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我终于收到盼望已久的新书《平生六记》（三联书店）；于是，立即放下一切活动，逐字逐句地阅读起来。 本书作者曾彦修，早在1937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南下时，原定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但第一书记叶剑英考虑到广东的新闻干部没有办党报的经验，要他先做一个时期《南方日报》总编辑（按：1950年3月便担任原职并兼报社社长），曾彦修欣然同意。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与他共事两年半之久，直接感受他的言传身教。如今,又读到曾老这本新著，聆听他在六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个善良正直、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高大形象便立现眼前。 这本七万字的回忆录，包括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六个篇章，前三章是他在广东工作时发生的，后三章则是在他调到北京以后的事情。其中“反右”、“四清”两次写得最详细，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我在阅读过程中，心灵受到震撼，时而黯然神伤，时而热泪盈眶。 请看,曾老在《反右记幸》一章中写道：“奉命担任单位（按：指国家级的人民出版社）的‘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我不得不负起责任来，一一把事情弄清……但我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 接着，曾老举了处理戴文葆历史问题的事例，由于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这样做的结果，曾老自己是安心了；可是在上级看来，这可是一个不坚决执行命令的干部。 随着“反右”运动深入，上级向他催要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的名单，五人小组议了几次，都定不下来，那怎么办呢？曾老写道：“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仍久不表态……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呵！一旦一个 ‘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吧，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 这个报告上报不久，1957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第一版下面就以通栏位置刊出了一则新闻：眉题是“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正题是“曾彦修蜕化变质了”。这则新闻引起很大反应，因为这样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这样的自报“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因而不少认识曾彦修的人都表示同情，甚至私下为他“鸣冤叫屈”；可是，曾彦修却认为这是一大幸事，他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是不得不坚持自报‘右派’的。我是人民出版社抓‘右派’的五人小组组长，要我无缘无故地去把十几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打成‘右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除了自杀，就是被捕……”“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这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曾彦修社长即使是在狂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中，也不是盲目地执行上面的指示，而是本着良知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甚至具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再看《四清记实》，曾老是怎样参加“四清”工作队搞运动的。那时候，他虽然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但还未恢复党籍，被发配到上海参加修订《辞海》的工作。“四清”运动一来，上海出版部门对他很照顾，让他参加四清工作队，以免再挨批斗。所谓“四清”，就是要在全国城乡基层单位“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四清”的重点，则是清查全体员工的历史。 曾彦修所在的工作队，是负责一家中型企业—群众印刷厂，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要弄清30多个职工的问题。曾老只是一个资料员，却非常认真地处理了十个多年的积案，包括：一个被大家怀疑盗窃公物的中年妇女，一个自吹是国民党地下人员的工人，一个十分可疑当过汪伪政权警察局长的人，一个被认为是汉奸的“双面村长”，一个被公认为“兵痞”的折页组长，一个被定为“工贼”的印钞工人，一个被定为是“假新四军党员”，一个被认为说谎的解放军复员军人，一个亲笔留下“罪证”的女支部书记，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资本家。后来，由于曾彦修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澄清事实，为这十个人洗清冤屈，摆脱厄运，重获人身自由。曾老为他们一个一个写出审查报告，同时为整个车间30多个职工作出“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 从这一章记述的十个故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曾老即使是在被错划为“右派”的情况下，仍然“拼着性命为几十个工人解脱种种政治怀疑”。试想，全国55万被错划而又得不到平反的“右派分子”，有几个能够像曾老那样做人呢？可是，曾老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1980年最后一天深夜，他在广州回忆“四清”工作队的经历时，是这样沉痛地说的：“1957年以后的20多年，我虚耗国帑，坐食工农，什么事也没做，唯一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就是做了上述这件事，我将永远为这桩事感到问心无愧。当然，20多年只做了这一件事，最终还是要感到惭愧的。” 曾老今年已是95岁的长者，他经历过延安的“抢救运动”，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历次的政治运动，经历过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深切地了解到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是怎样在不断检查、不断交心、不断被批斗中过日子的。因而在本书最后谈到陆定一老前辈题赠明代于谦《詠石灰》一诗时，他不胜感慨地写道：“我们应该使人人有很高的自尊心，而绝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要记住：人不能永远生活在饥饿中，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屈辱中！”“要记住：没有个人尊严，就不可能有民族尊严！” 我读到这里，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翘首北望，真诚地向曾彦修老社长致敬，并致以衷心的祝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