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词研究由于可开拓的空间较大，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其研究格局并不均衡，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人们通常认为清初及晚清时期的文学成就较大，中间各阶段则远为逊色，近乎衰微。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对清中期各阶段的研究不甚关注。幸而，文学研究的观念是不断变化的。近年来，一批青年学者将他们的研究视点转向了过去颇受冷落的领域。沙先一教授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即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 文学史的研究，常有“梳辫子”的说法。若要梳理出较为合乎历史真实面貌的“辫子”，除了尽可能的占有材料外，还须有闳通的文学史观，将具体问题放置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和体认，这样才能使文学研究具有科学性。《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精神。本书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吴中词派的本体；二是关于词韵和韵书。 本书的研究对像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聚集在戈载等吴中七子周围，以苏州为中心活动的词人群体。学界一般将其视为后期浙派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独立成派。作者不囿成说，将吴中词人群体置于嘉道词坛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首先，从论词主张、词学风格、地域性、对经典及领袖人物的认同等方面，确认吴中词人与浙西词派的亲合关系，显示其继承性。然后，着重考辨吴中与浙西存在的另一层关系，即吴中对浙西的游离，作者从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第一是对归属问题的看法。先从吴中词人对一己流派归属的看法入手，例举了朱绶《沈芷桥词序》和《桐月修箫谱序》、潘锺端《子绣叔父小传》中标尚乡邑词学的言论，以及戈载在批点王昶《国朝词综》时，特以“○”号标示吴中地域词人的做法，以此揭示吴中词人群体强烈的宗派观念；又列出杨敬傅《香隐庵词序》、王大隆《桐月修箫谱跋》等例证，以证明与之同时代或稍后的一些词家大都认同吴中词人群体为一独立的词派；另外，还举出一个重要的例证，以浙派末期重要词人郭麐与吴中七子的鲜有往来，以及对七子的漠视或苛评，从反面证实吴中词人对浙西末派的疏离。第二是吴中与浙西在宗法渊源上的异同之处。两者皆取法南宋，浙派独守姜、张，吴中词人则兼法梦窗、碧山、草窗。第三是两者在词学主张上的相异之处。浙派重视音律偏重于纠正清初浮艳的词风，而在词的内容与形式上，更注重内容与风格的醇雅；吴中词派则针对浙西末派创作之弊端倡导严审韵律。作者还着重指出吴中词派宗法渊源的调整、论词主张的变异，是鉴于浙西派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而提出的，既有批评、救治浙派末流淫词、游词、鄙词的意图，也有标举一己词论的目的。就以上三点，作者推翻陈说，确认吴中词人群体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词学流派。结论持之有据，令人信服。之所以有这样的创获，是因为作者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回归历史的原生态中进行考察，能够同中求异，于共性中挖掘出个性，从而揭示词学流派存在形态的丰富性，恢复了词史本真、鲜活的面目。这反映了作者闳通的文学史观和高度的学术敏感力。 另外，作者还挖掘、分析各种文献资料，考辨吴中词派与常州词派之间的关系，指出宋翔凤在常州词派对吴中词派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并以两派作家与群体为例，如以朱绶为例，说明吴中词人群体对常州词论的认同态度；以常州派词人蒋敦复学词经历中受吴派词论影响为例，说明两派词学思想的并存与交融；以吴中潘氏词人群为例，讨论他们与常州词人之间的交游唱和及创作上的相互影响等。通过上述的考证，说明吴中词派出于常州词派之后，在倡导严审律韵的前提下，对常派词学思想有所汲取，并融于创作实践之中。这些讨论有助于读者充分了解吴中词派的创作思想，深化了学界对嘉道之际的词坛状况的认识。 对文学流派进行分期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吴中词派的分期问题，作者以道光二年（1822）王嘉禄倡议合刻《吴中七家词》作为吴中词派形成的标志，至光绪七年（1881）杜文澜去世，或光绪十六年（1890）潘锺瑞去世，其间有六七十年的时间跨度。作者敏锐地觉察到咸丰六年（1856）戈载去世，标志以吴中七子为核心的前期吴派词人退出词坛。而咸丰十年（1860）苏州沦陷，吴派词人由于避地海上，总体创作风格已发生变异。因而，以此为前后期的时间界限，对前后期的吴派词人作了专题讨论与个案分析。作者指出吴中后期词家在继承戈载严守韵律创作主张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的探索，如宋志沂关于韵律与词趣并重的调和说，张鸿卓关于词之境界的论述等等，均显示了后期吴派创作观念上的变化。作者把握住吴中词派形成、发展、衍变的脉络轨迹，细致入微地辨析其生活经历的差异及由此而引起的词学主张与创作风格的变异，并作出了合理的阶段性划分。 吴中词派历时较长，人员构成颇多，并不限于吴中一地。宋人杨万里论及江西诗派时就已经说过：“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江西也。”[1]作者从词学主张的趋同上着眼，并不过分强调地域性。