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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八友”考辨》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1.5万字，与先期出版的《梁武帝萧衍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25万字）均是我三年读博期间完成的。在三年期间完成如此规模的学术著作，心中不免惴惴。“竟陵八友”的生平资料本来有限，加之本人愚钝，错误在所难免。每每当我送书与人，总会加上一句：请多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出版修订本。此绝非客套话，而是发自肺腑的。对“竟陵八友”生平如此宏大的考证，目前国内仅此一本！我多么希望学术界有识之士与我共同探讨，藉此推进“竟陵八友”的研究。 一 对史实考辨诘难的答复 虽然笔者在《“竟陵八友”考辨》中旁征博引，但实际上“竟陵八友”的生平资料散见于南北朝九部史书及相关的文学作品中。对这些资料进行排比梳理，归纳推理，以求还原于历史真实，本是考据之道。 1、对王融生平考证诘难的答复 作者自称近年来致力于王融研究，故对拙作指责最多，约有五条： （1）王融建元元年（479）在家乡临沂，为王俭赏识。 建元元年（479），王融十四岁。一个十四岁孩子的行踪颇难寻觅，但以常理揆之，无非有二：一是随父到任所，一是在故乡居住。王融之父道琰，卒于赴庐陵内史的途中。所任之庐陵王是宋抑或齐，不得而知。检索南朝诸史，宋齐两朝庐陵王先后有刘义真、刘绍、刘敬先、刘子舆、刘德嗣、刘暠、萧子卿、萧宝源8人。王融生于泰始二年（466），道琰之卒当不在本年之前，道琰不可能任庐陵王刘义真、刘绍、刘敬先、刘子舆之内史。萧宝源建武元年（494）封庐陵王时，王融已卒。故道琰所任内史之庐陵王只可能是刘德嗣、刘暠、萧子卿三人之一。王融本传云：“母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惇敏妇人也，教融书学。”（《南齐书·王融传》）知教王融读书的是其母谢氏，则其父早卒。萧子卿建元四年（482）封庐陵王时，王融已十七岁，道琰任萧子卿之内史似不可能。刘德嗣，泰始三年（467）封庐陵王，刘暠何时封庐陵王，史书未载，然暠已于升明元年（477）薨，则道琰很可能任庐陵王刘德嗣或刘暠内史。故建元元年（479），道琰已卒或未任官职，王融很可能居故乡。王融《求自试启》有云：“岁时归来，夸荣乡里”，则王融自小就居住在“乡里”，而这个“乡里”也只可能是他的故乡。六朝时琅邪郡治临沂，然王融故乡临沂绝非今之山东临沂。永嘉之乱，晋室南迁，北方士族亦随之南徙，其中就包括琅邪王氏。为了安置这部分人，南朝统治者设立了南琅邪郡，“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徙治白下”（《南齐书·州郡志》），下辖临沂、江乘、兰陵、承、谯五县。南琅邪郡之临沂就是为了安置琅邪王氏，其地今属江苏。翻检南北诸史，琅邪王氏有任职北朝者，亦有任职南朝者，绝无平齐民。王融之父任职南朝，其家当随其家族迁居南琅邪郡之临沂。王融父道琰举家南迁之事，史乘未载，故笔者仅言“故乡临沂”，未明言江苏临沂者（实际书中有暗示），谨慎而已。林晓光不懂其中奥秘，胡乱指责云：“刘宋泰始年间连淮北淮西之地都已落入北魏之手，王融更何从回到今天山东省临沂市的琅邪去？作者此语，竟如对东晋南渡，在南方侨立州郡的历史常识完全茫然一般”。实则是复旦的博士竟不知侨郡！南琅邪郡之临沂在都城建康北郊，王俭虽在京城任职，其家人势必也居住在临沂，则其赏识王融也就自然而然之事了。 （2）王融于南琅邪太守周盘龙任上举秀才 《南齐书》王融本传仅言“举秀才”，至于何时何地举秀才，史书并未明言，后人也难下断言。王融家乡临沂时为南琅邪郡所辖，于是笔者推测他在周盘龙任郡守时举秀才。这只是根据上下文合理的推测，缺乏足够的证据。林晓光文大概看准了这一点，对拙作多加指责。如果 （3）王融永明四年求自试，迁秘书丞。 《南齐书》本传载王融迁秘书丞，时日未载，亦难考证，笔者仅据有限的资料推测。唯一的旁证是“（宋弁）迁中书侍郎，兼员外常侍，使于萧赜。赜司徒萧子良、秘书丞王融等皆称美之”（《魏书·宋弁传》）。据此，则宋弁使于萧齐时王融任秘书丞。宋弁多次使齐，唯一有明确记载的是太和十六年（永明十年，492年）七月，时王融已为中书郎。很明显，王融任秘书丞时宋弁使齐非太和十六年。至于具体时日，已难详考，笔者试图通过三条旁证寻觅。一是“（王融）弱年便欲绍兴家业”（《南齐书·王融传》）。“弱年”泛言年少，也包括“弱冠之年”，笔者查阅了数种工具书，解释均如此，而且多用《南齐书》王融条为例。林晓光文以沈约《与徐勉书》和《南齐书·张融传》为例，将“弱年”诠释为年幼，藉此推翻我的结论。事实上，林晓光文所举的两则文献中的“弱年”解释为年幼可以，解释为“弱冠”亦未尝不可。用这种是事而非的含糊词义颠覆成论，为考据所不取。当然笔者将“弱年”解释为“弱冠”并不一定正确，然各取所需也是考证所推崇的，因此笔者的解释并没有错。