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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三吴之地为文化大国，文人众多、文社密集、文学发达、文献繁富，不唯是吴文学史上之高峰时段，亦对华夏全域文学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考察其文化发达的原因时，吴文化圈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吸纳性，以及基于此种特性之上，与他域文化的交流相长不容忽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互动便是极重要一端。明清中州不唯是理学渊窟，文学方面如李梦阳、何景明、侯方域、宋荦等，亦大家迭出，地位亦不可轻觑。而中州诸府中，归德人文尤盛，贾开宗《归德府志序》云：“窃思宋虽滨河，而三百年升平养之教之，富庶夙成，且世家林立，人文蔚兴，遂鼎足三吴。”［1］（卷一）归德处豫之东陲，辖雎州、商邱、宁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考城、柘城一州八县，扼开封与徐州水陆交通之咽喉，是连接中州与江南的枢纽，亦为江南便道中州之京师的必经之地。特殊而重要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归德成为研究中州与吴地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文学互动的极佳样本。 地区间文学互动最基本的途径是文人交流，文人交流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如仕宦、客游、流寓等等。通过多样化的文人交流，达成文学观念的相须相融，文学创作的相激相应，文献传布的相济相助等，是不同地区间文学互动的重要内涵。以仕宦为例。明末清初，吴地文人沈珣、顾汧、沈荃、汤右曾等都曾任官中原，特别是顾汧和沈荃，一以疆臣主修《河南通志》，一以名翰林宣布风雅，于中州文化、文学建设贡献尤大。而中原文人如理寒石、李继白、汤斌、宋荦等也曾仕宦吴地，尤其是归德的汤斌、宋荦二人，开府苏州引领风雅近二十年，对康熙年间吴地文化、文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总体上看，以归德为中心，以文人交流为重点，考察明清之际中州与吴地的文学互动，把两地文学生态环境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视域来审视，对于拓展两地文学乃至整个明清文学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雪苑前六子与吴地文人在党社活动中桴鼓相应 雪苑社是明末清初大江以北影响最大的文社之一，沈德潜《眺秋楼诗集序》云：“雪苑自侯朝宗先生倡明风雅，吴伯裔辈起而和之，时称六子。漫堂宋公，为之后劲。数风雅者，江以北推梁园为盛。”［2］（194）关于雪苑社成立时间和雪苑前六子，谢国桢认为“雪苑社创办于崇祯十二年（1639）”，是由“侯方域、贾开宗主办的，入社的共有四人，为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愚、徐作霖”。［3］（140-141）这是有争议的。①事实上，雪苑社在侯、贾之前即已存在，据贾开宗《雪苑会业引序》记：“明神宗末，太守郑公玄岳刻《雪台会草》，人文蔚兴，名公巨卿甲于天下……其后，邑侯孙公伯雅初蒞太丘，继蒞于兹，刻《两社合刻》……其后，郡司李万公吉人刻《雪苑新业》，吴子伯裔、伯胤、刘子伯愚、徐子作霖、侯子方域辈，一时济济，振于三吴。”［1］（卷二）可知雪苑文人结社为文业活动最早可上溯至万历末期的雪台社②，且当时社中文业水平已很高。只是到启、祯之际，随着南北交流增多，侯方域等雪苑文人方“振于三吴”而已。贾文所提到的郑玄岳、孙伯雅、万吉人皆为东林巨擘，同时归德沈鲤、侯执蒲、侯恂、侯恪、练国是等亦为东林党人，极深的东林渊源为雪苑后辈在江南文化圈中的交游，既积累了深厚人脉，也预设了政治文化立场，而发达的科举文业也为雪苑后人在以会业为主的江南文社活动中扬名奠定了文化基础。 启、祯之际，江南社事大盛，而复社盟之，中州文人与盟者，则以雪苑前六子为中坚。