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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

http://www.newdu.com 2017-10-22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快读一过,发现书中问题不少,不揣浅陋,胪列如下:
    其一、文字雷同。
    “徐书”(为行文简洁方便计,后凡称“徐书”处均指《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第334页,有这样一大段话:  
    再次是出现了一批与《总目》有关的著作,大体分两类。一类是补其不足的,如《四库撤毁书提要》。乾隆五十二年(1287)发现李清、周亮工、吴其贞、潘柽章等人所撰《南北史合注》、《闽小记》等十一种书中有诋毁清朝字句,于是就从全书中撤除,但宫中尚留存副本,有九种书书前仍有提要。1965年,中华书局印行《总目》时,就把发现的九种书提要附印书后,题为《四库撤毁书提要》。
    《四库未收书提要》五卷。嘉庆时,浙江巡抚阮元先后征集《四库全书》未收书一百七十馀种进呈,并命人仿《总目》写提要,道光二年(1822),其子阮福编成五卷,列为《揅经室外集》。
    《清代禁燬书目》附《补遗》。姚觐元编。此目所录图书三千馀种,数量几乎和《总目》所录的书相等。此可补《总目》之不足,也可见当时摧毁文化之猛烈。
    《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编。此目记被清朝查禁未入《四库全书》,而后来仍能见到的图书。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邵懿辰编,邵章续订。此书系据《简明目录》标注其不同的版本,诚如缪荃孙《序》所说:“是书之命意,在分别本之存佚,与刻之善否。”邵章又附收各家眉批,成为一部重要而实用的版本目录。
    另一类是正其讹谬的。如《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余嘉锡撰。此书为撰者毕业精力所萃之作,征引繁富,考证精详,为读《总目》的重要参考书。可惜仅有四百九十一篇,有待后人续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补遗》一卷《未收书目补正》二卷,胡玉缙撰、王欣夫辑。此书辑录清人至近人校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匡谬补阙文字,凡订正书籍二千三百馀种。
    笔者读到此处之时,颇觉眼熟,便从书架上抽出来新夏先生的《古典目录学浅说》(此书为中华书局2003年新版,收入《国学入门丛书》)来比看。出人意料的是在该书第166页,即第二章第五节第二小节“《四库全书总目》述评史志目录的补志工作”中发现了与前引“徐书”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为了谨慎起见,兹赘引如下:
            后来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关的著述,大体不外二类。
    一类是补其不足的。有:
    (1)《四库撤毁书提要》:乾隆五二年发现李清、周亮工、吴其贞、潘柽章等人所撰《南北史合注》、《闽小记》等十一种书中有诋毁清朝字句,于是就从全书中撤除,但宫中尚留存副本,有九种书书前仍有提要。1965年中华书局印行《总目》时就把发现的九种书提要附印书后,题为《四库撤毁书提要》。
    (2)《四库未收书提要》(《揅经室外集》)五卷。嘉庆时浙江巡抚阮元先后征集四库未收书一七O余种进呈,并命人仿总目写提要,道光二年,子阮福编成五卷,列为外集。
    (3)《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姚觐元编。此目所录图书三千余种,数量几乎和四库所录的书相等。此可补四库所不足,也可见当时摧毁文化之猛烈。
    (4)《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编。此目记被清朝查禁未入四库而后来仍能见到的图书。
    (5)《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O卷,邵懿辰编,邵章续订。此目系据简目逐书“分别本之存佚与刻之善否”。邵章又附收各家眉批,成为版本目录的重要著作。
    另一类是正其缪误的,有:
    (1)《四库提要辨证》二四卷,余嘉锡撰。此书为撰者毕业精力所萃之作,征引繁富,考证精详,为读总目的重要参考书,可惜仅得四九一篇,有待后人续作。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胡玉缙撰,王欣夫辑。此书辑录清人至近人校订《四库提要》错误阙漏之处,凡订正书籍二千三百余种。