王融弱冠，即20岁（永明四年，486年）求自试，迁秘书丞。二是王融《求自试表》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求自试表》有云：“臣自奉望宫阙，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参名盛列，缨剑紫复，趋步丹墀，岁时归来，夸荣邑里。”“宫阙”、“紫复”、“丹墀”三词均代指朝廷。“臣自奉望”是说他的理想，并不是说求自试前已任职中枢。林晓光文以似乎发现新大陆的口吻说：“紫复或曰紫庭，都是天子紫微宫的代称。……已勿庸置疑地证明了王融求自试之前已经担任中央朝官，而绝非州郡佐属。”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读懂《求自试表》中的这段文字！结合上下文所考，笔者以为“岁时归来”指去岁（永明三年，485年）从南豫州晋安王南中郎将板行参军任上回京，这个结论并没有问题。三是宋弁使齐的时间。《魏书》明确记载宋弁使齐在太和十六年（永明十年），于是 （4）王融任晋安王南中郎将板行参军、秘书丞、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四职的次序。 对于此四职的次序，《南齐书》王融本传记为晋安王南中郎将板行参军——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秘书丞，陈庆元《王融年谱》基本上根据史传诠释，实则有误。笔者结合史料所考，将次序调整为晋安王南中郎将板行参军——秘书丞——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这是对史传及《陈谱》的纠正，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王融在豫州免职后求自试，迁秘书丞。时值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天下文人聚焉，于是王融入西邸，任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王融功名心极强，“弱年欲绍兴家业”，一个小小的司徒板法曹行参军哪能满足他的胃口。太子萧长懋与竟陵王萧子良乃一母同胞之兄弟，利用这层关系，王融入东宫，任太子舍人，谋求更大的发展。这种诠释既有史料为依托，又与王融急功近利的性格相吻合。然林晓光文指责笔者，约有三：一以曹植与萧昱为例，说明中国古代的“求自试乃是自荐于人主，希望获得施展自身才干的机会，尤其在军国立功方面发挥效用”。这一结论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不适用于王融。王融《求自试表》有云：“若微诚获信，短才见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术无隐，翁归乃居中自见，充国曰‘莫若老臣'。窃景前修，敢蹈轻节。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诚。抑又唐尧在上，不参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愿陛下裁览。”王融之意非常明显，无论文官还是武官，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理想要成为管仲那样辅佐皇帝的人，并不在军国方面。二是王融能否先任秘书丞，后任太子舍人。秘书丞为朝官，太子舍人是东宫官属，二者属不同的官制体系，不存在职位的升降问题。林晓光文以褚渊、王俭、何戢、江敩、王慈等人先任太子舍人（或太子中舍人）后担任秘书丞为由，试图推翻笔者考证所得的结论。褚渊等人确实是由太子舍人（或太子中舍人）迁秘书丞，但这是史传所载，安知无误？而且《南齐书》所载许多任秘书丞者却未经太子舍人（或太子中舍人），这至少说明太子舍人与秘书丞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先任太子舍人后任秘书丞，并不是萧齐的选官次序，其结论并不可靠。兰陵萧氏社会地位不高，要想稳固政权，势必要拉拢门阀士族，王融正是笼络的对象。琅邪王氏许多人在萧齐为官，位居中枢者亦不少。故王融求自试，即被任为秘书丞。王融在《拜秘书丞谢表》中云：“特擢之例，事均延祖”。所谓“特擢”者，即皇帝的特殊恩典，不是像他官员那样经过很多仕履方至秘书丞。 （5）王融永明八年任司徒法曹。 王融永明八年任司徒法曹之事，《南史·王摛传》有载。陈庆元《王融年谱》以为误记，却没有任何证据。如果仅“误记”二字就可以推翻史书所载，那文史研究就显得太简单了。王融永明五年曾任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永明六年任丹阳丞，八年任司徒法曹，这些仕履笔者曾考证得十分清楚。 2、萧琛生平的考证 萧琛先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后侍奉梁武帝萧衍，与齐梁政治高层保持着友好的联系。