计东《偶更堂诗集序》记： 启、祯丁卯、戊辰之间，江南北文会之事大盛，应社倡之，复社承之。中州文人翕然与应、复两社相唱酬者，梁园数君子也。且是时陪京有太学，海内能文之士大半繇此应制举。高秋七、八月，胜流云集，问讯往来，交错于道，南方之才士，中原莫不闻；中原之才士，南方莫不识也。至辛巳岁，我师张西铭先生殁，文会失领袖。壬午岁，中州即大被寇难，屠戮梁园才士几尽，制科亦不行。自是以后，风流凋丧，南北阻绝不通者数年。［4］（卷二）启、祯丁卯、戊辰（1627、1628）至崇祯壬午（1642）可视为明末清初两地文人交游与文学互动的第一阶段。计东认为，这一阶段“梁园数君子”与江南文化圈的交游始于党社与科举活动，终于李自成屠梁园，是十分准确的。而在考察雪苑诸子参与江南党社与科举活动时，必须高度关注南国子监这一平台的作用。 明代归德不在南直乡试范围之内，故归德士子不能贡入南雍，但南直官员子弟则可以荫入南监学习。崇祯二年（1629），侯恪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氏子弟即多有读书其中者，刘榛《侯辅之文序》记：“吾不及见辅之少时，闻其以任子，结发携策游南雍，声藉甚。与一时南北名流驰骋上下，豪迈自喜，有不可一世之概。”［5］（卷二）侯辅之是侯恪幼弟，朝宗叔父。特别是崇祯三年（1630），杨廷枢、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彭燕又等吴地文化名流皆出侯恪门下，门生座主关系使得这些人对侯氏青年才俊揄扬有加，贾开宗《赠侯辅之序》云其入监读书时“已踰弱冠，文学有声，江南诸文人如张溥、陈子龙皆称说舋舋不置，兼选刊其著述，以公海内”［1］（卷一）。彭宾《四忆堂诗集序》记：“曩者万年少相订为中州之游……介余于侯氏之族，谓此中有长华、朝宗，赋诗宴客，不减梁园……嗣后，蒋黄门鸣玉、周文学勒逌相继往游，归述梁园人物之盛，如霖苍、让伯、孝先、静子、恭士其选也，而首推服者则称道朝宗勿绝。”［6］（卷首）其中万年少、蒋鸣玉也是崇祯三年乡试时侯恪门下生，他们对侯朝宗极力推扬，并及其他雪苑文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雪苑前六子取得“振于三吴”的文学声名，恰恰是三吴名士基于科举因素不遗余力，为之揄扬的结果。 另一方面，雪苑文人也桴鼓相应，积极回应并参与应社、复社会业乃至政治文化活动。首先雪苑社加入了应社，一般认为它就是江北应社。张溥《江北应社序》记：“予知能合三社（按：指故城、莱阳、商丘）为一家者，必在商丘矣。无何，千之（伯愚）、让伯（伯裔）、延仲（伯胤）选江北文成，贻书言指不出予所臆论，兼以应社为名。正余始事数子之约，期予白首，兄弟无间言也。”［7］（卷一）可见刘伯愚、吴伯裔兄弟主持编选江北应社社稿，是与天如早有约定的，尤见其南北联手之意。其中刘伯愚在南北呼应方面作用尤大，徐作肃《刘千之文序》云：“制义之道，自明万历后，破坏其体与奇诡其词、怪诞其理者不可底。娄东张西铭、吴县杨维斗、贵池吴次尾、虞山杨子常、顾麟士起于南，千之起于北，各出而维之。即雪苑人士彬彬一时，而南北遥相和，实千之为之倡也。”［8］（卷上）雪苑与吴地文人南北联手，对其时文风影响极大。 应社、复社合并后，雪苑诸子加入了复社，特别是侯方域，不但与复社名流文学唱酬，也是发起《留都防乱公揭》等政治事件的主角。但是随着复社人员组成越来越复杂，其中文学观念也逐渐分化，在复社众多内部小团体中，雪苑文人与几社云间六子交游最密切。侯方域《大寂子诗序》记其与云间六子定交情况甚细：“忆余年十八岁，交孝廉（彭宾）及考功（夏允彝）、黄门（陈子龙）；又四年，交周子（勒逌）于梁园；又一年，交舍人（李雯）于燕邸；又一年，交徐君（孚远）于金陵，先后咸相善也。”［9］（卷一）朝宗与六子皆有酬赠诗，且不乏感情深挚之作，如《寄夏进士允彝》云：“几时重把臂，江上采芙蕖。”［6］（卷二）从前引彭宾《四忆堂诗集序》可知周勒逌等亦曾馆雪苑，且对雪苑前六子均极推赞，可见两个文人群体间的交流是互动的。 雪苑诸子与云间诸子交往密切，主要因为他们文学观念最为接近，邓汉仪即称侯方域“阴袭华亭之声貌”［10］（1809），徐世昌也认为侯诗“仍沿云间余派”［11］（卷二十一）。云间派诗学思想总体上是蹑踪七子而追法盛唐以上，陈子龙《仿佛楼诗稿序》云：“盖予幼时即好秦汉间文，于诗则喜建安以前，然私意彼其人既已邈远，非可学而至。