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丛书
由吴相洲教授主持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丛书，包括《郊庙燕射歌辞研究》（王福利著）、《鼓吹横吹曲辞研究》（韩宁著）、《相和歌辞研究》（王传飞著）、《清商曲辞研究》（曾智安著）、《舞曲歌辞研究》（梁海燕著）、《琴曲歌辞研究》（周仕慧著）、《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向回著）、《近代曲辞研究》（袁绣柏、曾智安著）、《新乐府辞研究》（张煜著）等九部著作，2009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对郭茂倩《乐府诗集》一书所做的第一次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乐府诗集》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乐府诗歌的最重要典籍，也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艺术和相关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价值无可估量。遗憾的是，由于在近代学科划分上发生了诗歌与音乐的分离，致使《乐府诗集》这部典籍被人忽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相比于热闹的《诗经》、《楚辞》、宋词、元曲研究，乃至于《文选》研究，我们不能不感叹《乐府诗集》研究的冷清。时至今日，有关它的专门著作只有日本学者中津滨涉之的《〈乐府诗集〉之研究》、王小盾和他的博士生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乐府诗集》研究”（已出版如孙尚勇的《乐府文学文献研究》、未出版的有《〈乐府诗集〉成书考》、《乐府诗集校笺》）等少数几种，其用力都集中在文献方面，关于文学与音乐方面的研究则远远不够。此外，虽然尚有一些学者以汉魏六朝乃至唐代乐府诗或者乐府制度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依据的文献多以《乐府诗集》为主，分别从文学与音乐两个方面开展过一些深入的研讨，并且取得过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黄节、闻一多、杨荫浏、任半塘、朱谦之、罗根泽、萧涤非、王运熙、杨生枝、张永鑫，以及日本学者增田清秀、岸边成雄等。但是他们所进行的都不是关于《乐府诗集》的专门研究，并没有把《乐府诗集》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吴相洲教授主持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丛书，第一次根据本书对乐府诗的分类，分别进行专题性探讨，对《乐府诗集》的编辑和其中所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其内容包括对收录标准、分类依据的辨析，所涉乐府制度、曲调、术语的考证，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的描述，各类乐府诗的音乐特点及对作品题材、主题、艺术特点、语言形式乃至风格的影响，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创获良多。可以说，一次性系统推出关于《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的九部著作，对其展开全方位的探讨，无疑是对《乐府诗集》研究的极大推动。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九部著作的一次性推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中的新世纪的学术动向。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所以值得我们备加关注，除了它本身所辑录的丰富的唐前乐府歌诗作品和相关的文献记载之外，还因为在它的背后潜藏着一门重要的值得我们今天大力开掘的学问——乐府学。
乐府学在古代之所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艺术起源的角度来讲，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诗歌，最早不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是用口唱出来的。既便是有了文字之后，诗乐结合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诗经》本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乐歌总集，《楚辞》也与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专作《诗赋略》，他把当时“不歌而诵”的作品称之为“赋”，而把其它的诗则统称之为“歌诗”。魏晋六朝以后，文人的徒诗创作逐渐兴盛，但是入乐的诗歌仍然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不入乐的徒诗继续在互生互动中共同发展，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古人论诗往往离开不乐，诗乐合一，本是古代学者的共识，《礼记·乐记》因此而不仅成为先秦音乐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也可以看成是先秦诗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遗憾的是，由于音乐演奏是一门很强的专门技能，而古代又没有科学的记录手段，遂使音乐的传承受到极大的限制。至汉代，《诗经》的音乐基本已经失传，只留下《鹿鸣》、《伐檀》等少数几曲，以义理说诗便成为汉代以后《诗经》传承研究的基本方式。诚如郑樵所说：“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以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同样道理，自汉魏以来而产生的乐府歌诗，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能熟知前代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少，以义理说诗逐渐成为此后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六朝以降，演奏、辑录、传承、研究乐府歌诗便成为专门的学问。正因为世世代代有这样一批专门的学问家存在，从晋宋以来的朝廷正史、个人著述中保存了大量的乐府歌诗文献，遂使得中国古代的乐府之学得到了不绝如缕的代代传承。
