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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度[1]，到宋代起了极大的变化，考试的内容从重诗赋到重经义，取消行卷制，实行弥封制。考试环节除了乡试、省试之外，又增加了殿试。考试时间从每年一次，变为三年一次，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录取后由不能直接做官到直接为官。进士由不分等到分若干等。又另外实行三舍法，并大量录取特奏名进士。实行别头试，不许做官人作状元，等等，种种变化可谓纷繁复杂，在这诸多的变化中，哪一项更关键、哪一年可以算是转折点呢？ 在历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就事论事。这样做有它的好处，就是钻得深一些、研究得细一些。但这样做，有时候并不能准确认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因为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需要从更大的视野下去观察，才能正确地把握它。这里试对科举制度中的转折点问题加以剖析。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扩大进士录取名额，粗看起来，仅仅是数量的变化，不足为奇。但大视野下就不然了，它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是唐宋科举制度变化的转折点。它有着三方面的巨大作用：第一，确立了全新的官僚政治体制；第二，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第三，推动了经济、科技大发展。它是划时代的大事，不可低估[2]。下面先将宋代各帝所取进士情况列表[3]，再就上述三个方面作具体的分析。  一、 大量录取进士使先进的官僚政治体制彻底替代了过时的门阀世袭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世袭制，到唐代，实行科举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它为寒素之士进入仕途，开辟了一条通道，对门阀统治是个巨大的冲击。但由于录取数量相当少，其冲击的力度就很有限。唐代官员总数大约一万八千多[4]，而进士录取数，平均每年不过29人，十年还不到300人[5]，这么一点点人数只能起到一个掺沙子的作用。就这一点数字还要打个折扣；其一，唐代考上进士，并不能直接当官，需要过吏部考核关，这一关很难过。如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韩愈考上进士后，就多次被拦在门外，多年后才跨进门槛，迈入仕途[6]。其二，部分世家大族也参与进士考试，他们凭借门第的优势，容易考中，这就占去了一部分名额，他们虽是进士，但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会继续保留门阀世袭制。因此，唐代，数量过少的进士无法完全取代门阀世袭制。 应该指出，进士录取人数少，也有它的好处，一旦考上，名声大震，雁塔题名，风光无比，成为千古佳话，也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 到唐末，经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扫荡，许多世家大族垮了[7]，五代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些大多出身贫寒的军阀专政，是对门阀统治的反动，它宣告门阀统治的终结，但是，武人们毫无章法的统治、草菅人命的行为、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得经济文化急剧下滑，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赵匡胤建立宋王朝，面临一个采用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其一，回到唐代的体制已不可能，因为门阀世族已退出历史舞台。其二，沿袭五代军阀统治，则宋王朝可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这是宋太祖所不愿看到的。他决意要用文官取代武人统治，要革五代的弊政。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解除宿将兵权，加强宰相权力，削弱枢密使大权，尽量用文臣作知州，加强监督机制等。在科举制度上，有三点变化：一是乾德二年(964)，进士、九经判中者，并入初等职事，判下者依常选。初入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者，并授将仕郎、试校书郎。[8]二是录取特奏名进士106人，但又下诏“自今勿得为例”。[9]三是开宝六年(973)因有考生告状，诉取士不公，而增加殿试，这一点为后世所继承[10]。这些措施有利于科举制度的完善，但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似乎并没有想到，以进士作为文臣的主要来源，去建立全新的官僚体制，因而在进士录取数量上，仍然继承五代的政策。五代时平均每年录取12人[11]，宋太祖在位16年，平均每年录取数不足12人。文才不足，在一些重要的州中，太祖仍用武人作知州，这些武将往往目中无法，有的将领甚至一遇到戎人来告状的，不问情由，先把涉案人的耳朵割下来下酒吃，五年中吃了数百人的耳朵，这样的疯狂举动，竟然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制止[12]。这与五代时军阀作风没有两样，显然，没有一批高素质的士人充实到各个领导岗位，这样的文官政治是不稳固的。 宋太宗继位时，政权已经稳定，全国大体统一，此时要在全国范围内用文官取代武将，缺口非常大，而这个缺口，不是随便用什么人就行的，它需要大批知识精英充实到统治机构中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宋帝王们希望的社会安定、王朝长存的目的。