诗文创作颇受萧衍推崇，在梁代享有盛名。然其作品流传不多，故很少受学人关注，唯一争议颇大的是其生卒年。 3、范云的籍贯 范云之籍贯，《梁书》与《南史》本传均言“南乡舞阴人”，同时《梁书》与《南史》又多次提及“南乡范云”，这种前后记载的抵牾之处，是必须辨明的。钱大昕云：“宋齐二志俱无南乡郡，而有南乡县，为顺阳郡治所，舞阴则南阳之属县也。盖梁时避武帝讳，该顺阳郡为南乡耳。”（《廿二史考异》）钱氏仅说明南乡与舞阴是不同的地方，具体没有考证。若依钱氏之论，依然不能解决范云“南乡舞阴人”的问题。笔者从行政区划沿革入手，考证了南乡与舞阴不存在隶属关系，进而阐明范云为南乡人。这种考证既是对钱氏之论的申述，又很好的解决了范云的籍贯问题。 4、沈约任太子右卫率的时间 沈约任太子右卫率之事，不见史乘。然谢朓有《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名先成为次》、《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 林晓光先生却道：“史传原文明载‘东海王元曾'，是其人显为东海王氏，与出身琅邪王氏的王淮之有何关系？同时史传未载王淮之曾任徐州别驾，益可知这里的东海王元曾必为另一人无疑”。林晓光先生以为东海王元曾与琅邪王淮之（字元曾）不是一个人，企图推翻我的考证。 东海郡，西汉置，属徐州，辖县三十八县，其一为临沂。“临沂令，汉旧名。前汉属东海，后汉、晋属琅邪。”（《宋书·州郡志》）据此，“东海王元曾”实际上就是“琅邪王元曾（名淮之）”。而且笔者翻检史书，六朝之际并没有东海王氏。林说不足采信。经笔者所考，竟陵王萧子良《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卫过刘先生墓下作诗》与诸君和诗作于永明八年。据笔者和前贤所考，永明七年，沈约任中书郎；永明八年，沈约任给事黄门郎、吴兴中正，则此二年间沈约非任太子右卫率已明。在推翻成说的基础上，树立起自己的观点。《南齐书》杜京产本传明载永明十年沈约官职为太子右卫率，另据作者考证，永明十一年正月沈约卸任，改授车骑将军安陆王子敬之长史。据此，沈约任太子右卫率的时间是永明十年（492）至十一年（493）正月。这个结论是非常可靠的，它将前贤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5、谢朓任随郡王文学的时间 谢朓任随郡王文学一职，《南齐书》本传有载，具体时日阙载。 二 对诗文系年与辑佚商榷的答复 “竟陵八友”诗文数量巨大，加之文献资料较少，这给诗文系年带来很大的困难。笔者在这部分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前贤未系年的大量诗文尽可能的系年，当然这种研究具有前瞻性的同时也具有挑战性，结论或许不一定可靠。但这种工作对“竟陵八友”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将直接推动“竟陵八友”的文学研究。笔者同样期待有识之士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不断更新这些系年。 1、对王融二文系年的答复 （1）王融《上疏请给虏书》作于永明九年 王融此文向来无人系年，原因是此文没有准确的信息可供参考。笔者试图通过二条途径考释，一是此事肯定发生在萧齐与北魏关系缓和之时，二是王融提到北魏政治情形与北魏实际情况相符。这两条途径实则仅是参考、旁证，不是直接证据，这样考证的结论肯定不可靠，但也提供一种近似的真实。 据《南齐书》所载，萧齐与北魏互通使节始于永明元年（483），永明五年桓天生作乱，双方交恶，使节中断，永明七年（489）复通友好。因此，北魏向萧齐求书只可能是永明元年至四年（483－486）或永明七年（489）以后，绝不可能是永明五年至六年（487－488）。 王融在文章中提到北魏的政治情况：“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且设官分职，弥见其情，抑退旧苗，扶任种戚。师保则后族冯晋国，总录则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执政则目陵、钳耳。至于东都羽仪，西京簪带，崔孝伯、程虞虬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书，李思冲饰虏清官，游明根泛居显职。……”笔者对王融文中提到的诸人官职进行考证，发觉与太和十五年（永明九年）北魏政治情况相同。 通过这两种途径，王融《上疏请给虏书》作于永明九年似已成定论。林晓光先生道：“集中在对该疏中提到的冯晋国、钳耳、崔孝伯、程虞虬等人的考证上，罗列了无数关于这些人物的史料。殊不知这些北朝人物中但凡较为隐晦难解的胡人，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中都早已指明”。 