《三十六人撰》，其后又《中古三十六歌仙》，至镰仓时代中期，乃有《女房三十六歌仙》，江户之初，石川丈山（1583—1672）又立“三十六诗仙”，于京都建“诗仙堂”。故此选本虽取材于中国，在编选上则富有日本特色。 又如《随园女弟子诗选选》上下卷，大窪行（号诗佛，1767—1827）编，江户和泉屋庄次郎等，文政十三年（1830）刊，后又有天保十五年（1844）刊本。本书自《随园女弟子诗选》中再作甄选，共得随园女弟子十九人诗。上文根据现存舶载类书目，《随园女弟子诗选》随着《随园三十种》输入日本的时间，最早是在天保十二年（1841），但既然大窪氏能够在文政十三年编纂此书，则其传入时间显然要更早。大窪诗佛在当时与菊池五山（1769—1849）、市河宽斋（1749—1820）、柏木如亭（1763—1819）等人成立了江湖诗社，共倡“清新性灵”之诗，他们重刻了袁枚的《随园诗话》，但并非简单地将中国本照样翻刻，而是从中选出“合法之诗及论数十百首” [93]，经过其自身的筛选。《随园女弟子诗选选》的情况也类似，原书六卷，大窪选出二卷。菊池五山又被时人称作“本邦之袁子才”[94]，既仿《随园诗话》而作《五山堂诗话》，又“每逢闺秀诗，必抄存以广流传” [95]，可见这一诗社骨干皆积极推动女性作品的流传。 到了明治时期，类似的编集更多，略举如下： 《名媛诗归绝句抄》二卷，阙名选，江户末明治初抄本。 《历代名媛诗文》二卷，久保田梁山选，小野长愿（湖山）校，东京正荣堂内田弥兵卫刻本，明治十一年（1878）版。 《历代名媛尺牍》二卷，清陈韶编，日本岛田均校，明治十一年刊巾箱本。 《历代名媛尺牍》二卷，清陈韶编，日本岛田均校，东京万青堂刊，明治十一年版。 《历代名媛尺牍》二卷，清陈韶编，大冈让点，大阪关原利助刊本，明治十一年版。 再看朝鲜。朝鲜人编集的中国作品，现存最早者为高丽时期的唐诗选本《十抄诗》，且有丽末僧人的注释。而第一部日本诗选，是由李书九（1754—1825）、柳得恭（1749—1807）、朴齐家（1750—1805）、李德懋等人参与编纂的《日东诗选》，又名《蜻蛉国诗选》。此皆集中于一国。柳得恭在正祖二十年（1796）编纂的《并世集》，选录了中国、日本、安南、琉球诗人的作品，颇具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眼光。只是以上的诗选，一概未涉及女性作品。第一部作品，是朝鲜纯祖中期（1818年前后）无名氏编《名媛诗归抄》一卷一册，编选中国名媛数十家作品。此书后为前间恭作收藏，现归日本东洋文库 [96]。又朝鲜末期郭灿编《东洋历代女史诗选》[97]，虽然出现较晚，却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展示东亚女性诗歌面貌的惟一选本。全书六卷，分选中国、日本和朝鲜女性诗凡五千五十余首，卷一至卷五是中国部分，自上古少昊嫘祖至晚清康同璧，卷六为日本、朝鲜部分，日本十六人，朝鲜五十二人。此书编于日据时代的朝鲜，故在编选次序上以日本置于朝鲜之前，选本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重新以东亚整体眼光考察女性作品，本书实具有开创意义，客观上也仍能给人以启示。 八 结 语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领域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书籍史是一门重要的新学科，是一种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类如何沟通和交流的学问”，“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98]。可见，近三十年来的欧美书籍史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观念，而是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 [99]。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无休止的。前者所获往往是书籍传播的“表像”，而“环流”着重探索的是书籍传播、阅读之后的“心象”。2010年举办的“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会议，尽管其主旨已有新意，会议论文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或多新见，但实际成果依然属于单向的，能够在文献、历史、理论和方法上达到“环流”要求的实为罕觏。 注释： [1]《诗薮》外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331页。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名媛汇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1766页。 [4]林鹅峰编：《本朝一人一首》卷三，《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附原文，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371页。 [5]赵锺业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首尔：太学社，1996），页510—511。 [6]《大东野乘》本（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二年），页327。 [7]《清脾录》卷三，《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258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00），页45。 [8]从清代开始，中国人编纂女性诗文总集，往往将“闺秀”和“青楼”区分为二。如清代恽珠编选《国朝闺秀正始集》，其例言之一云：“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便将“青楼”逐出“闺秀”。晚清时人衡论女性作品，也多分别论述者，如雷瑨既有《闺秀诗话》十六卷，又辑《青楼诗话》两卷，专记妓女之作。金燕辑《香奁诗话》三卷，也分为闺秀、青楼和方外。朝鲜人继承了这种作法，如《李朝香奁诗》就将入选作者区分为“闺秀”和“娼妓”两类。 [9]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六肃宗明孝大王丙子元年九月（首尔：明文堂，1981），页153。 [10]《东国李相国集》卷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页469。 [1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九（首尔：景仁文化社，1973），页79。 [12]《简易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49册，页287。 [13]《小华诗评》卷上，《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卷，页424。 [14]《东人诗话》卷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1卷，页511—512。 [15]《鹤山樵谈》，《稗林》本（首尔：探求堂，1991），页24。 [16]《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78册，页108。 [17]其中也有个别讹误，如《青泥莲花记》、《露书》皆为笔记小说，非女性诗集。 [18]参见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二章（北京：中华书局，2007）。 [19]有关现存各种《皇华集》的介绍，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鲜与〈皇华集〉》下编有概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可参看。 [20]华察《读皇华集序》，《己亥皇华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1册，页693。 [21]《惺所覆瓿稿》卷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页291。 [22]祁庆福，《朝鲜诗选校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页238—239。 [23]蓝芳威《选刻朝鲜诗小引》，《朝鲜诗选》卷首，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藏本。 [24]《蓝将军选刻朝鲜诗序》，同上注。 [25]参见李锺默《关于伯克利大学藏本蓝芳威编〈朝鲜诗选全集〉》，李春姬译，载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 [26]沈文倬校注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7），页170。 [27]《耳谈类增》卷五十四“朝鲜许姝氏诗”，《续修四库全书》第12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211。 [28]《小华诗评》卷下，《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3册，页524。 [29]《清代韩中朝贡贸易考》，收入《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页229。 [30]参见其《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第二章、第三章（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31]《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页255。 [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 [33]《万历野获编》卷三十“朝鲜国诗文”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786。 [34]李德懋《入燕记》载：“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输东来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大家文抄》、《唐诗品汇》等书，此二种虽曰实用，然家家有之，亦有本国刊行，则不必更购。中国则此二书亦广布，不必珍贵，价亦甚低。但朝鲜使来时，必别为储置，以高价卖之。东人之孤陋类如是。”李[土甲]《燕行纪事•闻见杂录》记载中国商人“自相买卖时，呼价过高，则必曰‘我非高丽人，尔何呼价如此’云”。李在学《燕行日记》也有类似记载，其《馆中杂咏》更有诗云：“馆中货侩序班曹，伎俩由来判析毫。相对东人愚弄甚，镴铃燔佩价犹高。” [35]《陶谷集》卷二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页455。 [36]李宜显《陶峡丛说》指出：“选明诗者亦多，钱牧斋《列朝诗集》当为一大部书。盖自元末明初至明之末叶，大篇小什，无不搜罗尽载。而旁采僧道、香奁、外服之作，亦无所遗，实明诗之府库也。”（《陶谷集》卷二十八） [37]胡文楷编着，《历代妇女著作考》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885。 [38]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6857。 [39]同上注，页812。 [40]《静志居诗话》，《明诗综》卷九十五上引（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4403。 [41]同上注，卷九十五下引，页4453。 [42]《池北偶谈》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426—429。 [43]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页15。 [44]《同文汇考补编》卷七，《同文汇考》第12册（台北：珪庭出版社，1980），页950。 [45]《池北偶谈》卷十八“名媛诗”条，页435。 [4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名媛诗归》提要语（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1759。 [47]《题林碧堂七首稿后》，《药泉集》卷二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32册，页455。 [48]《石北集》卷十一，《韩国文集丛刊》第231册，页414。 [49]申光河《申光洙行状》，《石北集》卷十六附录，同上注，页506。 [50]《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页608。 [51]《入燕记》下，《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页220。 [52]在中朝之间书籍输入的情况极少，偶而出现，也是由于漂流船的原因，并非图书贸易。 [53]代表性的著作如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等。 [54]《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页41—43。 [5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 [56]《乐我室遗稿》卷二，崇文丛书第二辑之五十一（东京：崇文院，1931），页8。 [57]李尚迪《读〈蔫录〉》，《恩诵堂集》续集“文”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页242。 [58]据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ゐ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资料编（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 [59]《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页56。 [60]辛基秀、仲尾宏编，《大系朝鲜通信使》第六卷（东京：明石书店，1994），页131。 [61]《青泉集》续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页491。 [62]我此前在《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的《兰雪轩集》解题中提出这一看法，得到了日本学者仓员正江教授的呼应，见其《〈九州諸将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兩朝平攘錄〉に記錄された朝鮮女流詩人——》（载《近世文芸研究と評論》第八十二号，2012年6月）。只是现在需要稍作修正，即此书之传入并非出于通信使团宣扬朝鲜文教之盛的目的，而是某些“不法”者受日本人的贿赂而代为私购的。 [63]《庆长以来书贾集览》（大阪：高尾书店，1916），页84。 [64]再举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申维翰《海槎东游录》卷四记载：“湛长老以大阪新刊《星槎答响》二卷示余，此乃余及三书记与长老答赠诸什，而所刊在赤关以前之作，余未卒业。然计于一朔之内，剞劂已具。”（《青泉集》续集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0册，页491—492）刊刻两卷书，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65]《惺所覆瓿稿》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页173—174。 [66]李德懋《耳目口心书》四指出：“许端甫《覆瓿集》简牍娟奇可喜，东国罕有也。学明文者，而其取用者，一部《世说》也。”（《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一）这里所说的《世说》，也应该指王世贞的《世说新语删补》。而许筠为文之受其影响，实不止于尺牍，他在其后编纂的《闲情录》一书，更能够体现他对“世说体”的仿造。 [67]《朝鲜诗选序》，《朝鲜诗选校注》，页239。 [68]《惺所覆瓿稿》卷十八《丙午纪行》，《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页290。 [69]《列朝诗集》闰集，页6856。 [70]《惺所覆瓿稿》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页296。 [71]李廷龟，《月沙集》卷三十四，《韩国文集丛刊》第70册，页89。 [72]《通文馆志》卷九（首尔：民昌文化社复制日本朝鲜总督府影印京城帝国大学藏本，1991），页134。 [73]参见金中清《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1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页448、465、481、542。 [74]《湛轩书》外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页136。 [75]《青庄馆全书》卷十九，《韩国文集丛刊》第257册，页264。 [76]《白沙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2册，页197。 [77]此序已佚，据许筠甲辰（1604）八月《上西厓相》云：“辛卯岁，辱制亡姊诗集序文以惠。”（《惺所覆瓿稿》卷二十）可见柳氏确序其集。 [78]项鼎铉，《呼桓日记》卷二引，《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2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页454。 [79]同上注，页453。 [80]参见俞士玲《明末中国典籍误题兰雪轩诗及其原因考论》的相关内容，载张伯伟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304—305。 [8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4册，页23。 [82]清人厉鹗《焦山古鼎》诗自注云：“明世宗自号天池钓叟，见沈虎臣《野获编》。”（《樊榭山房集》卷六）即指沈德符之《万历野获编》。 [83]《列朝诗集》闰集卷六，页6856。 [84]《名媛诗归》卷二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9册，页329。 [85]《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页171。 [86]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4692。 [87]参见韩国庆北大学校Song Ke-Young博士“A Study on the Time of Making Gahang Seojeokbu Handed Down by Dongchundang’s Descendants Family”, 文末附录经过整理的《家藏书籍簿》，载韩国《书志学研究》第38辑，2007年12月，页1—33。 [88]许筠，《丙午纪行》，《惺所覆瓿稿》卷十八，《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页292。 [89]《星湖僿说类选•技艺门》“韩石峰”条载：“壬辰天将李如松、麻贵、北海滕季达及琉球梁粲之徒，皆求书带去。王世贞云：‘东国有韩石峰者，其书如怒猊决石。’朱之蕃亦云：‘当与王右军、颜平原争其优劣。’”（首尔：明文堂，1982），页449。 [90]《亘史》外编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4册，页23。 [91]《如意君传》是现存明代最早的艳情小说，以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其与“名媛”品格相去甚远，现存版本皆为和刻本，日本且多有翻译、仿作、改写等，而从《名媛诗仙集》的引用来看，也可以为此书在江户时代的流行添一左证。 [92]参见仓员正江《〈九州諸將軍〉記揭載李玉峰、許蘭雪軒記事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兩朝平攘錄〉に記錄された朝鮮女流詩人》第七节。 [93]荏土柏昶《序》语，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20辑（东京：汲古书院，1978），页71。 [94]加藤良白，《柳桥诗话》卷上，赵锺业编，《日本诗话丛编》第9册（首尔：太学社，1992），页35。 [95]《五山堂诗话》卷二，《日本诗话丛编》第7册，页95。 [96]藤本幸夫，《日本现存朝鲜本研究•集部》（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6），页114。 [97]《东洋历代女史诗选》（京城：宝文馆，1920）。 [98]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书籍史话》，收入《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85。 [99]较为集中的论述不妨以王勇主编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为例，该书精选了2006年在杭州举办的“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最新出版的王勇主编之《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其第二编命名为“典籍环流”，夷考其实，主要讲的还是单向的传播。 [100]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页497。 [作者简介]张伯伟，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