同时，随着疆土的扩大，人才来源也增多了。在五代时期，南方诸国相对安定，南唐、后蜀、吴越等国还实行科举制度，读书风气颇盛，这为将更多的知识精英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创造了条件。宋太宗武功不如太祖，政治上颇有远见。显然，他已经认识到，扩大精英队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已具备，于是，在即位两个半月后，就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个科举史上关键的决定：大幅度增加进士名额。 此事，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上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先是，诸道所发贡士凡五千三百余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张洎、右补阙石熙载试进士，左赞善大夫侯陶等试诸科，户部郎中侯陟监之。于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鞾笏，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唐时礼部放牓之后，醵饮于曲江，号曰闻喜宴，五代多于佛舍名园。周显德中官为主之，上命中使典领，供帐甚盛。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及蒙正等辞，特召令升殿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仍赐装钱人二十万[13]。 在这里，太宗实行了三条措施，一是录取进士109人，这在科举史上是空前的。太宗在位22年，平均每年录取进士近70人，比太祖时增加了五六倍。二是打破太祖“勿得为例”的限制，又一次录取特奏名184人，不再强调“勿得为例”，30年后录取特奏名成为惯例。三是进士立即授官，而且“优等注拟”。尽管有大臣批评“取人太多，用人太骤”，太宗不予理会。 太宗不仅立即用进士作级别不低的地方官，而且加快提拔的步伐，让其中的优秀分子充实到中央领导中去。 如吕蒙正，太平兴国二年状元，仅隔六年，即到八年(983)，就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14]。端拱元年(988)拜相[15]。苏易简，太平兴国五年(980)考上进士第一名，仅过了13年，即于淳化四年(993)晋升为参知政事，时年36岁，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享年39岁[16]，当上宰相是近在眼前的事。 太宗的取人多，用人骤，成为祖宗之法，为后世所继承、发扬。真宗时录取人数略有增加，到仁宗猛增至平均每年111人，徽宗时达到顶点，为每年220人。提拔速度也相当快，如陈尧叟，端拱二年(989)状元，仅过12年，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升为同知枢密院事[17]。咸平五年(1002)状元王曾，14年后升为参知政事[18]，又过6年，于乾兴元年(1022)当上了宰相[19]。 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进士数量大增，提拔速度加快，使中央政权很快都被新进士所占领。从此，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官僚政治体制完全确立，彻底取代了门阀世袭制，并为后来的各个朝代所继承。这些精英是经过公平竞争选出来的，远比门阀世袭优越，这种取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学界常提的唐宋变革，从科举制度的层面上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应是变革的转折点。 二、大量录取进士激发了民众读书的热情，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国民素质 观察一个民族发达程度，主要看国民素质的高低，比较历代王朝的优劣，也离不了这一标准。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每个王朝都可以找出一些知名人士来，光从名人角度看，很难定高下，但如果从整体国民素质去考虑，优劣很快显示出来。疆域辽阔、军事强大的汉、唐无法与宋相比，可以说差距甚远。唐代素质较高的地区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就差多了，边远地区更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广东潮州为例，唐朝韩愈到那里当刺史，要想找一个可以聊天的人都很难，他只找见了一个读书人赵德，那是唐朝289年中，潮州唯一考上进士的人，可见读书人实在少得可怜。到了北宋，去考进士的人上升到八九百，南宋多达数千人，到南宋晚期更达上万人，而全部人口才13万，这读书人的数量比起唐朝来，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广西情况还不如广东，唐代中进士者不过4人[20]，多集中于桂林，其他几十个州几乎都是空白，直到宋代才改观。至于海南一州三军(今海南省)更惨，唐代无一进士。上述地方属边远地区是如此，那么离唐都长安不太远的地方如何呢？情况稍好一些，但也很有限，以荆南(唐为荆州，今江陵)为例，读书人比边远地区要多，水平并不高，以致直到盛唐时期，仍然处于进士“天荒”状态，拖到了唐朝晚期，大中四年(850)才有一位名叫刘蜕的人考上了进士，由此诞生了一个新名词“破天荒”[21]。 唐、宋国民素质的差距，与进士录取名额的多少有直接关系。本来，科举制度的出现，为寒族开辟了一个入仕的途径，无疑会激发了民众的读书热情，但当录取名额每年限于二三十名时，热情就大打折扣了。这些名额中的大部分，很自然会被京畿及交通便捷的地区拿走。