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三联书店的店徽，是立足于同一点的三个人，挥镐扬锄，奋力开荒。这个店徽是三联的总管理处从香港搬入北京后，曹辛之先生根据合并前的生活书店的店徽修改的。生活书店店徽与现在三联的店徽区别很小，还是同样的三个人，只是劳动内容不同，不是在开荒，而是在筑路(生活书店的店徽是1936年由美编郑川谷设计的)。无论是筑路还是开荒，都昭示着三联书店鲜明的出版理想和价值寄托。
    三联书店从1932年成立至今已有80年。在回答记者“三联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时，三联书店的前总经理董秀玉非常直率地说：“三联有一群优秀的老编辑。”她没有提品牌积淀、历史资本，或者强大的作者资源和市场认知度，事情是靠人做的。
    创办《读书》杂志、组织出版《傅雷家书》的范用先生，在1950年代末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经历“文革”后，他那句惊雷般的“读书无禁区”，让一代读书人大受鼓舞。创办《读书》时，范用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更重要的是，为读书注入了开放、清新之风。《读书》杂志对之后中国书写语言范式之养成贡献殊大，范用先生当记大功。
    从最初的创办者邹韬奋先生，到恢复三联书店独立建制的范用，再到沈昌文、董秀玉，三联的几代掌门人在经营思路上和个人性情上都有很大区别，但他们都为三联书店形成今天的面目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滩的进步小伙计
    沈昌文1931年出生，比三联书店大一岁。虽然他现在有些耳背，但身体很好，外出时经常背个大包，里面装的基本都是书。
    他在1986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执掌三联书店，并担任多年《读书》杂志的主编，后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牵头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仅这些经历，足以让他成为中国出版界的旗帜性人物了。然而，在听完他对自己出版生涯的讲述后，记者发现，在他身上，可以说承载着新中国的出版史，甚至是中国文化生态的起承转合。读过他的口述自传《知道》的人大概会觉察到这一点。
    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1932年成立于上海。其后，生活书店很快成为国统区的革命出版机构，力主抗战，反对内战。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中国共产党在此事件中作出了巨大的斡旋努力)之后，邹韬奋与周恩来晤面，二人很快成为朋友。周恩来提出，如果邹韬奋有什么要求，“共产党一定尽量帮忙解决”;邹韬奋则对周恩来说，“请周先生方便时到我们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为生活书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生活书店在各地开设了50多家分店，很多的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1938年，中国第一本完整的《资本论》中文版，也是生活书店出版的。
    沈昌文接触生活书店时，抗战已经胜利，邹韬奋先生也已经去世。当时的沈昌文在上海老西门附近的一家银楼做首饰工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首饰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但很快就陷入萧条，因为国民政府不允许买卖金银。银楼关门了，虽然无事可干，但银楼的老板还是留用了沈昌文。在老板的朋友过来吃饭、打牌的时候，沈昌文就在一边伺候，成了仆欧。银楼老板的表弟贺尚华是生活书店的员工，所以经常带着生活书店的人去银楼。其中有位女士，名叫黄宝珣，也是生活书店出身。这二人经常安排沈昌文帮忙收发信件和报纸，很多都来自延安。沈昌文最早看到的《李有才板话》，就是延安寄来的。
    后来，来到银楼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很多都是一两个月来一次，离开上海期间，会让沈昌文帮忙到生活书店收集书报。沈昌文就这样和生活书店逐渐熟悉起来。沈昌文回忆说，当时自己最爱看的是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尤其是当中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名《怎样阅读文艺作品》，作者是沈起予。“这是我的启蒙书。”沈昌文说。
    那时候生活书店每年都会出一本《生活日记》，通过这本书，沈昌文开始了解邹韬奋和他的事业，特别是邹韬奋等人在香港主办的“持恒函授学校”，在上海是可以读的。沈昌文说：“我报了名，但是没入学，因为当时我在读别的夜校。”而沈昌文当时读的中国职业教育社，也跟邹韬奋有关。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原来就是职教社的刊物，1932年才独立出来，成了组建生活书店的重要基础。
    在香港中共文委的主持下，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于1948年合并为三联书店。1949年，中国解放。1950年，沈昌文得知三联书店招员工，很是激动。他说：“可能是我当时太热情了，说明我是工人，没有很好的学历，可是我想进(三联书店)。我认为他们是革命单位，会欢迎我的。”结果收到一封回信，信上说书店要招大学生，不招工人。
    一份对三联书店影响深远的中央文件
    1950年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招考员工。这回沈昌文学聪明了，他伪造了自己的简历，隐瞒了工人身份，私刻了一个公章，自称“学习杂志报社”的员工，上过大学。这次，沈昌文顺利考取。然而，1951年3月，出版社找沈昌文等十个新人谈话，要把他们调到北京工作。就这样，1951年3月24日，沈昌文等人到了北京，成了人民出版社的员工。
    看来，自己似乎和三联没有关系了，结果，1951年8月，中央决定北京的三联书店撤销，并入了人民出版社。书店合并的原因是，学习苏联体制，所有的出版社都要带上“人民”字样。三联书店的名字不合适，所以就并给了人民社。但是，原来三联的员工都受到了重用，因为当时的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原来就是三联书店的。