乐府既然是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文化现象的表达，对乐府学的研究，自然也要采用诗乐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学两个学科共同面对的任务。遗憾的是，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与音乐学的分家，20世纪的乐府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分化为音乐与文学两个渐行渐远的领域，作为这两个领域的共同基础的文献学研究，也逐渐脱离了二者而成了另一种专门的学问。所以，近百年来，虽然无论在乐府的文献学、音乐学和文学的研究方面都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但是这三者分裂的结果却极大的限制了乐府学的进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有识之士重提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研究，联合文学界与音乐界的学者们共同探讨诗乐结合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回归诗乐合一的原生形态，以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
吴相洲教授正是在主持《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重建乐府学的思想，要把这种分裂的学术局面重新整合，让乐府学重新回到其原生形态。为此，相洲教授提出了“三个层面五个要素”的“基本工作路径和方法”。所谓“三个层面”，即包括文献研究、音乐研究和文学研究，具体来讲，文献研究可包括《乐府诗集》的版本、校勘、注释、笺证、编年研究，《乐府诗集》的成书、引述、来源、演变等研究，《乐府诗集》的分类依据、收录标准、资料来源、作品补正等。音乐研究则包括音乐体制研究，如乐府机构的设置和沿革、乐府的艺术表演、曲调、术语的考证、乐府的入乐传播情况、各曲调的特点等，文学研究则包括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等诸多方面。所谓“五个要素”，即包括曲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三个层面和五个要素纵横交叉，基本上概括了乐府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我以为他的这一概括是准确的，是符合中国古代乐府学发展实际的，因而也具有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乐府诗集〉分类研究》这套丛书，是在相洲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基本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这正是其创获良多的基础。举例来讲，关于自汉以来的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琴曲歌辞等，过去很少有人关注，本丛书在相关的专题中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如关于三代至汉魏燕射礼乐的考察，对晋至隋的燕射歌辞创作及其功能的讨论，对部分舞曲歌辞文体特征的总结，对郭茂倩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类目成因的分析、对魏晋六朝琴曲音乐的初探等等，都是《乐府诗集》研究中一些至关重要而古今少有人讨论的问题，具有学术研究的开拓意义。而对于古今得到较多关注的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新乐府辞等，则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研讨。如对汉代相和歌辞产生的历史阐释，特别是对其艺术形式的分析，对历代文人相和歌辞的发展与演变的论述，对鼓吹曲辞在南北朝时代的文人创作情况的描述，对横吹曲调《出塞》和《梅花落》的个案研究，对清商乐歌与南朝诗歌的互动关系的辨析，对唐代清商曲辞的发展的重新讨论，对新乐府辞概念的界定、入乐问题、唐代翰林学士与新乐府创作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由此可见，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乐府学，运用新的学术理念指导中国古代乐府歌诗的研究，回归其诗乐合一的原生形态，是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勿庸讳言，乐府学研究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巨大的挑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乐府声像的消失,其次是乐府文献的缺失,第三是研究方法的陈旧，第四是缺乏学科之间的交流。因此，要建立具有当代学科意义的乐府学，还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就《〈乐府诗集〉分类研究》这套丛书来讲，由于其作者都是近年来毕业的博士和硕士，让他们面对如此众多困难的研究现状而要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其难度可想可知。因此，这套丛书虽然是按《乐府诗集》十二大类而进行的分类研究，实则只是选取每一类乐府歌辞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而进行的初步探讨，有些也仅仅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已。至于涉及到《乐府诗集》全书中的一些共同性问题，受体例所限，这套丛书尚没有讨论到。比如，从文献的层面上讲，郭茂倩对汉唐乐府诗所进行的十二大类别的划分与郑樵等人的划分并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评价？从音乐学的层面来讲，这十二类乐府诗各自有哪些特点？各种之间存在着哪些联系？从文学的层面来讲，如何对《乐府诗集》中这些作品进行新的文学阐释？丛书还没有给出圆满的解答。再比如，《乐府诗集》基本上包括了自汉至唐各朝代的乐府歌诗作品，这些作品在每一个朝代呈现出哪些时代发展特征，丛书也没有条件涉及。从这一角度来讲，这套丛书只是全面系统研究《乐府诗集》的开始，它所提出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无论如何，这套丛书对《乐府诗集》研究向前推进的价值是重大的，它是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乐府学的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实践，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学的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本人认为，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富有创新意义的一套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学科近年来的一次重要收获。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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