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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苏轼的诗集、词集与文集三个部分，其中尤以《苏轼文集校注》的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缕的重大事件。《苏轼文集校注》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三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堪称苏文功臣。对此，笔者已撰《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一文予以论述[1]。然而千虑或有一失，百密难免一疏，本书篇幅浩繁达十一巨册，恐亦难免错误或疏漏。现将笔者阅读《苏轼文集校注》时随手摘录的疑惑整理成文，以供读者参考，并希望对校注者修订此书时有所裨益。 一、 考订编年 《苏轼文集校注》（以下简称《文集》，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在考订编年方面成绩卓著，但也偶有考订欠精之处，例如卷五七《与段约之一首》云：“蜀江湍悍，卒夫牵挽，最为劳苦。若一一以钱与之，则力不能给，故不免少为此耳。事有疑似，人言良可畏，得公一言则已。”《文集》注云：“疑为治平三年（1066）送父丧归蜀时作。”（第6294页）按：苏轼送父丧归蜀，确在治平三年。然此书乃追述往事，非当时所作。书中言及“人言良可畏”，当指苏轼因送父丧归蜀而遭诬告之事，《文集》卷三二《杭州召还乞郡状》（作于元祐六年）中曾回忆其事：“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第3375页）此事发生于熙宁三年（10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曰：“（八月）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卒无其事实。眉守兵夫乃迎候新守。”[2]由此可知苏轼因父丧还蜀而受新党攻讦，故作书与段缝以自解，此书当作于熙宁三年。《文集》编年致误的原因或是未细读文本并深考其写作背景。 另一种编年有误的原因可能是不明物理，例如卷五七《与毅父宣德七首》之七云：“日至阳长，仁者履之，百顺萃止。病发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文集》注云：“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作于北归途中。……本书云‘日至阳长’，其为五月所作无疑。”又注云：“又书中曰‘负暄独坐’，涉笔亦夏景。故云。”（第6306页）今按“日至”既可指夏至，亦可指冬至。而“阳长”之“长”字，乃“增长”之义，故此处“日至”当指冬至。至于“负暄独坐”云云，正为典型的冬景，安得谓之“涉笔亦夏景”？《文集》在编年时或未细思。 还有少数作品的编年不够稳妥，例如卷六七《书司空图诗》，《文集》注云：“元丰七年（1084）四月作于九江庐山。据本文‘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之语，当作于游庐山之时。”（第7580页）今按苏轼于元丰七年四月游庐山之事属实，但细味“尝”字，乃追忆往事之语气，恐只能说此文作于游览庐山之后，而不能定为当时所作。又如卷五六《与陈大夫八首》之三，《文集》系于元丰五年（1082），理由是收信人陈轼原为黄州知州，苏轼于元丰三年谪至黄州后与之相识，当年秋陈轼即罢任归临川，而此书中言“奉违如宿昔耳，遂两改岁”，故当作于元丰五年。此说可从。接下来的《与陈大夫八首》之四，《文集》注云：“约元丰五年作于黄州。”（第6252页）此说可商。因此书中言及“唐守常相见否”，今检《宋两江郡守易替考》引《抚州志》：“唐砥，通直郎。元丰三年至元丰四年任郡守。四年石温之来代。”[3] “唐守”即指唐砥，其人在元丰四年罢抚州知州任（抚州即临川），如苏轼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不应言及“唐守”，故此书宜系于元丰四年。 此外，有些苏文的编年向有异说，《文集》在考核取舍时或有不够谨慎之处，例如卷一九《桄榔庵铭》，此文为记录苏轼在海南之艰苦生活及乐观精神之重要文本，向来受人重视。但是其作年则存在异说，《文集》虽已参校众说而作平亭，但其编此文于绍圣四年（1097）的结论仍值得商榷。《文集》注云：“绍圣四年（1097）冬作于昌化军。《苏诗总案》卷四二谓元符元年（1098）苏轼因被逐出官舍，无地可居，遂于桄榔林下就地筑室。……今案，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绍圣四年贬昌化军，‘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土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此即桄榔庵。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均将买地筑室之事系于绍圣四年。今考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云：‘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仆离惠州后……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程秀才乃程儒，绍圣三年谒苏轼于惠州嘉祐寺，故曰‘僧舍屡会’。苏轼作此书时，桄榔庵新成，既言僧舍屡会为‘去岁’之事，则新居必成于绍圣四年。又考《与程秀才三首之二》云：‘近得吴子野书，甚安。陆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蜒坞獠洞也。’