及得北地、琅琊集读之，观其拟议文章，沨沨然何其似古人也，因念此二三子者去我世不远，竭我才以从事焉。”［12］（卷二十五）中州是何、李生长之地，由何、李直接杜甫，上追汉魏而远溯《诗经》，是明清中州诗歌的复古主潮，雪苑诸子亦不例外，贾开宗《四忆堂诗集序》云：“孔氏断自商周，定篇三百，流宕者风，庄严者雅，奥质者颂，尽辞之变矣……孔氏亡而诗亡，汉魏六朝作者间出，然求其旨归于四诗者鲜矣。千余载而唐始有杜甫，杜甫者非唐三百年一人也，孔子删诗后一人也……杜甫亡后而诗又亡，其后七百年明有李梦阳、何景明登其堂，正始在焉。”［1］（卷一）可见云间、雪苑的文学观念是基本一致的。基于此，两社在反对竟陵等诗风时亦声同气应，如侯方域就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指出：“夫诗坏于钟、谭，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人粗知之者，不必更论。救钟、谭之失者，云间也。”［9］（卷三） 二、陈维崧、计东中州客游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顺治至康熙朝前期是明末清初两地文人交游与文学互动的第二个阶段。由于明末中州是战乱重灾区，文化基础破坏严重，学校废弛，世家凋落，诗人常死于锋镝，文献多没于黄水，“邑无藏书，地无吟侣，家累困乏，故不能工”［2］（120），就是清初中州文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此阶段吴地文人宦游、流寓中州，激扬斯文，对中州文学复苏与蓄势有积极意义。如顺治末华亭沈荃官河南时，禹州刘湛从之游，《禹州志》记：“盖荃尝为大梁道，东南名士多在焉，湛从之游，故其诗亦颇有吴越风气。”［2］（120）刘湛是清初禹州诗群的领袖人物，显然，以沈荃为中心的东南名士群对禹州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虽然中州其他州府亦有江南诗踪，但总体而言，此阶段两地文学交流仍以归德为盛，究其原因，除交通条件外，文化人脉亦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清初雪苑诸子中，刘、徐、二吴，虽一时俱逝，但侯、贾仍蛰伏商丘之野，并重聚力量，再起雪苑；宋荦父宋权以宰相致仕还乡，汤斌退隐雎州近二十年，这些人在朝野都有复杂的文化联系，故北上、南下的吴地士人往往于此盘桓，其中影响于中州颇大者当推陈维崧和计东。 阳羡陈氏与商丘侯氏均是文化大族，且为世交。崇祯十六年（1643），朝宗携妻寓阳羡期间得一女，后与陈贞慧四子宗石定亲。这一姻娅关系非常重要。顺治九年（1652），侯方域重返宜兴接宗石北赘，并漫游吴越，广会文友；康熙七年至十一年（1668—1672），陈维崧数游中原，寓居商丘，纳妾授徒，诗酒放浪嵩洛间，皆与此有极大关系。从《湖海楼诗集》中可以看出，陈维崧中州四载足迹遍及大河南北，其间寓梁园最久，中州文人唱酬赠答怀人诸诗，几乎全与雪苑人物有关，其中涉及侯方岩11篇，徐作肃10篇，宋荦8篇，侯方岳5篇，田兰芳4篇，弟宗石4篇。他亦自云：“余十年前往来梁宋间，与徐恭士、侯叔岱、徐迩黄、宋牧仲诸君游。”［13］（卷五）可见其中州四载文化活动中心在商丘。 陈维崧词冠海内，归德文人中，汤斌、宋荦、李天馥、侯方岳、田兰芳等都曾参与《迦陵词》的编选，定当沾溉良多。其年往来商丘期间，不但指导其弟宗石作诗之理③，对雪苑后人亦多扶持、提携之举。刘榛《董园词》气盛词清，其自云得其年法乳：“予学诗于宋牧仲、郑石廊，学古文于田篑山，学词于陈其年。”［5］（卷十六）《书侯敷文册》徐作肃《与陈其年书》云：“向所赐《乌丝》佳刻为人窃去，曾许再惠，久成渴□，或并新诗文词，不拘某种刻……求赐教更感。”［8］（卷下）田兰芳更是推崇其为“词家五丁”［14］（上卷），独步天下。可见陈维崧与清初商丘词人群体关系密切，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中州四载也是陈维崧诗词风格的一个重要转折期。严迪昌先生指出：“考察河南词人的审美倾向，对豫东（商丘、雎州、祥符一线）词风略作关注，有助于认识陈维崧沛然飙举的‘湖海豪气’，因为他的在康熙十年左右专力为词，正是他结束商丘滞留生涯之不久。”［15］（153）不仅是词作，诗歌亦然，其弟维岳云：“大兄诗凡三变……既而，客游羁旅，跌宕顿挫，浸淫于六季三唐，才情流溢，而诗一变。”