    在人民出版社，沈昌文做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杂志校对。但是1953年的“忠诚老实运动”(又称“洗澡”)中，他主动出来承认自己造假。人事上想把他遣回上海，可是在上海时学的俄语帮了沈昌文大忙，因为他翻译的《出版物的成本核算》出版了，还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下，他不但没被撵走，而且成了秘书。因为当时懂俄文的人不懂出版，懂出版的又不懂俄文，所以他成了稀缺人才。
    1954年，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党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沈昌文强调：“这个报告可以说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改革的最重要文件，也是对1949年以来学习苏联出版经验的实际否定。”报告称，“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首先是没有长期的打算，没有远大的眼光，表明了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其次是，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外，没有有计划地翻译出版比较重要的理论著作，本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所出无几。”所以，“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出版社的工作，”《报告》为人民出版社划定了主要的出版范围，其中包括马列著作、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等。
    报告中还有明确地和三联有关的内容：“三联书店应当更多出版著作书籍，以便使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都能印出来……许多旧的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这类著作一般可由科学院出版，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亦可酌量选印……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译本，三联书店可以较多出版社会科学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更重要的是，《报告》还要求“在人民出版社内部设立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制上仍为人民出版社的一部分，但须有独立的编辑方针与计划”。
    新成立的三联编辑部主任是陈原，他的办公位置就在沈昌文的对面。沈昌文虽然不是三联编辑部的成员，但由于做的是秘书，也参与了不少工作。三联编辑部当时非常活跃，比如请作家吃饭，之前想都想不到。对这些作家，大家以往是比较警惕的，因为很多作家的出身都不好。
    1954年到1957年，三联不仅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译著，还出版了很多中国作家的学术著作，比如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从很大程度上，三联后来出版学术图书，与这个时期的工作有很大关系。《党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对三联来说，可谓影响深远。沈昌文认为，如果说，三联1949年以后有一个学术的传统，那可以说是以这个文件为起点的。
    “废物利用”，靠“小动作”做大事
    可惜的是，“出版社的大好形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大概只有三年不到”。1957年时，1954年才调来北京的社长曾彦修，被打成文化出版界最大的“右派”。三联编辑部也没有了。
    眼看就要和三联没关系了，可是机缘巧合，沈昌文又和三联书店扯上了关系。当时上面决定，一些“不好”的书让三联书店出，就是那套很有名的“灰皮书”。“由于我是工人干部，又算懂一点外语，就把我借调到了中宣部。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就是做"灰皮书"的。”
    当时沈昌文得到了一条工作方针，叫“废物利用”。因为要出版这些著作，必须找到那些已经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寻找“废物”的过程中，沈昌文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最有名的“废物”，就是李慎之。李慎之原来是新华社副社长，成了“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外文很好，所以跟沈昌文很谈得来。还有一位，就是翻译家董乐山，那本影响巨大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董乐山提议翻译、李慎之校订的。
    1980年，人民出版社内部成立三联书店编辑部，又把沈昌文调去当了编辑部主任。当时范用先生等人开始筹划恢复三联书店的独立编制，有一个申请恢复的小组，从1979年就开始活动了，沈昌文也是其中的成员。很多老三联的员工都很支持，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就是老三联的员工。到了1985年，三联书店算是正式恢复了，沈昌文成了总编辑。
    关于自己当上总编辑这件事，沈昌文回忆说：“当时范用向中央提出来，要三联书店实行"自治"，一个出版社要"自治"，到现在也是"反动"口号，更不要说当年了。”但范用是老干部，所以上面作出了很温和的处理，没让他当总编辑，而是安排他的部下(即沈昌文)做总编辑。
    据沈昌文介绍，自己的工作主张跟范用不大一样。范用主张大胆地闯浪，“而我是小心翼翼”，所以范用觉得沈昌文不成材。“我比较喜欢做小动作”，在谈到《情爱论》一书的出版时，沈昌文这样说。在出版《情爱论》之前，沈昌文翻译过一本《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列宁在这本书里批评了当时的一些情爱方面的主张，比如“杯水主义”，沈昌文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对苏联的宗教和性问题一直很关注”，看到俄国出了《情爱论》这样的书，就很想引进。这本书使用的还是马恩思想，没人能够驳倒它，谈的又是情爱，很轰动。
    这本书卖了120万册，挣了不少钱，缓解了三联的经济困难，而范用等人恢复新三联的时候，很理想化，不喜欢谈钱。沈昌文提到，自己能够出这本书，其实受惠于之前陈翰伯的教导。陈翰伯告诉沈昌文，要“到马恩著作里找选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最开放的。沈昌文还回忆起陈翰伯让他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新闻自由方面的文章，的确很开放。