比较这两段引文,除了几处文字略有不同之外,其余皆完全相同。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徐有富先生对此却不做任何说明。
    其二、引用文献多不注明版本。
    本人粗略统计了一下,“徐书”中引用文献时只注书名不注版本情况者,就至少有四十处之多,遍布全书。今略举几例:
    第50页,引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98页,引清沈尧《落飘楼文集》;第181页,引唐刘知几《史通》(从此处引文可以看出,大概徐先生是充分利用了电子版《四库全书》,将其中所需要的段落进行了复制粘贴,因为该引文中的“玄”字仍避康熙讳作“元”字);第188页,引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195页,引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第210页,引宋杨万里《诚斋集》;第211页,引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第257页,引元许有壬《至正集》;第259页,引宋沈括《梦溪笔谈》;第299页,引明袁中道《珂雪斋文集》;第304页,引《清实录》;第305页,引清昭梿《啸亭杂录》、王鸣盛《西庄居士始存稿》;第333页,引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张之洞《輶轩语》;第335页,引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第353页,引明徐光启《徐光启集》、清黄宗羲《南雷文定集》;第383页,引清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
    其三、行文前后不统一。
    (1)第59页脚注:
    《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野姚氏族谱序》,《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7页。
    第61页脚注:
    《元史艺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钱大昕全集》本,1997年,第1页。
    可是第239页脚注又云:
    《元史艺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本,1997年,第23—24页。
    (2)“徐书”第64页,第二章第二节第八小节第二部分“私家目录”第二段中谈到:
     祖暅当为祖暅之,出身于科学世家,祖冲之就是他的父亲。
    然而同一章第五节第一小节又称:
    另一方面专家祖暅已经将这部分文献编撰成目,可以参考。术数类著作特地请科学家祖暅整理编目,也说明对这部分著作的特别重视。
    (3)第279页,第七章第二节第五节第四段这样说到:
     明代地理学著作中最惹人瞩目的当数《徐霞客游记》。
    可是就在下一段,徐先生又言:
    当然这些著作似不能与《徐弘祖游记》十二卷相媲美。徐霞客(1586—1641)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朋友陈继儒为他取的号。
    (4)第373页脚注:
    ①《清代学术概论》,东方版出版社,1996年,第70页。
    ②《清代学术概论》,东方版出版社,1996年,第71—72页。
    ③《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96年,第72页。
    以上书名、人名、出版单位名前后不一。
    其四、常识性错误。
    (1)第5页,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小节标题作:
    孔子将六艺变成了六经。
    众所周知,儒家经典的地位是到了西汉武帝时才得以确立的。在孔子的年代,是没有六经之说的,更谈不上孔子变六艺为六经。

(2)第319页,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这里徐先生以小节标题的形式鲜明地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

新增纪事本末类宣传十全武功
    笔者不知此结论的根据从何而来。在随后列出的所谓十二部宣传这些煊赫业绩的书籍中,开头两本书和最后一本书就张冠李戴了,现列之如下: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吴三桂、耿进忠、尚之信)(P319)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卷(噶尔丹)(P319)
    《绥寇纪略》十二卷(明末流寇)(P319)
    这里清圣祖与清高宗不分,甚至把明末造反者也牵扯进乾隆的武功中来。
    其五、篇章段落错乱颠倒。
    (1)“徐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觇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程章灿《总序》,P2)正因为出于这样的构思,故徐先生将此书按九大名著分作九章,其第三章从谈《隋书·经籍志》入手,其第四章从谈《新唐书·艺文志》入手,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但当我们翻到该书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小节第四部分时,却发现作者说:“唐代的史志目录《隋志》成就突出,下面就重点分析一下。”徐先生果未食言,以甲乙丙丁戊己的阵势,排开写去,对《隋志》进行了长达十三页的重点分析。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上一章《隋书·经籍志》,徐先生不名正言顺地重点分析《隋志》,却偏偏要在本该谈《新唐书·艺文志》的章节大谈特谈《隋志》呢?按照这种往后推移的写作策略,在接下来的第五章《<宋史·艺文志>等》与第六章《元史艺文志》中,作者又先后重点谈了《新唐志》、《宋志》。也许由于《元史艺文志》是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补编,所以在第七章《千顷堂书目》中,徐先生才不方便为我们再一次进行重点分析。
    (2)第216页,徐先生在这页中谈到了《直斋书录解题》的特色之一是介绍图书版本、图书版本存在的问题。奇怪的是在“有介绍图书版本的”这句话后,本应举例论证的,却突然横插进来一段谈 “有的介绍图书编纂过程”,很明显这里有内容脱漏或错置

其六、滥引文献,堆砌材料。

除了序言与后记,这本书差不多每页都有一半被引文填充,而且大多数超过了一半的篇幅。尤为关键的是其中无谓的征引比比皆是,不胜偻指。由于数量太大,只能略举一二,以见其余:

(1)第11页,徐先生谈到汉代统治者的尊经,以汉高祖对儒生的态度发生转变为例。叔孙通为刘邦制礼,使其体验到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快感,从而发现了儒家学说的好处。本来寥寥几句就可以论述清楚的问题,作者却再直接引用《史记·叔孙通列传》里的一大段话,总计近三百字,可是此页属于徐先生自己的话才一百字出头,这还没算上其他三段引文。

