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国际学界，迄今有关明代史的通史类著作，举其重要者，已有汤纲、南炳文的《明史》，牟复礼、崔瑞德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王毓铨主编的《中国通史·明时期》，刘重日、周绍泉等撰写的《中国史稿》第六册，傅衣凌主编、杨国桢与陈支平著的《明史新编》等，但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则尚付阙如。樊树志的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以下简称《晚明史》），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年70余年的历史，因而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作者视野开阔，站在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将晚明历史的研究，置于15世纪末年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中，从而其立意和关注点，以及得出的结论，较之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全书由导论和正文13章构成，对晚明时代作出了深入而又较为全面的探讨，较大程度地丰富了晚明历史的内容，揭示了晚明社会的发展特点，从而将明史研究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作者先后出版过《万历传》和《崇祯传》等颇具学术影响的晚明皇帝传记，又发表过有关晚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系列论文，蓄积既厚，思虑又深，在坚实基础上呕心沥血而成的《晚明史》专著，其贡献和价值迥出时人同类著作之上。全书对重大问题的把握，举凡首辅之争、隆万新政、神宗与张居正的恩怨、万历三大征、明末三大案、东林与复社、明廷的抚与剿战与和、晚明中国在世界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等，堪称允当。不少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如评“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功过得失，仅引录时人的三言两语，说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就给了一代名相张居正以恰当的地位。再如万历年间的平定播州叛乱，在明清两朝改土归流和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有着较大的作用，作者采朱国桢之说而摒弃申时行之说，认为将之视为万历一朝的盛事并不过分，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明中后期起，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市镇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是其显著特点，构成了晚明史的重要篇章，以往通史类著作偶有涉及，但不深不透，语焉不详。《晚明史》辟有专章，作者在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对市镇兴起的社会经济前提，集市与市镇的区别，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与分布格局，江南市镇的类型及其各自的比重，江南市镇与国内外市场，市镇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等，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探讨，从而较大程度上充实了晚明史的内容，其一系列结论也代表了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作者纵横捭阖，论证结合，从头绪纷繁的晚明历史中，获得了诸多具有创意而有着说服力的观点。对于嘉靖倭乱的原因和实质，近年看法较多。作者在考察了嘉靖大倭寇与朝廷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后指出：“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侮’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嘉靖大倭寇’所引起的‘倭患’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朝廷必须放弃海禁政策。”这一结论，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富有启发意义。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问题，是一个研究得相当深入的问题，而又是晚明史的重要内容，作者认为，耶稣会士不仅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而且使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融入世界。这后一点，几乎是前此的相关论著从未提及的，可谓胜人一筹。神宗在位48年，近30年晏处深宫不理朝政，既有研究或者认为其“溺志货财，也就没有心思过问朝政”，或者认为是专用“软熟之人”申时行所致。作者认为申时行的迁就为神宗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怠疏懒提供方便，神宗怠于临朝的最主要原因是长期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作者着眼于神宗身体探寻其怠政的根由，极有说服力。万历年间开始兴起的东林学派，自当时起直到当今，大多将其视之为政党而展开立论。实际上只是当时反对者强加在其头上的“诬蔑”之词。东林只是学派而非政党，虽然并非《晚明史》倡立的新说，而早在1987年，洪焕椿先生就在香港的《九州学刊》（第3、4期）上发表《东林学派与江南经济》（后来收入氏著《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长文，提出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东林的核心人物是深恶朋党的，甚至东林后人黄宗羲也根本否定过把东林与党祸连在一起的错误说法。但是《晚明史》的立论角度与洪焕椿有所不同，而且在是否是“党”的论述上，更加全面深入，分析更加透彻，对东林非“党”再予以强调和开拓，也是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的。袁崇焕杀毛文龙，历来看法不一，大多谓毛文龙桀骜跋扈，又有通敌之嫌，其罪该死。作者精心梳理史实，认为袁崇焕对毛文龙确有成见，所列12条罪状，真正够得上罪状的只有二三条，罪不至死，袁杀毛属同室操戈。这样的看法就更为符合实际。 作者不独具史识，兼且讲运笔之法。全书以叙事方法，用优长的文笔，流畅的语言，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赏心阅目、形象生动而又精审到位的文句。如在导论中说，随着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东半球与西半球的“一体化”。如论万历新政后的兴盛期：这一时代的缔造者，并非当时的皇帝明神宗，因为他还是个孩子，真正的缔造者是当时代帝摄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描写崇祯朝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禀性，说“周延儒这种人吃亏就在于不老实”。论南明福王政权，说福王政权的上层人物如马士英之流丝毫没有忧患意识，成天考虑着如何党同伐异，如何推翻崇祯初年钦定的阉党逆案。类皆如此。至若描写张居正与高拱斗法，穆宗临危托孤，神宗母子关于国本的对话，神宗、思宗性格的描写，大多择用时人的原话或形神兼备、声情并茂的对话，读来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梁启超说，只有材料而文字欠优的史著，只是粗糙的史学。如《晚明史》这样可以与古人对话的史书，材料与文笔兼胜，说它是精品，恐不为谀。 晚明文献浩如烟海，内容也相当庑杂，如何取舍颇见功力。《晚明史》着力征用当时人的记录和官方邸报等，当事人的文集、日记等尤多发掘和利用，不少文献如顾鼎臣《顾文康公文集》、江东之《瑞阳阿集》、钟羽正《崇雅堂集》、陈继儒《眉公见闻录》、项鼎铉《呼桓日记》、徐肇台《甲乙记政录》与《续丙记政录》、文震孟《文文肃公日记》等，未见或少见前人引用，作者披沙拣金，皆从辛苦中得来，而且注释规范详细，了无时下通史类著作辗转抄袭错讹迭出的毛病。 时下的通史类著作，不知学术动态，无视学术进展，自说自话者不在少数。《晚明史》多独断之学独创之见，但也非常注意吸收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的国内外学人的看法，仅就日本学者而言，西山鸟定生、山根幸夫、小野和子、森正夫、滨岛敦俊、川胜守、滨下武志、岩见宏、谷口规矩雄、岸本美绪、岩井茂树等，都是富有代表性的。作者站在学术前沿，及时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容纳了海外一流学者的学术新成就的《晚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际学界关于晚明历史的新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