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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新版《鲁迅评传》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增补出版。1956年，香港世界出版社推出曹聚仁的《鲁迅评传》。50年过去了，曹著《鲁迅评传》仍然受到人们的推崇：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说：“在曹聚仁的笔下，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廉介方正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香港作家寒山碧说该书“是曹聚仁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不仅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使他至少名垂百载”；刚刚推出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韩石山也认为“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1967年，曹聚仁又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鲁迅年谱》，其中收录不少资料和鲜为人知的轶事，是全面了解和认识鲁迅不可或缺的史料。此次，复旦版《鲁迅评传》把《鲁迅年谱》附于其后并附上《鲁迅生平和著述年表》一起推出，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曹聚仁，现代史上集作家、记者、教授于一身的少见的博学多才的文化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阅历和学识，使他一生横跨传媒、学术、文学等各个领域，完成了《鲁迅评传》《李秀成》《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等4000多万字的作品，而《鲁迅评传》无疑是曹著中最为重要的作品。 曹聚仁是以史学家的眼光并抱着诚恳的态度来写鲁迅的。他曾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亲炙，可谓学养深厚，作者的见地从《鲁迅年谱·编者小言》“鲁迅的小说中，创造了两个典型人物：一个是阿Q，象征中华民族的阴影；一个是孔乙己，象征知识分子的没落，从这面镜子中照见了自己的灵魂。鲁迅的不朽，即在于此”的论述中可见一斑。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止一次地表明这样的心迹：在《鲁迅评传·引言》中，他说“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在《鲁迅评传·闲话》中，他表示“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最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在《鲁迅年谱·编者小言》中，曹聚仁很自信地说“百年之后，我相信必有史家承认我所写的，是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这就可以在地下对鲁迅交代得了了。”曹聚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发生过笔墨官司，以往人们大都扬鲁排他，认为被鲁迅骂过的人近乎“大恶”。曹聚仁特意在《鲁迅评传》中指出“笔者特地要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 曹著《鲁迅评传》之所以令人觉得可信、亲切和生动，这是与作者独到的见识、独立的思考分不开的。曹聚仁对鲁迅作品非常熟悉，对鲁迅作品的成就和价值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鉴赏力。在一次关于鲁迅的文艺修养的演讲中，曹聚仁谈到鲁迅有些方面和曹雪芹非常相似，其文笔又多得力于《庄子》和《离骚》，这样的论断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赞同。后来，郭沫若和许寿裳分别作了《庄子和鲁迅》《屈原和鲁迅》，论点均与曹论大同小异，由此可见，曹聚仁于鲁迅研究的功力实在不浅。 通读《鲁迅评传》，还会发现，曹聚仁对鲁迅的理解非常深刻。鲁迅作品中，杂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其中大部分的杂文又是以“投枪、匕首”的面目出现的。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他的童年》一章中认为鲁迅这种性格和文风的形成与其家庭环境尤其是他的祖父“介孚公”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介孚公’，才学是不错的，恃才而傲，一肚子不合时宜，外放和居京，都不很得意，因此，牢骚甚多，时常骂人。……他们的‘介孚公’性格，一部分也在他的精神中再现；……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格，也可以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又如，鲁迅对青年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鲁迅认为青年是未来的希望，虽然对于中年的论敌很少宽恕，但对于青年却是经常让步的，另一方面，由于屡屡遭受青年人的伤害，他又与年轻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至于后来，鲁迅在作品中多次流露出对年轻人的不信任和失望：“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曹聚仁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鲁迅多疑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有时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据说，鲁迅对曹聚仁这样评价他的性格很赞同。 此外，曹著《鲁迅评传》还揭示了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轶事，如鲁迅开始作小说并非从《狂人日记》始，最早的应该是一篇名为《怀旧》的小说；鲁迅的宿敌苏雪林和陈西滢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都是非常推崇的……这些轶事写得既生趣盎然，又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6.03.03 版次: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