陆道士卒于绍圣四年五月，苏轼得其噩耗，当在是年冬。……据苏轼此书，则得子野书乃在新居初成不久，故新居必成于绍圣四年冬。苏轼绍圣四年七月二日至昌化军贬所，初僦官屋，十一月段讽发其事，乃筑新居，其迹亦与《东坡先生年谱》、《东坡纪年录》、苏轼与程秀才二书相吻合。故《桄榔庵铭》必作于绍圣四年冬。”（第2164页）初看起来，此注考订详实，结论可信，但事实上仍有疏漏。首先，注中所引的《与程秀才书三首》之一、之二，在《文集》卷五五中分别被编于绍圣五年（1098）五月与元符元年（1098）十一月（按：绍圣五年六月改元元符），甚确，故前书中所云“去岁僧舍屡会”之事，正在绍圣四年。检《文集》卷五五与卷一九之校注者非一人，或全书统稿时未及细检，故自相矛盾。事实上程儒与其父程天侔（字全父）在绍圣三年、四年间曾多次在惠州访问苏轼，且同游僧舍、道观，孔凡礼《苏轼年谱》中皆有记载，且“僧舍屡会”者，乃指多次会晤也，不可能专指程儒绍圣三年初谒苏轼于惠州嘉祐寺，故《文集》校注引《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为证，并不能导致其结论。至于《与程秀才三首》之二中言及陆道士之卒葬，又言及筑桄榔庵之事，亦不能导出筑庵事在绍圣四年之结论。一则此书作于元符元年，向无二说；二则“近得吴子野书，甚安。陆道士竟以疾不起，葬于河源矣”乃是追忆故人之语，意即存亡无定，故人生死相隔，故下文即兴“前会岂非梦耶”之叹，这并不是向程秀才报告陆道士的死讯，不一定写于陆道士刚卒之时，当然不能用作筑庵事在绍圣四年的证据。所以，根据《与程秀才书三首》的证据，只能导出此铭作于元符元年的结论。此外，此铭中还有一节可以作为编年的内证：“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濛之都乎！”对此，《文集》注云：“古谓人生百年，苏轼作此文时六十二岁，尚有三十八年至百年之期。三十六，盖约计之词。”今按古人行文用约计之词，一般是取整十整百之数。如果意指三十八年，则只可能约计成“四 二、 名物典故 苏轼的诗文作品，取材宏富，尤其擅长用典。对此，《文集》已经穷本溯源，注得相当详细。但是仍存在两类缺点，一是误注，二是漏注。先看前者。卷六九《题李十八净因杂书》：“刘十五论李十八草书，谓之鹦哥娇。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稍进，以书问仆，近日比旧如何？仆答云：‘可作秦吉了也。’”《文集》注云：“秦吉了，鸟名。《旧唐书·音乐志二》：‘今案岭南有鸟，似鸲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笼养久，则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亦云料。’”（第7811页）此注似是而非。《旧唐书》所云，仅为“吉了”而非“秦吉了”。当引白居易《秦吉了》：“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4] 又如卷一○《徐州鹿鸣燕赋诗叙》：“天高气清，水落石出。”《文集》注云：“欧阳修《醉翁亭记》：‘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第1007页）按此处仅注明了后四字，而前四字仍无着落。当补引宋玉《九辩》：“泬寥兮天高而气清。”[5] 最有趣的是下面一例：卷一《浊醪有妙理赋》：“信妙理之疑神。”《文集》注云：“《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浊醪有妙理’句下注云：‘苏曰：王商见于存饮浊酒，商笑曰：君子何苦好此物耶？存曰：自有妙理，非公所知。’然此材料未详其出处，未可辨其事之真伪。”（第99页）按此注所引之“苏曰”，正是杜诗注释史上臭名昭著的“伪苏注”[6]，即假借苏轼名义而伪撰典故为杜诗作注者，《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正是收录伪苏注最多的杜诗注本，托名苏轼的伪注竟然窜入了苏轼文集的注释，恐为作伪者始料未及的结果，故不宜引之为注。 此外，《文集》的注释中还偶有史实方面的错误，例如卷一二《遗爱亭记》：“东海 更为常见的是漏注，例如卷五一《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六七：“广大格岂敢望李憨子耶。”（第5592页）《文集》无注。按“李憨子”其人名不见经传，“广大格”亦不知何谓。今检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太宗时有待诏贾玄，以棋供奉，号为国手。迩来数十年，未有继者。近时有李憨子者，颇为人所称，云举世无敌手。然其人状貌昏浊，垢秽不可近，盖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间。”[7]可知李憨子乃民间之围棋高手，则苏文中“广大格”当指围棋棋盘，宜引此为注。 又如卷五七《答苏伯固四首》之二：“非久，见师是，当谋之。”（第6363页）《文集》未注“师是”。按：黄寔字“师是”，乃苏辙之儿女亲家，与苏轼交往甚密，宜出注。 又如卷五七《与黄师是五首》之三：“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第6369页）《文集》未注末句。按：此书言及章惇南谪“，太夫人”当指黄寔之母，即章惇之姐，故苏轼请黄寔安慰其母也。宜出注。 又如卷五○《与刘贡父七首》之一：“厚薄之说既无有，公荣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荣何足道哉！”（第5465页）《文集》未注“公荣”，按“公荣”乃晋人刘昶之字，其为人通达，且滑稽多智，《世说新语》中记其事迹甚多。而刘攽（字贡父）为人，颇类刘昶，其《送刘四畋二首》之一有句云：“好书如子政，饮酒胜公荣。”[8]此处之“公荣”，当指刘昶，宜出注。 又如《与刘贡父七首》之七：“世间关身事特有此耳，愿更着鞭。”《文集》注云：“着鞭，挥鞭打。喻努力做此事。”