［13］《湖海楼诗集》跋徐乾学在《陈迦陵文集序》中更是明确指出：“薄游大梁，访旧雉皋，多故人寂寞之游，所至辄徙倚穷年，少亦累月，当花对酒，感慨悲凉，一以文章自遣。”［13］（卷首）这些均指出陈维崧感激跌宕的诗风与中州客游有密切关系。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陈维崧独特的人生体验辅之中州自然人文景观的激助，“其作品的时空容量与情感厚度，就比原来要广阔和深厚”④。这是符合实际的。 计东客游中州前后共三次。其《赠侯贻孙序》记：“予丙申游商丘，适朝宗初没，展磨镜之谊，不执孝子之手而出。至丙午，再游宋，始获与其子彦窒游。”［4］（卷五）可知他曾于顺治十三年（1656）和康熙五年（1666）两次游商丘。计东两次游商丘均停留盘桓，广会雪苑旧友新朋，留下不少诗文。第三次为康熙九年（1670）自京赴汝颍设馆。汝颍历史上虽以中州视之，但其地清代已部分属安徽，此处主要谈他两游归德的文学活动，及中州漫游对其诗文的影响。 从《改亭文集》《诗集》中可以看出，计东两游商丘期间，曾与徐作肃、宋荦、陈宗石、侯辅之、侯方岩、侯方岳等雪苑文人交友论文，并由宗石陪同拜谒汤斌。这种交游不是泛泛的文学应酬，而是基于深厚情感的文学相契，如徐作肃《与陈其年书》云：“弟无所长，不得从游当世诸君子，然岂无往来敝邑惠而好我者，要其所倾倒惟先生与甫草，相遇则喜，相离则思，出于性情。”［8］（卷下）刘榛《徐恭士墓志铭》亦记：（恭士）“所与游必贤豪才士，非其人亢不与接，所得扫榻而数晨夕者，计甫草、陈其年二人而已。”［5］（卷十四）计东《别徐恭士长歌》记录了他与作肃等文学交游生活情境：“君堂虚敞来远风，六月不热疑江中。隐几长吟送永日，雄谈亦足开心胸。八关甘泉为予设，沉沉啜茗销烦渴。有时新酿注深杯，共坐庭中待明月。掞文摛藻各矜奇，应手捶钩各相悦。感君义气层云里，淹留似欲忘羁旅。”［16］（卷二）可见计东不但在商丘有深厚的文化人脉，而且深度参与了商丘诸名家间的文学活动。 计东以吴中才子枉驾梁园，不单对贾静子、徐作肃这些雪苑前辈文人揄扬赞佩，诗酒之时也对影从其后的青年才俊推奖有加，这种推奖一方面对梁园后辈的成长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延伸着计东对归德，乃至中州文学影响的厚度。比如《改亭文集》卷五《赠徐山仿序》《赠侯贻孙序》《赠侯闇公序》诸文就是对徐作肃、侯方域、方岳后辈的揄扬文章。特别是他对宋荦的推奖更是留下一段佳话。顺治十三年（1656），年方弱冠的宋荦因徐作肃与计东定交，计东一见即惊其制艺、歌诗，赞不绝口，并因其家世、才学、经历，云其异日功名严郑公、李赞皇流辈。宋荦后果开府江南，刊刻并序其遗集。⑤甫草一生怀才不遇，因宋荦这个忘年知音而使一生心血不至于湮没，亦可谓交得其人。 关于中州漫游对计东诗文创作的影响，汪琬序《改亭文集》所叙详赅精到： 信乎诗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计子甫草来京师，出其中州所作书、序、记、铭、五七言杂诗若干篇，予受而读之，而为之三叹也。盖甫草自春徂秋，遍游大河之南北，其车辙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时战争旧垒也，故其戈头矢簇、阴磷遗骼往往杂出于颓垣野田、荒烟蔓草之中，见之恒有苍凉壮烈、愤然不平之余思，则其为道途逆旅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凄恻。逾河涉洛，遥望嵩山、少室、苏门之隽秀，其间长林修竹、飞瀑清湍绵乎而不绝，至于兔园雁池、铜台紫陌之旁，日落风号、狐啼而鸱啸，意欲问梁孝王之骄侈，曹氏、高氏之雄豪意气而眇乎远矣，则其为登临怀古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长……甫草之所作盖至是而蔑以加矣。”［4］（卷首） 观计东中州诗作，如《日暮同子旷望黄河》：“落日望黄河，惊沙走白波。风尘此终古，游子竟如何。注海东流急，输漕北极多。劳劳兹水意，客鬓愧蹉跎。”［16］（卷三）慷慨感激，气象开阔，绝不类吴音，是中州江山之助也。 