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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收入专题论文36篇，附录1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2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2010年，系著者30年以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论文的精选。该书的特点，举其荦荦大端，约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专精，专门研究，学术指向，文献史料的考辨，在该集中是十分突出的内容。 其次是宏通，既包括宏观整体的研究，如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关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又指其对于作家作品等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运用史家眼光，从史的发展中给予其准确的定位。 《考论编》第一编《史论》大体属于总体研究。如《文化的·传说的·民间的：中国文言小说的本质特征》，结合文言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探讨文言小说的本质特征。著者认为，小说的观念与创作实绩，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小说理论著作为标志，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时期：由刘向到班固时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为其代表，此为小说观念的初步确立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齐梁间刘向的《文心雕龙》为代表，此为文言小说快速发展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唐中宗景龙年间刘知幾的《史通》为代表，此为文言小说的成熟阶段；宋元时期——以南宋初年郑樵的《通志·乐略》及宋末元初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为代表，宋代文言小说理论家受“说话”艺人的影响，对于小说的虚构有了较前人更为深入的认识；明清时期——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为代表，其对于小说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及对小说的类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章中概括文言小说的特征为文化的、传说的、民间的三大特点，并对何谓文言小说，进行了有说服力的界定，即：从文化的视角，视小说为一种由文人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创作的，或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加添许多传说内容的，或者借民间传说（包括史传中的传说意味颇浓的材料）为由头创作的（不排斥全由作家自行虚构创作的）叙事写人的作品。 《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证》一文，研究通俗小说的起源。文章依据大量文献与文本，辨析诸说，深加探讨，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文章最后指出，唐代的“说话”与“俗讲”、“转变”是颇为不同的两类伎艺，其所具有的底本和记录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类，其主要流向也各有不同。俗讲、转变的嫡系子孙是诸宫调、大曲和弹词，唐代的“说话”则直接导致了宋人的“说话”。今存的宋元市人小说，其父祖乃是敦煌石室中所藏的《叶净能诗》、《庐山远公话》、《唐太宗入冥记》（拟题）、《秋胡小说》（拟题）、《韩擒虎画（话）本》（拟题）一类东西。因此，即便如许多研究者所说，变文、讲经文那种韵散相间的叙事形式非中国本土所有，是随着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后世通俗小说正源，也决不在印度，而是中国小说、杂戏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何况变文这种体式起源于印度的结论，还有很多令人怀疑之处。 《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试论古、近代小说史的分界》一文，深入探讨了中国小说古、近代的分界。文中认为，“近代”这个词，如果仅仅是一个代表时间概念的名词，自无不可，当学人论及“近代文学”，将这个代表时间的文字符号与文学的性质、特点紧紧相联系，便给人无穷的困惑与迷惘。按诸小说创作的实际，只是到了1900年后，才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具体表现为：1、之前涉及官府朝廷的小说，几乎没有一部脱却忠奸、廉贪斗争的框架；之后出现了一批全面否定封建官场、全面抨击现实社会的小说。2、庚子之变后，出现了一批对未来社会做超前性探索的小说。3、庚子之变后，一批反映女权问题的小说相继涌现。4、出现了一批反对迷信，描写科学幻想的小说。此外，1900年后的小说，在艺术上也颇有新的因素。所有这一切，都明白不过地证明，从庚子国变后，中国小说才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真正近代化了；中国小说古、近代的界标，正应插在1900年。该文依据作品文本的实际，论据充分，其分析结论也更符合小说发展史的真实态势。 