道理很简单，即使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地区的差异使得上述地区沾了光。那里人才集中，无论教育、读书，与名人交流等方面，条件最为优越，水平提高得快。加之唐代有行卷制度，即可以事先给主考官看，一旦看中，就会被录取，那时考试卷子并不弥封。首都一带，找熟人办事比较容易，但边远地区就很难了，平时见不上高官，好不容易到了都城，也不知道如何走门路。如果考官为人公平、正直，是一名伯乐，那还好一些，如果不是，那么行卷制度只能给熟人走后门提供方便。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考进士的成本非常高，外地尤其高。就离都城较近的地方而言，以夏县司马光家族为例，这是一个上百口人聚居的大家族，土地不多，大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只供几个人读书、考进士，就这样，直到宋初，司马光的祖父才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进士[22]。而边远地区，旅途的奔波，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唐代一位挂籍荆州、家居南方的刘蜕在《上礼部裴侍郎书》诉说了他赶考的艰辛： 怀笔启于缙绅家十二三年矣，谓丱而习之，齓而成基，壮而历级，乘时无难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岁矣……家在九江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岁之中，独余一月在长安，王侯听尊，媒妁声深，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求抱关养亲，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见乙酉诏书，用阁下以古道正时文，以平律校郡士，怀才负艺者踊跃至公，蜕也不度入春明门，请与八百之列，负阶待试。呜呼!蜕也材不良，命甚奇，时来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将三十年矣，今而后，阁下进之，蜕亦得以至公进，阁下退之，蜕亦得以至公退，进退者，由阁下也，未可知也。[23] 这里说，他的家在九江以南，离长安有四千里，路上得走三个月，来回需要半年，他是独子，服侍父母至少3个月，又要用2个月时间解决路上的衣食问题，在京只能逗留一个月。他刻苦学了十几年，现在三十岁了，还没有考上进士，而后遗症已十分明显，头上生白发，田园变荒芜。他总算考上了，后来当了官，成本还能收回。然而高淘汰率，以及地区条件的差异，使得边远地区绝大多数考生落榜，他们必须年复一年地付出同样的成本，有多少人能坚持下去呢？他们的经济条件足以应付吗？读书的积极性能不受到挫伤吗？这自然使南方大部分地区的读书人成了稀世珍品，那里的国民素质怎么能上得去呢？ 到宋太宗大规模扩招以后，上述情况转变了。边远地区有了考中的机会，读书的热情增高，随着考试制度日趋完善，取消行卷制度，试卷弥封等，竞争日趋合理公正，全国各地读书风气越来越盛，整体国民素质大大提高。这里，不妨以离政治中心稍远但不算太偏的福州为例，看一下该地在不同时期中进士的人数、比例以及中状元、当宰相或执政官的情况，先列表于下[24]：  从上表可以看出，福州在唐代平均每年考中进士仅0.13人，到宋太宗扩大名额，上升到0.38人，为唐代3倍。从此，读书风气转浓，而从开始学习到成才有一个过程，至少需要十几年时间，至真宗时明显加速，提高至唐代的10倍，至徽宗时，更为唐代的70倍。南宋时，平均每年考中进士数为10.2人，即为唐代80倍。可见增长速度之快。就福建而言，宋代是个大转折点，从此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发达的地区。 进士数增加，其质量也明显提高。从唐、五代到宋初，福州都没有状元，到宋仁宗时开始出现状元。在此前，没有一个进士升入中央领导集团，从仁宗开始进入执政官行列，神宗时又进而出现了宰相。 扩大名额，最受益的阶层自然是寒族。就地区而言，离京城较远的地区大大增加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这使得中原和周边的文化差距不断缩小，从全国范围看，整体的国民素质大有提高。 水涨船高，国民整体素质高了，精英的水平也随着大幅度提高。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激发了思想的火花，疑经疑传，创立学派，蔚然成风，一扫唐代缺乏哲学学派的沉闷状态。精英的知识结构也远比过去复杂。唐代的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较为单纯，侧重文学，水平甚高，其他学科就差一些，科学技术更差。宋代既讲求知识面宽，又求其精。许多人不仅经、史、文，而且广涉天文、地理、医卜、佛、道。这方面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在这里只能举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像《梦溪笔谈》那样几乎涵盖百科的笔记，在唐代是找不见的。像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在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在唐代已很罕见，仍然有人敢于讥笑他，说“好个欧九不读书”[25]，这类现象在唐代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不仅如此，女子状况同样令人刮目相待，如李清照不仅才华横溢，千载难得一见，其知识也十分渊博，世所熟知，毋庸赘言。再举一个并不知名的例子，文学家李之仪的妻子胡淑修(1053—1110)，她不仅通经、史、文以及佛藏，善作诗词，还特别精通算数，像沈括那样的大科学家，在碰到算数方面的疑难问题，常向她请教，以致禁不住感叹道：如果她是男子就好了，那一定是我的益友[26]。 