（第5479页）按此处乃用晋人祖逖、刘琨之典，《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晋阳秋》：“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耳！’”[9]若不引此典，则“着鞭”一词并无“努力做事”之义。 又如卷五七《答贾耘老四首》之四：“须添丁长，以付之也。”《文集》注云：“添丁，贾耘老之子。”（第6324页）按此注似无据。唐人卢仝有子名“添丁”，曾作《示添丁》诗，又韩愈《寄卢仝》亦云：“去岁生儿名添丁。”[10]苏文乃借此代指贾耘老之子，未必贾子真名“添丁”，故宜引卢仝或韩愈诗为注。 又如卷五八《与欧阳元老一首》：“（秦观）至藤，伤暑困卧，至 又如卷五八《与萧朝奉一首》：“特为于郡中诸公，醵借白直数十人送至方口。”（第6434页）《文集》未注“白直”一词，按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卷二：“今世在官当直人，谓之‘白直’。”[12]宜出注，否则读者不明“白直”究系何指。 又如卷六○《与陆子厚一首》：“念君弃家求道二十余年，不见异人，当得异书。”（第6686页）《文集》无注。按《后汉书·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13]苏文当用此典，宜出注。 又如卷六一《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二：“洒然如接清颜听软语也。”（第6706页）《文集》无注。按“软语”本义为柔和、委婉之语，然古人常用指僧人之语，梁人王僧孺《礼佛唱导发愿文》：“苦言软语之德，有感而斯唱。”[14]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15]故苏轼用此指僧人参寥子之语，宜出注。 又如卷六四《东坡酒经》：“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第7146页）《文集》无注。按《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16]宜引之为注。 又如卷七三《记钱塘杀鹅》：“有此二能而不能免死，且有祈雨之厄。”（第8460页）《文集》无注。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一载，熙宁十年“，内出蜥蜴祈雨法，试之果验，诏附宰鹅祈雨法颁行”[17]。可证当时确有宰鹅祈雨之法，当引此为注。 以上的漏注涉及人物、典故、制度、语词等属于知识性的内容，为了便于今人阅读，皆应补注。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虽然无注也能读通，但仍有补注的必要，例如卷五六《与江惇礼五首》之三：“向者亦或从诸公之后，时挂一名，以发扬遗士，而近者不许连名，此事便不继。”（第6265页）《文集》无注。按此书作于元丰年间，当时苏轼正在黄州贬所。从此书内容来看，当是江惇礼来信中言及向朝廷推荐徐积之事（徐积其人虽早在治平年间即登进士第，但由于患疾而屏处乡里，直到元祐初才入仕），苏轼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所谓“近者不许连名”，即指苏轼被贬黄州时所受“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处罚，如果出注，可增进读者对文意的理解。 又如卷六九《书沈辽智静大师影堂铭》：“邻舍有睿达，寺僧不求其书，而独求予，非惟不敬东家，亦有不敬西家耶？”（第7882页）后两句《文集》无注。按相传孔子之西邻不知孔子为圣人而称其为“东家丘”，《三国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18]《颜氏家训·慕贤》则云：“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19]此处宜引之为注，以明苏轼以谐谑之语自表谦逊之意，否则意味颇减。 又如卷一一《庄子祠堂记》：“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文集》注云：“出处未详。苏轼尝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杀之三宥之三’之句，欧阳修问其所据，对曰：‘何须出处？’疑楚公子之事亦同于此。……此亦《庄子》‘寓言’之意。”（第1087页）按：此注甚佳，但尚可稍作补充。今检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元陈世隆《北轩笔记》、明王文禄《机警》等书皆引苏文以为史实，而清代考据名家赵翼《陔余丛考》卷四○中甚至径言此事出于《左传》，其实都是将苏轼笔下的“寓言”信以为真了，最好补注或附录一些相关材料，以帮助读者认识苏轼创作的这个独特性质。 三、 其他 从总体上看，《文集》的编校工作做得相当细致，但是在引书、断句、编排等方面的疏漏也在所难免，下面举示数例以供撰者及读者参考。 首先，《文集》注释的引文不够精确，例如卷二四《慰宣仁圣烈皇后山陵礼毕表》之注九引《庄子·天地》：“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第2778页）今检《庄子》，原文中仅有一处“使圣人寿”，且在“使圣人寿”及“使圣人富”句后皆有“尧曰‘辞’”一句，《文集》注释的引文不准确。 又如卷四六《谢王内翰启》附录引钱基博云，出处为“《四川大学学报》第六辑《苏轼研究专辑》”，未注明钱氏之语原见何书，宜作补充。 又如卷六七《书韩李诗》：“不如韩愈倔强，云‘我自屈曲自世间，安能随汝巢神仙’也。”《文集》注云：“二句见韩愈《记梦》诗。”按：今检韩集，原文作“安能随汝巢神山”[20]，苏集原文有误，而《文集》未能出校。其实揆之句意，此处之“神山”必不能作“神仙”也。 注释引文的疏漏有时还会影响对文意的解读，例如卷六八《题文潞公诗》：“童怀竹马期。”