对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也贯穿着史家眼光，将其放置在史的发展中，做准确的判断定位。比如《宋元小说理论的新贡献》对郑樵《通志·乐略》的发现与阐释，认为其贡献在于：1、这是中国小说理论史上最早清醒地认识，并且明确指出虚构是小说艺术特色的理论文章；2、它科学全面地总结了前此小说创作中虚构的三种主要方式：铺陈夸饰、完全虚拟、移此就彼；3、从理论高度阐述了虚构手段的必要和重要，说明了它与表达中心思想的关系。这是从小说理论史的发展中所做的具体定位。《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一文，论世情小说的走向辉煌，不仅重点论述了三部巨著，对其间之有关作品，如《金瓶梅》的续作、《醒世姻缘传》、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林兰香》等，也都以史的眼光，做了恰切的历史定位。《小说家张鷟和张鷟的小说》一文指出，真正确立张鷟在小说史上地位的作品是他的《游仙窟》，从小说题材史的角度看，该作品正是完成由魏晋南北朝无人间烟火气的仙、凡结合志怪小说向世俗气浓重的世情小说转化的作品。《龚开及其〈宋江三十六赞〉并〈序〉初探》一文，从“水浒故事”演变的角度，阐释了该资料的重要价值，认为其中披露出，宋末元初是“水浒故事”演变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时期，现行《水浒》许多内容的轮廓由于当时民间艺人、书会才人的努力，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下来；从《宣和遗事》到龚开的赞序，我们可以探知《水浒》成书史中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阶段的初貌。这些结论，都是在史的比较中，所进行的具体阐释，因而其判断也显得更加精准。 其三是原创意识，无新不作，如清初顾炎武所说，“采铜于山”（《日知录自序》），自铸华章，推进了小说史研究的发展。 《考论编》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小说史上重大问题及重要作品的重新探讨，如《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证》对于通俗小说起源的阐论；《中国小说的近代化：试论古、近代小说史的分界》对于中国小说史古、近代分期的重新思考等。刊发于1988年的《对才子佳人小说问题的思考》一文，在才子佳人小说研究正热，又不免矫枉过正的时期，进行了自己理智客观的分析，认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且形成一股势力，却在清初，其高峰在顺治、康熙朝；才子佳人小说群作家处在逆境与郁积之中，要寻求心灵沉郁的解脱，找寻一条出路，却有别于《水浒后传》的作者，只是意在解脱自己及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作家们笔下的才、色俱佳又复多情的娇女，不过是自己某种理想的化身，才子佳人的遇合，恰如君臣之际会；才子佳人小说虽也被列入世情小说，却不同于《金瓶梅》《红楼梦》的重人世，而是更重理想及自我的慰安与解脱，因此不能称其为由《金瓶梅》到《红楼梦》之间的最重要一环；才子佳人小说的婚姻理想，并没有离开儒家思想的轨道，等等，都显示出著者的清醒，判识的辨证。其他如关于《水浒传》成书的年代、孙悟空形象的来源、《西游记》与宗教文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也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识，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二是新领域的开拓。近年来，文学生态问题日渐受到学人的重视。其实，任何文学现象的出现，乃至文学名著的诞生，都决不是完全的偶然，而是特定生态环境下的特定产物。《考论编》中有相当多的文章，探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如文言小说观念及其创作，或者研究非名著类作品，如苏辙及其小说、《欢喜冤家》、《二度梅》、《霁园杂记》、《夜谈随录》、《琐蛣杂记》、《六合内外琐言》、《浇愁集》、未见著录小说、《百家公案》与戏剧等，在比较异同、辨析源流之中，不仅进一步澄清了有关史实，对于小说史生态的复原，走入场景，乃至对于更加科学客观地评价名著，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三是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学术研究必须依靠充分的证据，新资料的发现，不仅常常可以使得旧问题迎刃而解，其对于新问题与新现象的发现，则更能够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考论编》中新资料的发掘，包括作品文献、本事嬗变、作家生平史实等诸多方面。《中国小说史研究若干问题的考辩》系列文章中，由新发现的《十二笑》中“子犹后人”方钤，断“墨憨主人”为冯梦龙后人；由《辽海丹忠录序》证成其书为乃弟陆人龙之作；由新发现的谐道人批评第一种书《闪电窗》证其出于顺治年间；由峥霄馆刊《 《考论编》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比较全面地为读者呈现了著者研究古代小说的新发现、新见解；其次在于为读者展示了著者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与其鲜明的学术特点；其三，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走过了百年繁荣，新世纪第一个10年刚刚过去之后，它为人们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不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而是别有洞天，大有可为，风光这边独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