三、促进了经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重要的环节变了，其他环节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进士录取数增加，读书风气越来越盛，对书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启蒙读物，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书，如儒家经典、类书等。随着知识面的不断扩展，知识人群越来越多，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各类图书纷纷上市，促进了造纸业、印刷业的发展。唐代虽有印刷业，主要刻的是佛经和日历。宋代的印刷业已涉及各个学科，适应各类人群的需求，已成为社会影响极大的行业。 私塾、书院、州县学等官私学校大量出现，官私藏书楼的修建，又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考生赴州、进京赶考，路上需要吃住，促进交通运输以及旅店、饭铺的发展。士人们读书之余，需要精神享受，各类娱乐活动以及相应的勾栏、瓦舍。宋代草市、镇迅速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活字印刷、指南针的发明。这一切又创造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教师、手工业工人的队伍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的人口最多时当已突破一亿，并没有因为人口压力出现什么危机，呈现的是一片繁荣景象。这方面的资料甚多，为世人所熟知，故点到为止，不再赘述。 四、余论 上述从大视野的角度考察表明，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扩大进士录取名额，乃是唐宋科举制度变革的转折点，这一决策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改变政权性质，彻底清除门阀世袭制，确立了全新的官僚政治体制。 第二，鼓舞民众参与科举考试的热情，读书风气大盛，国民整体素质迅速提高，这是事关民族兴亡的大事。 第三，读书人的增加，产生了一系列的正面效应，对书的需求增加→造纸业、印刷业发展→科技进步(活字印刷等)、就业机会增加(教师队伍、工商业主、工人队伍)，城镇化程度提高(草市、镇大量出现)。 本文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了，但为了把问题解决得更透一些，有必要从大视野的角度重新考察一下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 一是特奏名进士问题。宋代在正奏名进士以外，又录取了一批特奏名进士，他们都是从通过乡试后多次参加省试而被黜落者中选出来的，其录取总量大约有5万多人，超过了4万余正奏名进士之数，因此经常被批评，觉得太冗滥了。我认为，录取特奏名进士的举措，应予充分肯定。它虽然从水平说，比正奏名稍差，但总体说来还应该算是知识精英。因为对广大考生而言，正奏名是按千分之二的比例录取的[27]，淘汰率太高，会影响士人应举的积极性。以“特奏名进士”方式录取，使比例增加一倍的好处是，一则保护了士人应考的积极性，二则他们录取后一般只能当低级官员，不影响高级官员的水平。何况扩大到特奏名，也不过将录取的比例提高到千分之四，在这样高淘汰率下录取的人难道还算不上精英吗？这里，不妨扩大一下视野，和明、清的举人作一比较，明、清考中乡试称为举人，即可做官。宋代考中乡试称为乡贡进士，不能做官，只有多次到礼部考试的乡贡进士，才可能成为特奏名进士，做低级官员。同样是乡试，明、清时通过了就当官，从来没听说被指责为冗滥，而宋代只选取了其中比较优秀的一小部分，倒成了冗滥，公平吗？ 应该说，宋代帝王对录取质量是相当重视的，处事是比较稳妥的，这从录取特奏名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即可看出。宋太祖、太宗时，读书人还不太多，两朝各录取了一次特奏名，到真宗晚年以后，读书人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才与正奏名同步进行，成为定制。 二是恩荫问题，自古至今备受谴责，它是冗官的主要来源。但是，令人难以索解的是，这样一个简单到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能解决的问题，却偏偏下不了手？有的人解释不了，只好扣一顶帽子：统治阶级腐朽本质决定的。这只是用滥了的标签，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如果动不动就使用这样的标签，历史大可不必再作研究了。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解释历史。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知道这标签实在不管用，在宋代，接受恩荫的并非都是腐败分子，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大力推行新政的范仲淹就安然受之，把恩荫给了族兄，还非常心安理得地记载到墓志中[28]。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我认为，把它放到大视野中，从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去观察，就会得出新的认识：宋代恩荫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宋代大力推行科举制，其基本理念是精英治国，如何通过科举制选出精英？除了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之外，还需要维持高淘汰率。维持高淘汰率谈何容易，前面说过，考进士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没有极大的动力，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有的人乡试中了，没钱赴京，只好放弃[29]。