    理想怎样当饭吃
    董秀玉是沈昌文的继任者，她执掌三联期间推出的“陈寅恪集”、“钱钟书集”以及钱穆、余英时、黄仁宇等的作品集在读者中的影响巨大而持久。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系列”则为当年很多的中国青年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出版平台，为中国学术队伍的成长发展出了大力。这些学者中，有很多已经是今天的学术权威。
    接手三联的时候，董秀玉和沈昌文这两任总编辑已经共事多年。1978年董秀玉跟着陈翰伯、陈原、范用筹备《读书》杂志，1980年沈昌文加入。1987年，董秀玉被聘去香港三联。
    董秀玉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说，去香港三联的时候，也是面临着很大的考验。因为虽然做了很长时间的出版，但内地出版业的改革刚刚起步，还是计划经济的形态，而香港出版业却已经市场化很成熟了。而且，三联书店是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一直延续下来，已成为香港文化的重镇，比起1986年才恢复建制的北京三联，盘子大多了。当时香港三联不但出版自己的图书，还有自己的发行所和门市部，更是承担着内地图书向海外发行总经销的业务。
    这样的市场环境，让一直抱持理想主义的董秀玉锻炼出了经营智慧。这是董秀玉之幸，更是三联之福，因为几年后，她就回到北京，成了北京三联的总经理。
    三联的新营生
    1993年，董秀玉回到北京的时候，内地整个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1980年代中后期，北京三联初创，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卖到了7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卖到了10万册，用董秀玉的话说，“当时随手发下去一本书就能卖两三万册”。可是进入1990年代，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很多出版社都在卖书号。读者选择的多元化、出版社缺乏市场经验、社会环境的急剧转化，让整个出版业都陷入了困境，三联的年销售码洋也只有几百万，这是很现实的困难。
    香港几年完全市场化的历练，董秀玉说这对自己很重要，回来心里才有点数。她认为在这种困境中必须更加强调理想的坚守。她说，坚守文化的尊严是出版工作的一个底线，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践踏被出卖的。同时，出版又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界，一直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两种功能的巨大混乱中拉锯。启发知性的出版物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能源，而商业利益亦是企业发展必备的动力。出版者必须在不断抗拒一元化及平庸化的压力中，紧跟时代与社会，寻求持续的突破和发展”。董秀玉从来奉行的是“文化理想+经营智慧”，也因此，富有文化盛名的三联书店，又实实在在是一个既无教科书、又无另类系统销售渠道的纯市场经营的出版社。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内地的文化环境、出版业行情，董秀玉提出了她的“一主两翼”战略。主体还是出版，而且还是人文社科出版;两翼分别是打开通道(经营书店)和办好期刊群。三联靠做杂志起家，做期刊不是陌生的活儿，而且，沈昌文卸任之前，也提出过一个“发疯”的想法，就是做10本新刊。
    1994年，董秀玉就着手创办《三联生活周刊》。一方面是想恢复前辈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是在香港看到期刊可以有发行和广告两项收入，尤其周刊的广告犹如印钞机。董秀玉在香港就动了心，收集了做周刊的各种资料，内容的、经营的、具体运作的等，甚至精细到了周刊每天每小时的安排……
    《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初十分艰难，自始至终，尽管三联没投一分钱，尽管反复遇到无数困难，但杂志一定要是属于三联的，“一定是体现三联文化精神的我们自己的周刊”。
    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就是三联书店最大的盈利点，这本刊物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对三联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柱作用。董秀玉说，这就是当时办周刊的目的，周刊就是为三联未来的发展而办的，是三联发展战略中很根本性的一步。
    很多人会记得曾经遍布各大城市的三联书店，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书店成了各地爱书人的重要据点。
    这些书店有的是三联直营，有的则是连锁店。起初，董秀玉回到北京，发现新华书店系统的人文、社科书销售堪忧，就想做一个自己的渠道终端。书做出来，要想办法卖出去。对连锁店，三联把关很严，但是不收加盟费，只要把三联的书卖好就行，从没想过把它变成收钱的机器。
    这一翼曾经起到了很好的销售效果，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三联，甚至还丰富、加深了三联的品牌内涵。近几年来，由于网络书店的冲击以及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各地的三联书店陆续关门，董秀玉非常惋惜。同时感到痛心的，还有很多读者：因为各地的三联连锁店的功能早已超越三联图书的销售渠道，成了一些城市中最有书香味的书店。
    走过80个春秋的三联书店在几代掌门人的苦心经营下，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如果说，范用传承了三联书店的人文精神，那么沈昌文则带领三联书店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而对董秀玉来说，守住文化尊严，保持三联书店的品牌形象是她的出版理念。
    在谈起三联精神的传承问题，沈昌文回答说，三联每一代负责人的想法其实都不太一样，这样的问题很难说清楚。或许沈昌文话外，别留了余意。然而三联已形成自己稳定的“店格”当是不争的事实，历任总编辑都给三联带来了新东西，但再新都不会出这个“格”。几年前，就有一位总编辑因出书和办刊的方向不合“店格”而离任。做三联的掌门人，都有很重的文化责任，也唯其如此，三联才成其为三联。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