(2)第275页,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徐先生提到明代皇帝基本都编有宝训,这些宝训和皇帝实录都存放在皇史宬。紧接着后面就是一大段密密麻麻的文字,笔者读至此处,第一反应是徐先生紧接着定有高论,可定睛一看,却是两大段引自《春明梦余录》和《中国档案事业简史》的材料,讲的是皇史宬建在何地何时、建筑格局如何、用的什么材料。这就令人犯糊涂了,建筑的样式构造也和目录学、学术史有关?
    其七、奇怪的结论。
    (1)第9页,最后一段,作者抛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
    孔子还提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仁”字作为思想修养的最高目标。《论语·颜渊第十二》记录了他与颜渊的一段对话,一语道破了仁的本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毋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所有的人都做到了这一点,统治者当然也就高枕无忧了。
    稍微熟悉《论语》的人,大概都知道《论语》中并非只记录了颜渊向孔子问仁,许多孔门弟子都曾向老师叩问过“仁”的大义,有的人甚至不只问过一次,夫子因材施教,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从《论语》里找到这些话绝不是件难事,笔者略做了一下搜集,现赘引如下: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子张问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试问,以上这些夫子对“仁”的含义的解释算不算“仁”的本质呢?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做事,然后收获成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少说多做;“爱人”;“恭、宽、信、敏、惠”,就会麻痹自己的精神,使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地位获得保证吗?笔者实在看不出具备了这几点品质会有什么坏处。

(2)第117页,徐先生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书与《隋书·经籍志》子部仍然保留的书加以比较后,“发现古诸子著作亡佚颇多”,于是得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

这表明,文献的自然淘汰率是非常高的,真正有价值的文献才获得保存。

莫非徐先生认为凡是保存至今的文献都是“真正有价值”的,而湮没无存的文献均非“真正有价值”的?
    (3)第267页,第六章第四节第三小节标题作《诗歌鉴赏逐渐受到关注》。徐先生引用他人考证成果,洋洋洒洒列举出了一大批刘辰翁评点的诗集,然后说:
    刘辰翁一人评点的诗集就有如此之多,这表明刘辰翁是一位杰出的诗歌评点家。
    说一个人作品的多少与其成就之大小有着必然关系,笔者不敢苟同。
    其八、标点错误与讹字。
    限于时间与精力,笔者无法逐一检核和推敲“徐书”的字句,只能暂时举出较为明显的几处错误:
    (1)“徐书”第5页,最后一段第一句: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2)第26页,第三段第二句:
    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3)第43页,第四段第一句: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同页,第六段: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以上这几句话皆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大概略有古文阅读能力的人都该知道,逗号应标在“流”字之后。
    (4)第64页,第三段第一句:
    我们认为较早的,影响较大的私家目录,当推阮孝绪德《七录》。
    “德”字当为“的”字之误。
    (5)第138页,第二段第一句:
    《旧唐志》不仅大致保留了《古仅书录》的条目······
    “仅”字当为“今”字之误。
    (6)第207页,第一段第一句:
    四篇二级类目之序:《经类总论》、《史类总论》、《子类总论》、《集类总论》;另外还有二级类目小序约二十篇。
    “二”字当为“一”字之误。
    (7)第244页,第一段第二句:
    ······以及自己身受王国惨痛的心情······
    “王”字当为“亡”字之误。
    (8)第246页,第一段第三句:
    ······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巷瞻实为过之······
    “巷”字当为“详”字之误。
    (9)第257页,最后一句:
    《元史艺文志》子类农家类著录元人农书近十部······
    “类”字当为“部”字之误。
    (10)第266页,正文倒数第一段最后一句:
    据刘达科考正······
    “正”字当为“证”字之误。
    (11)第350页,第二段第二句:
    《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四著录《明文远》无卷数······
    “远”字当为“选”字之误。
    (12)第395页,引文第二段:
    《潜邱札记》六卷。阎若琚。
    “琚”字当为“璩”字之误。
    同页,引文第六段:
    《十嘉斋养新录》二十卷,《余录》三卷······
    “嘉”字当为“驾”字之误。
    (13)第397页,第二段第三句:
    利玛窦与徐光奇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奇”字当为“启”字之误。
    同页,第二段第六句
    从利马窦来华到雍正皇帝禁教的二百年。
    “马”字当为“玛”字之误。
    笔者挑出此类毛病,似乎有些吹毛索瘢,但看书时,遇见这样明显的错误毕竟如金屑入眼,令人很是别扭难受。
    [作者简介]王珂,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发表过论文《陈元靓家世生平新证》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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