有的人好不容易凑了点钱，进京赶考，最后名落孙山，无钱回家，沦落而死[30]。要想引导大家一次又一次地去考试，必须有巨大的吸引力。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考上就封官、赐宴，有荣誉、有俸禄，但宋代中下级官员的俸禄不算高，比唐朝还低一些，以致有的地方官员突然死亡后，家属无力办丧事，或无钱回老家，甚至不得已而卖女[31]。显然，这点好处是不够的，而恩荫正是重要的补充。中进士后当到一定级别官员，就可以荫补子弟或亲戚做官。这样，一人当官不仅全家沾光，整个大家族都能沾光。只有这样，大家庭、大家族才能全力支持其家庭成员考进士。如司马光祖父炫是三弟兄中最小的，在整个大家族的支持下，他考上了进士。到其子司马池又考上了进士，并升到中级官员，有了恩荫的机会，司马池没有把这一好处给自己的孩子，而给了为之付出代价的大伯父的曾孙司马京[32]、二伯父的孙子司马宣[33]。如范仲淹中进士做高官之后，不仅将恩荫给范氏家族，而且以节省下来的钱置义田，资助族人。由此，可以反观此事，宋代许多寒士能够长期坚持考进士，就因为有家族的支持，而支持的动力就来自将来能给家族、家庭带来种种好处，其中就有恩荫的好处。 反之，如果取消恩荫，没有足够动力，许多人可能只考一两回就不再考了。考试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个知识精英并不见得一考就中，像陈亮、王十朋这样的名人，一直考到四五十岁才中了状元[34]。如果许多人因缺乏吸引力而不再多次应考，如果一考再考没有形成风气，落榜的精英们都不再继续应试，有些人才就可能永远被埋没[35]，进而会影响年轻一代读书的积极性。一旦读书人日益减少，就会影响到取士的质量，精英治国就会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到整体国民素质，进而影响到经济、科技、就业等诸多方面。取消还是保留，各有利弊，如果取消，可能其弊会大于利，这就是有识之士虽然看到有问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办法之前，只能维持现状的原因所在。 注释： [1]据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研究，目前尚无隋代中进士的例子。隋代是否真有科举制度，有待进一步求证。 [2]关于扩大科举取士(特别是进士)的意义，何忠礼《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原因及其与冗官的关系》(《宋史研究集刊》第一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其凡《宋太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均予肯定，但论述尚欠全面，故今申论之。 [3]关于录取数，各书记载略有差异，这里采用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附表的统计数字。北宋晚期还应加上释褐进士数。不过数量不算大，不影响下面的分析，故暂不计入内。从上表可以看出，太祖时年平均不到12人，比唐代二十来人略低，这与当时疆域较小有关。如以此为基数，太宗时就增加了6倍。到仁宗时，增加了30多倍。比唐代增加约20倍。 [4]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一：“唐开元二十五年……内外文武官员凡万八千八百五人。” [5]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所引《唐登科记》统计。 [6]《文献通考》卷二九：“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 [7]韦庄《秦妇吟》诗：“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即是其真实写照。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引本书简称《长编》)卷五，乾德二年七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9页。 [9]《长编》卷一一，开宝三年三月庚戌，第243页。 [10]《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三月辛酉，第297页。武则天时曾有过殿试，仅为临时措施，未作为制度延用下去。 [11]此据《文献通考》卷三○引《五代登科记》总目统计。 [12]《长编》卷一○，太祖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以房州防御使王彦昇为原州防御使。彦昇有膂力，善击剑，军中目曰王剑儿。性残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汉法者，彦昇不加刑，召僚属饮宴，引所犯戎人于前，手捽其耳嚼之，下以巵酒，戎人流血被体，股栗不敢动，前后啖其耳者数百，戎人畏惧不敢犯塞。至天圣中，西戎犹有无耳者，盖彦昇所啖也。”第236页；事亦见《宋史》卷二五○《王彦昇传》。 [13]《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庚午，第393页。 [14]《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壬申，第558页。 [15]《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二月庚子，第647页。 [16]《宋史》卷二六六《苏易简传》，第9172页。 [17]《长编》卷四八，真宗咸平四年三月辛卯，第1054页。 [18]《长编》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丙午，第2012页。 [19]《长编》卷九九，真宗乾兴元年七月辛未，第2291页。 [20]曹邺(《新唐书》卷六○)，刘瞻(《旧唐书》卷一七七)，赵观文(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李尧臣，见明初《古藤志》(《永乐大典》卷二三四二，第9页)，后者未见唐人记载，可能并非事实。 [21]王定保《唐摭言》卷二“海述解送”：“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850)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22]参见李裕民：《两个同财共居大家族的演变历程———宋代司马光家族与姚氏家族研究》，《宋学研究集刊》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刘蜕《文泉子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此表进士、状元主要根据宋淳熙《三山志》及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宰相、执政据《宋史·宰辅表》及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状元、宰执具体名单如下：状元8人：许将、陈诚之、萧国梁、郑侨、黄定、余复、郑自诚、黄朴。宰相2人：余深、朱倬。执政16人：林希、许将、黄祖舜、林安宅、陈诚之、黄洽、郑昭先、陈贵谊、陈韡、郑自诚、许应龙、张磻、王伯大、林存、陈合、常挺。 [25]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惜欧不读书”引《百家诗》：“刘原父攽(按当作敞1019—1068，与欧为友)在词掖，有立马挥九制之才，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于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公方与客对食，曰：‘明当为答。’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就坐中疏入阁事，详尽无遗。欧公大惊曰：‘原父博学，不可及也。’《五代史》载入阁一段事，即答简所云。公尝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东坡后闻此言曰：‘轼辈将如之何？’”。《百家诗》即《皇宋百家诗》(尤袤《遂初堂书目》)，亦作《本朝百家诗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宋百家诗选》，绍兴时曾慥编，“采名人诗，起寇准终叶梦得，并记其行事”(王应麟《玉海》卷五九)。其曾祖公亮(999—1078)为宰相，祖孝宽(1025—1090)为执政，与欧阳修(1007—1072)、刘敞(1019—1068)共事，其说有一定可信度。而叶适(1150—1223)对此说有所怀疑，在《习学记言》卷四九中云：“而刘敞亦有‘可惜欧九不读书’之诮，然犹流言未足凭也。”不管此说是否完全确实，故事能在宋代广泛流传，足以证明宋人对知识精博的要求之高，已达到苛刻的程度，这在唐代是见不到的。 [26]李之仪《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上自六经、司马氏史及诸纂集，多所综识，于佛书则终一大藏，作小诗歌词禅颂，皆有师法，而尤精于算数，沈括存中余少相师友，间有疑忘，必邀余质于文柔，屡叹曰：‘得为男子，吾益友也’。”(《姑溪居士前集》卷五○) [27]各地乡试，西北地区10人中取1人，东南地区100人中取1人。(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子》)所有录取的乡贡进士到礼部参加考试时，又是10人中取1个正奏名进士。这样对所有参加乡试的人而言，其录取率为千分之二。 [28]范仲淹《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府君讳仲温，字伯玉……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节恩例，补试将作监主簿。”(《范文正集》卷一三) [29]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 [30]《记纂渊海》卷三七引《国史》：“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贫不能归，有赴河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 [31]《宋史》卷四一五《袁韶传》：“赵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贫，故鬻妾以为归葬计耳。”《宋史》，第12452页。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四《刘氏旌表门闾记》：“安福县令王棣、丞刘谷死官下，卧在地，承弼为棺敛。丞尤穷空，至鬻幼女。” [32]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八《虞部郎中司马君(京)墓志铭》。 [33]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七九《尚书驾部员外郎司马府君(宣)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34]陈亮“家仅中产”(《宋史》卷四三六本传)，中状元时已54岁。王十朋中状元时46岁，做高官后荫补其弟寿朋、百朋及子闻礼。(徐炯文：《梅溪王忠文公年谱》，叶适：《运使直阁郎中王公(闻礼)墓志銘》，《水心集》卷一七) [35]叶适为陈亮撰《龙川文集序》就曾感叹道：“使同甫晚不登进士第，则世终以为狼疾人矣。”(《水心集》卷一二) (作者简介：李裕民，男，浙江桐乡人，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特聘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杭州3100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