三、宋荦开府江南的文学史意义 康熙朝中后期四十年可视为明清之际两地文人交游与文学互动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雎州汤斌、商丘宋荦、仪封张伯行等中州文人相继开府江南二十余年，以文化重臣的身份介入吴文化圈，对吴地文学的复苏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宋荦，自康熙三十一年（1692）出任江宁巡抚，驻节苏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以疆臣和文坛耆宿双重身份弘奖风流，提倡后学，对推动康熙中期吴中乃至江南诗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要深刻认识宋荦开府江南的文学意义，必须对清初吴地乃至江南文学演进的态势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众所周知，清军征服江南的过程中，遭遇的反抗尤其激烈，故屠戮尤甚，压制尤厉，朝廷与江南文人的关系也就自然地分化为“压制—归顺”和“压制—对抗”两种，而尤以后者为主。在“压制—对抗”这一关系架构中，遗民文人构成对抗的主体力量。清初江南遗民文人力量不可轻觑，以吴地为例，有徐枋、归庄、姜埰、姜垓等著名遗民文人，有规模达五六十人之多的遗民诗人群“惊隐诗社”等，这些遗民文人多是晚明党社或文学世家成员，当他们以群体姿态出现时，无疑具有相当强大的地域影响力。考察他们群体聚合方式发现，与晚明党社主要以观念聚合不同，清初遗民文人群体主要是以情感——以故国情结为核心的情感域，包括故国之思、亡国之悲、存国之想、复国之志等——为凝聚力量，故“压制—对抗”关系中双方冲突的焦点就是这种故国情结的消泯与坚持。 故国何处？故国在故臣、故民的心中。所以遗民必以语言、行为、文本等一系列具有意义的符号系统来塑造自身的故臣、故民形象，方能彰显其故国情结，而遗民文学创作就是其中重要的符号系统之一。如赵园就认为，遗民群处以文学相砥砺的行为，具有“存明”“存心”“存天下”的意义，是表达故国情绪的主要手段之一。［17］（224-227）而朝廷对此的压制也极为严厉，科场、海通、奏销等一系列大案，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以杀戮强行抹除遗民心中故国情结之举。康熙二年（1663），“庄氏史狱”案起，吴炎、潘怪章同罹难，惊隐诗社解体。严迪昌先生精警地指出：“吴、潘之遭极刑，‘逃社’亦随之涣散，吴中劲节之气严遭摧折，遗民诗风转入低沉，悲慨心音渐为淡化。极盛百年的吴门人文在康熙年间出现断谷现象，或者说进入了另一种组合结构，吴、潘之死及‘惊隐’解体，实为转折点。”［18］（226）在经历了清初二十余年的持续高压政策和时间磨洗后，以“悲慨心音”，或者说故国情结，为凝聚力量的遗民文人群体已没有了生存空间，吴地文学跨越断谷需要一种新的聚合力量，吴地文人组合需要一种新的聚合结构。这种新力量就是政治，新结构就是政治引导型的聚合结构。而挟政治之力重构吴地文人组合结构，抚慰草野诗心，整合文学力量，以隆圣朝文治之功，为康熙南巡打造好舆论氛围，正是宋荦抚吴所担负的重要政治文化使命之一。 宋荦在江宁巡抚任上围绕这一使命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联络地方文化名人，提携文学后劲，以营造右文氛围。宋荦甫一莅任，即延毗陵名宿邵长蘅至幕下，其后拜访退隐吴下的状元学士韩菼，与尤侗、朱彝尊诗札往来，为徐枋治丧等，并提携顾嗣立，以国士目之，荐其至王渔洋门下。这一系列的文学交游，使他很快以右文的姿态介入了吴下文学圈。二是修复文化场所，整饬文化环境，以规范文化建设。宋荦在任期间修复东林书院，修建苏州府学，重建沧浪亭，使这些具有重要文化意味的场所为吴下文化建设发挥作用。同时发布《江苏查名贤祠檄》《饬查东林书院祀典檄》等檄文，整饬文化环境，规范文学崇祀。三是选刻文集，整理文献，以促进地域文学发展。这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刊刻地方文集，如刊刻汪琬、计东等吴地已故著名文人的文集，并作序揄扬；编选《吴风》《江左十五子诗选》，扩大吴地文学影响。另一类是整理、刊刻前人文献，引导文学思想。校补《施注苏诗》、刊刻《苏子美文集》以弘扬宋诗；选刻《古文三家文钞》，以引导古文思想。四是开展文学群体活动，活跃吴地文学气血，复兴吴下文学盛景。宋荦积极组织地方文人开展文学群体活动，一时间沧浪亭下、虎丘台侧，诗酒群吟，当年吴下盛景，邈而复现。