《文集》注云：“《后汉书·郭伋传》：‘始行至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后用为称颂地方官吏之典。”（第7612页）按：此注所引《后汉书》原文之后尚有一节：“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21]必须补足，苏文所引文彦博诗中的“期”字才有着落。 其次，《文集》的断句也有欠妥之处，例如卷六○《与千之姪二首》之一，《文集》注四引旧题宋尤袤《全唐诗话·韩翃》：“一日，夜将半，客叩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翃愕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不从，又请之。”按：此处的后几句宜点作：“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不从，又请之。’”[22] 又如卷六七《书杜子美诗后》，《文集》注三引陆游《入蜀记》卷四：“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按：末二句宜点作：“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23] 又如卷一三《僧圆泽传》，《文集》注十云：“长安南终南山有褒。斜二谷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第1357页）按：第一句后之句号当作顿号。 断句之误有时会严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例如卷四九《答李端叔书》：“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第5345页）按：“往往为醉人所推骂”之间不可点断（此处孔凡礼本不误），因苏文非谓己醉，而谓自己被“醉人”所推骂也。又按：此处暗用《庄子·寓言》：“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成玄英疏曰：“除其容饰，遣其矜夸，混迹同尘，和光顺俗，于是舍息之人与争席而坐矣。”[24]苏文用此典，故下文云“辄自喜渐不为人识”。据此，“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一句之后应作句号，意属上句而不属下句也。 又如卷六八《书颍州祷雨诗》：“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第7680页）按：《文集》之标点与孔凡礼本同，皆误。宜点作：“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否则绝不可通也。又按：同书《苏轼佚文汇编拾遗》卷下亦载此文，标点亦同此误。 又如卷六九《题晋武书》，《文集》注引《孟子·尽心上》：“ 又如卷六九《跋山谷草书》，《文集》注三引张融《问律》自序云：“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其有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第7878页）按：第二句后之逗号当改作句号，第三句后之句号则当改作逗号。因此处之“政”字乃“纵然”、“即使”之义“，政当其有体”一句，应下属而非上属。 第三，《文集》在编排或材料的取舍方面也有一些舛误，例如卷五五《与章致平二首》，实际上其二只是叙述如何服用白术，并不是一通独立的书信，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全文抄录前书之后云：“此纸乃一挥，笔势翩翩，后又写《白术方》。”[25]可见此乃苏轼附录在前书之末的一个药方。《文集》已注意到《云麓漫钞》的记载，却仍编此方为另一书，未妥。此外，《文集》关于第一首的注一云：“据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此乃与章致平者。《漫钞》卷九载此首全文，前有章援与苏轼书。”然而全部注释中却对章书一字未引，更没有编入附录。按章援（字致平）为章惇之子，于苏轼知贡举时进士及第。苏轼受章惇等人迫害南谪七年，章援对之置若罔闻。等到苏轼从海南北归，且有还朝大用之传闻，而章惇却被贬雷州，章援才给苏轼写信，厚颜无耻地自称怀有“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盼望之诚”，并请求苏轼还朝后对章惇援之以手。苏轼深为赏识章援的文笔，复书劝慰，还亲书药方一道让章惇服用养年。南宋的刘克庄读了这两封信后，不胜感叹：“君子无纤毫之过，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负丘山之罪，而君子爱怜，犹欲其生。此君子小人之用心之所以不同欤！”[26]苏轼答书的内容多处与章援之书相对应，对照章书不但有助于理解苏书内容，而且有助于感受苏轼宅心仁厚、以德报怨之情怀，最好补编章书入附录。 又如卷一三《陈公弼传》后有附录三则，第一则题作“邵博《房州修城碑阴记》”，文末却又注云“《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第三则题作“张舜民云”。今检邵博所云即见于《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而张舜民所云即见于其《房州修城碑阴记》（载《画墁集》卷六），类似错简，宜作校改。 又如卷六九《题陈履常书》，《文集》注云：“此文又见《豫 又如卷七○《书陈怀立传神》，《文集》注一考定本文与卷一二《传神记》文字全同，属重收，却仍保留全文，且有校注六则，似可径删。 