其实，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两个事实：一是未觉察王融文与《北朝胡姓考》之间的细微差别，二是尽信书，这样的研究态度怎样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考证态度有些拘谨，若参考《北朝胡姓考》，粗略的将目凌当作丘目陵氏（穆亮），苟仁端为尉元，丘颓为苟颓，也能为王融《上疏请给虏书》作于永明九年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苟颓太和三年（萧齐建元元年，479）九月任司空、河南公，后迁至侍中、河东王，太和十三年（萧齐永明七年，489）十二月丙子卒，先后任司空11年，而且官至显贵的侍中；尉元以军功拜淮阳王，太和十三年（萧齐永明七年，489）十二月己亥迁司徒与司空穆亮同掌朝政，太和十六年（萧齐永明十年，492）八月以老逊位，前后任司徒4年。司空、侍中苟颓去世的同月尉元任司徒，初掌朝政，故王融云：“台鼎则丘颓、苟仁端”，是一种叙述的手法，若以苟颓之卒年为此文的作年，则“台鼎苟仁端”就没有着落了；穆亮太和十三年（萧齐永明七年，489）十二月为司空，太和二十一年（萧齐建武四年，497）六月逊位，前后任司空9年。钳耳为文明皇后宠幸，永明七年职位显赫，故王融云：“执政则目陵、钳耳”。若王融此文作于苟颓卒之时，则穆亮与钳耳均未执政。 （2）王融《谢安陆王赐银铂启》中“安陆王”应为萧缅 安陆王是谁？曹道衡《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对此有考，观点有二，一是安陆王为萧缅，二是王融集为后人所编，改“安陆侯”为“安陆王”。 2、谢脁《和刘西曹望海台》中的“刘西曹”是刘绘 此诗从未有人考系，原因在于题目中的“刘西曹”是谁难以明辨。笔者的思路是：一是刘西曹与谢脁有往来，二是刘西曹的行踪中可以看到海，综合二者唯一符合的就是刘绘。刘绘与谢脁同为西邸文士，交往颇多，曾随豫章王嶷赴江州，江州近海。至于西曹，州府、司徒府、相国府、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镇军将军、中军将军、抚军将军、四征将军、四镇将军）府均有西曹。“豫章王嶷为江州，以（刘）绘为左军主簿，随镇江陵，转镇西外兵曹参军，骠骑主簿。”（《南齐书·刘绘传》）豫章王嶷为江州刺史，刘绘为其主簿，州的主簿《南齐书》载为西曹主簿，此时刘绘就可以称为刘西曹；豫章王嶷为镇西将军，掾属中亦有西曹，镇西外兵曹参军很可能就是后人编辑刘绘集时的简称。无论那种情况，此诗中的刘西曹是刘绘。 3、“竟陵八友”诗文辑佚与辨伪 诗文辑佚与辨伪是文献考证中最见功力的地方，对文学研究可提供较为可信的文本，故历来颇受学人看重。“竟陵八友”诗文混乱不堪，辑佚与辨伪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辑了36首（篇），其中前人辑11首，笔者新增25首；补存目36首，其中前人12首，笔者新增24首；辨伪24首，其中前人3首，笔者新辨伪作21首。辑佚25首，存目24首，辨伪21首，笔者可谓对“竟陵八友”诗文辑佚与辨伪贡献非常大。此外笔者采用了前人26首辑佚与辨伪的成果，并在书中注明，这有什么问题？然 关于王融《净行诗十首》的辑佚可能是笔者误收，是考虑不周所致。王融有《净住子颂》三十一篇，笔者在《王融诗文系年》中有考。其中有十首被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所收，题为《净行诗十首》，逯钦立采用冯说，将其录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于这十首作品，笔者最初颇犯难，最后还是采用了冯惟讷和逯钦立的说法，将其补辑为《净行诗十首》。现在看来，这是重复收录，在此对关心《“竟陵八友”考辨》的同仁致歉。这是 八公山在京师建康西南，林晓光先生偏说在建康西北。萧衍曾任司徒西阁祭酒，笔者以为“西阁”是衍文，林晓光先生以为我的怀疑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南齐书·百官志》有载：“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虽无，常置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主簿、祭酒、令史以下。”很明显，司徒府只有祭酒，而无西阁祭酒。 考证本来是非常琐碎的，而且考证要站得住脚，必须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下。周一良、严耕望、祝总斌、黄惠贤、阎步克、陈长琦，以及域外汉学家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著作就是榜样，是我经常学习和揣摩的范本。近两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简介】柏俊才，山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