这类文学群体活动在明代吴地是极其寻常的，但顺康之际，刀火与文网使得这类活动沉寂了下来，宋荦提倡风雅无疑活络了吴地瘀滞的文学血脉。 宋荦在开展这些文化活动时，其幕下江左十五子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十五子者，即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杨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釪。这一群体的正式形成以康熙四十二年（1703）宋荦选刻《江左十五子诗选》为标志，据马大勇整理十五子小传［19］（20-21）可知，十五子中环太湖地区占十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吴地色彩的文人群体。十五子均出生于新朝，其中年少者如徐永宣，在宋荦开府苏州时年仅十八岁，显然他们都没有多少故国故民的心理负担。宋荦积极推奖十五子，如向王士祯推举顾嗣立：“侠君少年笃学，所选《元百家诗》，一时为之纸贵。素养高山，愿侍函丈，惟先生进而教之，假以羽毛，将来自是我辈后劲也。”［20］（卷二十九）宋荦开府苏州期间，王式丹、吴廷桢、徐昂发、钱名世、蒋廷锡、徐永宣进士及第；赴京及任吏部尚书后，宫鸿历、张大受、吴士玉、顾嗣立、缪沅、王图炳亦中式及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宋荦为贯彻朝廷文治意图，引导江左风雅，以彰显治绩，而专力打造的一个新生代文人群体。据宋荦《江左十五子诗选序》可知，其编选目的是为了“振兴风雅”，彰显江左人文“于今而极”“甲天下”之盛势，并进一步指出，盛因在于“今天子睿哲文明，言成雅颂，久道化成于上，而大江南北丕然从风”之故。［21］（卷首）显然，十五子之诗既是“天子睿哲”云云的体现，也成了引导大将南北诗风的工具。 从政治的角度看，如果说顺康之际王士祯总持扬州风雅的作用，在于抚慰易代之初的草野诗心，以缓和朝野文化冲突的话，那么康熙中期宋荦开府江南的意义则在于对江南文场的规化，借政治之力祛除江南文场明断潜续的故国情结，把江南文人引上为圣朝文治服务的轨道。所以江左十五子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吴地文人群体的聚合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故国情结为聚合纽带的遗民文人群体已历史性地退出江南文坛，以政治力量为主导的新生代文人群体成为了江南文场的主角。这一文人群体后来愈发显赫，据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记：“十五人中殿撰一人，位大宗伯者一人，大学士者一人，余任宫詹、入翰林者指不胜屈。”［22］十五人携官位、文学之势，成为了康熙后期吴地文学的领军力量。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康熙初惊隐诗社解体之后，雍正初鄂尔泰开设春风亭之前，正是江左十五子的出现，既填补了吴文学发展的断谷，又完成了吴文学的转型，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而宋荦在吴文学进入断谷阶段后，以政治之力组织众贤，扶持其继续发展，为后世文学再起蓄力蕴势，其文学贡献亦不可因政治因素而抹杀。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宋荦自身所具备的文化智慧，使他能够担负起组织并引领吴地文学发展的任务。首先，宋荦在朝野的文学地位和文化网络使他能够从容立足吴地，隐控京师文场。雪苑后劲的身份使得江南遗民文人增加了一份亲切感，金台十子的身份使他与吴地馆阁文人建立密切联系，北王南宋的文坛地位使他具有了相当的文学权威性，这一切都使他开府江南的文学活动具有了重要的感召力。其次，通达的文学观使他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文学支持。前文已经指出，清初中州的主流诗学观是复古，由七子而直接杜甫，宋诗是被抹去了的，雪苑诸子亦不例外。但宋荦虽然早年追随侯方域、贾开宗等人，论诗以复古为旨，但其文学观念通达而不偏执，后来便转向宗宋：“初接王李之余波，后守三唐之成法，于古人精意毫未窥见。