他将在吴中为官的杜文澜划入吴中词派，并从交游的角度论述杜氏与吴中词派的渊源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指出杜氏与吴派相一致的词学观念，即强调填词应合乎韵律，有一定的规范。此外，作者进一步指出杜文澜汲取了常州词派的一些观点，并有所变化。这揭示了杜文澜词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对其词学创作和词学地位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至于身在吴中却不赞同吴中词派声律之说的词家，如孙月坡，则排除在该派之外。类似的问题琐碎而繁杂，作者处理起来却游刃有余，这都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 吴中词派以严守格律为鹄，因此关于词韵及韵书的论述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也是本书的重要价值所在。作者勾稽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总结清代以前词人用韵及词韵书的刊布流传情况。并专门对清人重视词韵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归结为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学术背景的影响。如清词的复兴，清代声韵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等均是重要的因素；二是词乐的失传。这使得清人只能在词律、词韵等词的乐体形式上讲求，以资补偿；三是清人的尊体观念。作者认为由宋至清，推尊词体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偏重内容，即苏轼以诗为词的“自是一家”之说；一是偏重词的体制，即李清照强调婉雅协律的“别是一家”之说。两者针锋相对，实质殊途同归，同为尊体。清人强调词韵，亦是其尊体的一种表现。现代学者论及清人尊体这一问题时，往往只从苏轼一脉着眼，而忽视清人在维护词体方面所作的努力。其实，俞樾在《绿竹词序》中早已说过：“词莫盛于宋，元曲兴而词学稍衰。有明一代非无作者，而不尽合律，毛公所谓徒歌曰谣者也。至我朝万红友《词律》出，而填词家始知有律。然榛芜初辟，疏漏犹多。道光间吴门有戈顺卿先生，又从万氏之后密益加密，于是阴平阳平及入声去声之辨，细入毫芒，词之道尊。”作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将清人“辨体”的现象置于整个词学史的发展上来考察，这一思考也就具有了理论深度。一方面疏通了整个词学史的发展脉络，厘清左右词史演进方向的两股力量，一重内容，一重体制，而其实质则同为推尊词道，派别不同，词学主张有别，于此各有侧重，但不出两者之外；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清人为尊体而“辨体”的学术渊源，因而，戈载探讨词韵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四是清初词人用韵不严格。作者从清初词学继承明代绪余、词家用韵意见不一，以及词韵著作水平不齐三方面分析其原因，持论有据。这部分的论述，不仅深入剖析了清人注重用韵的现象，还深化了读者对词学史的理解，作者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水平于此亦可见一斑。 戈载《词林正韵》在清代词韵书中最为晚出，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作者论述了该书严审律韵的主张，以及该书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词律与词调的关系、词韵与诗韵、曲韵的区别、《集韵》与《广韵》的区别，以及该书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采用等。关于清代词韵书在音韵学上的价值，前人已有定论，如音韵学家鲁国尧先生指出清代的词韵书，包括晚出的《词林正韵》，均不能反映宋词用韵的真实面貌。本书因研究的侧重点与视角的不同，注重于从词史意义上来考察《词林正韵》，讨论其对当时创作与词学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勾勒和分析《词林正韵》的接受史，细致考察该书及与之同时的其它韵书的刊刻、流布情况，重点研究了《词林正韵》大量刊刻后所引发的清人在词学论著中颇多关注声韵的讨论，以及晚清词家受此影响而生发的创作上对格律的严求等。于此可见《词林正韵》书对当时词坛创作的指导作用和对词学批评的影响，其词史价值也由此得到了显现。 总之，《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一书，从文学史观出发探讨吴中词派及其词学主张与创作风貌，揭示了吴中词派与浙西词派及常州词派的离合关系，以及吴中词派在中国词史观念的整体演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可以说本书是一部体现了闳通史识的文学流派研究之作。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出版后即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其中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研究思路，对清代词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而这也正是本人于该书出版五年后，撰写本文予以评述推介的缘由之一。 注释： [1]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十九。 [作者简介]周焕卿，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