第四，《文集》的校对工作做得比较仔细，但仍有一些错字，例如卷四六第4982页第一、第二行，四次将“谢朓”误作“谢眺”；又如卷六三第6992页倒数第三行之“鸟程”，应作“乌程”；同卷第6993页第五行之“鐘嵘”，应作“锺嵘”；卷六四第7157页第二行之“建康宝录”，应作“建康实录”；卷六七第7486页第二行之“陈式”，应作“陈轼”；卷六七第7499页第五行之“祖父名字”，应作“祖父名序”；卷六八第7468页第十行之“前世应画师”，应作“前身应画师”；卷六九第7891页第九行之“子由闻之”，应作“子游闻之”；卷七○第7957页第一行之“读书收十年”，“收”字疑误；卷七一第8079页倒数第三行之“蒻笠故浪”，应作“蒻笠放浪”；同卷第8081页第三行之“得陪枝履”，应作“得陪杖履”；同卷第8091页第五行之“元祐六月”，应作“元祐六年”；同卷第8105页第三行之“汲古阁利”，应作“汲古阁刊”，等等，不一而足。似乎越到后面，错字越多，不知何故。 此外，《文集》的注释过于繁冗，也是一病。例如卷五二《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一言及“子由”，《文集》注云：“子由，苏辙字。”而同卷中又八次出现同样的注释（分见第5695、5700、5710、5731、5736、5747、5787、5805页）；又如卷二四《到惠州谢表》言及“结草”，这是当时的谢表中常见的措辞，《文集》注引《左传》所载老人结草之典，当然很准确，但同卷及卷二五中又两次出现同样的注释（分见第2808、2826页），实在无此必要。注文文字风格不统一，亦是一病。例如全书注释多为浅近文言，这当然是现代注释的通例，但有时又出现白话，例如卷六○《与子由弟十首》之九的注十：“二姊：疑指苏辙次女、王子立之妻，因为苏符是她的女婿。”其实完全可改用浅近文言来表达，以求全书风格之一致。这多半是书成众手的缘故，但毕竟是美中不足。希望能在重印时予以修订，以求精益求精。 上文指出了笔者阅读《苏轼文集校注》时感到疑惑的一些问题，不敢自以为是，故公之于众，以求教益。千虑之一得，或可供《文集》编写组与读者作为参考。如有一二可取之处，能在重印《文集》时稍有裨益，则笔者幸甚。昔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自序云：“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27]笔者撰写此文，深有同感。谨引余氏此言向《文集》编写组的诸位友人表示敬意。 注释： [1]载《中华读书报》 [2][1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75页，第6894页。 [3]李之亮：《宋两江郡守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480页。 [4]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 [5]洪兴祖：《楚辞补注》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3页。 [6]详见拙文《杜诗伪苏注研究》，《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7]欧阳修：《归田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19页。 [8]刘攽：《彭城集》卷一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3页。 [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4页。 [10][20]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2页，第653页。 [11]《论语正义》卷九，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56页。 [12]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13][21]《后汉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9页，第1093页。 [1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51页。 [15]杨伦：《杜诗镜铨》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16]《晋书》卷三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8页。 [18]《三国志》卷一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1页。 [19]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慕贤第七》，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0页。 [22]尤袤：《全唐诗话》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 [23]陆游：《渭南文集》卷四八，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24]郭庆藩：《庄子集释·寓言第二十七》，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414页。 [25]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55页。 [26]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7页。 [2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页。 [作者单位]作者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