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樽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23］（420）清初江南诗坛宗宋思想极流行，宋荦幕下邵长蘅、王式丹等都是清初宋诗派名家，唐宋兼取的通达诗学观使宋荦在组织吴地文人开展活动时，便有了更广的包容性和更强的号召力。 综上可见，明清之际，归德与吴地的文学互动是立体化的，丰富多样的，这对全方位展示两地文学生态图景是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上，除归德外，当时中州其它地区与吴地也存在引人注目的文学互动活动，如孟津王铎、王鑨兄弟曾寓居苏州，与当地文人有较多交游。而吴地文人如史逸裘、汤右曾等提学河南，对中州风雅再兴的推助亦作用巨大。围绕这些现象进一步考察，更系统、更全面地展现中州与吴地文学互动的整体面貌，无疑将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学术课题。 注释： ①如谢桂荣、吴玲称：“天启七年，雪苑社即有社事活动，参与者有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愚、徐作霖、贾开宗、侯方域、侯方夏、侯方镇。”《侯方域年谱简编（上）》，《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第78页。 ②扈耕田《雪苑社与复社关系考辨》一文不但提出“雪台社”一说，而且指出它就是雪苑社的前身。《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50页。 ③如陈维崧曾以骑马为例指点宗石作诗之法，见《四弟子万诗序》，《陈迦陵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④参见周绚隆《陈维崧年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⑤计东与宋荦交往事可参见《改亭文集》卷首宋荦序、卷五《赠宋牧仲序》，康熙刻本。 参考文献： ［1］贾开宗.遡园文集［M］.道光刻本. ［2］李敏修.中州艺文录校补［M］.申畅校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4］计东.改亭文集［M］.康熙刻本. ［5］刘榛.虚直堂文集［M］.康熙刻本. ［6］侯方域.四忆堂诗集［M］.续修四库本. ［7］张溥.七录斋集［M］.崇祯刻本. ［8］徐作肃.偶更堂文集［M］.康熙刻本. ［9］侯方域.壮悔堂文集［M］.续修四库本. ［10］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1］徐世昌.晚晴簃诗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M］.嘉庆刻本. ［13］陈维崧.新安戴处士暨吴孺人合葬墓表［G］//陈迦陵文集.四部丛刊本. ［14］田兰芳.答陈其年书［G］//逸德轩文集.康熙刻本. ［15］严迪昌.清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6］计东.改亭诗集［M］.康熙刻本. ［17］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8］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19］马大勇.开府江南的宋荦与“江左十五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8）. ［20］宋荦.寄阮亭侍郎［M］//西陂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宋荦.江左十五子诗选序［G］//江左十五子诗选.康熙四十二年宛委堂刻本. ［2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3］丁福保.清诗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作者简介]梁尔涛，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