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有情天》电影剧照
    1993年，美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将石黑一雄1989年获得布克奖的小说《长日留痕》搬上银幕，这部电影通常被译作《告别有情天》。这个有年代感的“鸳鸯蝴蝶派”译名，不由让人想起彼时《廊桥遗梦》《情梦古堡》《荒野有情天》等类似构造方式的意译片名，以及被央视正大剧场的译制片支配的日子。
    在译林出版社的译本里，冒国安先生将书名译为《长日留痕》，准确多了。小说中“现在进行时”的故事很简短，达林顿大宅的男管家史蒂文斯收到一封老同事肯顿小姐的信，信中流露出想离开丈夫、重回达林顿府服务的意思，这促使他独自驱车去英格兰西部旅行并看望她，见面后才发现会错了意，对方并没有离开家庭的打算。
    
    《告别有情天》电影海报
    “长日（days）”指的是短短数日旅途中，在史蒂文斯心中闪回的十余年旧时光，大体上从肯顿小姐1922年到达林顿府担任女管家开始，到1936年她离职结束，而这两人确曾心系彼此却眼看着错过。然而，爱或者说情感，并不是小说的“主角”，回忆本身才是。
    从处女作《远山淡影》到近作《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的作品总是被回忆缠绕着。小说题目“留痕”二字很是传神：1956年的旅途只有淡淡几笔，寥寥几处称得上情节的地方，本质上也都是主人公与昨日的对话，包括他几次与旅途中帮过他的陌生人谈到达林顿勋爵，以及旅途终点的会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浓墨重彩的、决定“我”之所以是“我”的过去。
    肯顿小姐就职的十余年，正好是达林顿府的好时候。史蒂文斯个人的感受是，在他的时代，“世界上许多重大决策”不是“在公众场合里制定出来的”，也不是公众舆论和新闻界注视下“国际会议期间讨论出来的”，而是“在这个国家的豪宅内那隐蔽而又静谧的氛围中运作的”。
    在他看来，现代世界是一个以这些豪宅为中心而旋转的车轮（以前的世界是一架由阶级构架的“梯子”），文明掌管在“那些伟大的绅士”手中，而以他的出身，如果想为创建更美好的世界尽绵薄之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在豪宅里为“伟大的绅士”效力。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热衷于举办此类名流密会的达林顿勋爵，在他眼中正是值得他付出所有去服务的人。
    在《告別有情天》前，导演伊沃里已有《窗外有蓝天》和《此情可问天》等名作，围绕一座大宅和几个老派的英国人，炮制矜持克制的英伦古典味儿，简直是这位导演手到擒来的看家本事。达林顿府作为谈笑皆权贵、往来无庶人的“大转轮之中心”，在电影中被拍出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排场，尤其是宴饮场面、精致的布景和服装道具，都看得到拍摄经费在燃烧。
    小说的故事核，与其说是主人公的管家生涯或者说与肯顿小姐的相处始末，不如说是达林顿勋爵的政治生活。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正直谦逊、情操高尚、爱好和平、为欧洲前途命运奔走的英国贵族，不自觉地“为人摆布”，沦为了纳粹在英国实施宣传骗局“最起作用的马前卒”（其教子卡迪纳尔对主人公所言），将时代的车轮推向有悖初衷的方向，而以服务于勋爵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主人公以及他太过热衷于此而错失的姻缘，在逻辑上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电影改动了几处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故事核有较大影响。达林顿府在小说里有两次着重提及的“盛会”，一次在1923年3月高朋满座的非官方国际性会议，一次是1936年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德国大使的夜间密会，电影将其分别挪到了1936年和1939年。细想之下，小说选取的两个时间点与勋爵的品性更为相符。改动了时间线，却对原著人物性格设定原样照搬，纵然捧出了花团锦簇的情节，人物形象却有些割裂。
    
    《告别有情天》电影剧照
    电影里，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在通信中提过，勋爵去世后大宅的新主人是1936年来过府上的美国议员刘易斯；勋爵在这次会上发言说，“德国重整军备是一个需要接受的事实，我们也希望德国自由、强大，而不是一个受困于16年前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此处的条约当然是指1920年正式生效的凡尔赛条约。
    电影在这里将小说中大宅的新主人法拉戴先生和1923年会议上的刘易斯议员合并为一个角色，是详略得当的删改。问题是，勋爵举办1923年会议的目的，是放宽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桎梏；他同情和试图帮助的，原本不是1936年已经走出大萧条泥潭、踌躇满志举办奥运会并磨刀霍霍的纳粹德国，而是1923年经济急剧恶化的魏玛德国。
    想分别帮助这两个德国的人，在笔者看来，理应是两个人。
    1923年1月，一再催讨战争赔款的法国联合比利时侵占了鲁尔工业区，断了德国的经济命脉，德国政府除了印钞再无作为，半年时间里德国发生了近现代史上罕见的、数十亿倍的剧烈通货膨胀，经济自由落体，大部分家庭被超越想象的困顿击倒。那年3月，如果协约国按勋爵的设想展示怜悯，历史会不会往不同的方向去呢？
    这个暧昧的、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放在13年后显然没有什么需要回答的了，影片从而与纳粹彻底划清了界限，确保了西方那一套“政治正确”。
    与德国大使的密会变为1939年，可以理解为时间线上的顺势后移。毕竟从初识到分开，男女主人公得有几年共事相处的时光，故事才能立得住。同时，这次密会移到二战爆发前夕，让英国首相说出“大英帝国不能为了一个小国卷入战争”，“捷克斯洛伐克不值得我们耗费一兵一卒”的绥靖政策台词，对比电影新添的德国大使让手下秘密记录墙上名画信息的小细节，讽刺得很是辛辣。
    如此，“善良而又崇高的东西”最终被邪恶裹挟而去这一核心冲突，表现得更为激烈，勋爵的形象与小说比起来也更加不堪。与之对应的是，希特勒上台前1932年的解雇犹太女仆事件，在电影中也被挪到了1936年后，两个女仆的状况由在府上工作多年改为失业就会被遣送回国。勋爵几乎等于将她们送向了死亡。
    二战后，达林顿勋爵声名狼藉。史蒂文斯在不熟的人面前，多次拒绝承认为他服务过，电影里对此也有体现。原著中“我”强调“善意的谎言”只是为了避免听到对勋爵“不公”的评价；电影对此没有解释，更像是羞于提及。
    在书中，史蒂文斯的内心独白中有几场措辞强硬的自我辩解，在他看来，虽然勋爵的生命和辛劳在事后看起来不过是“可悲的浪费”，但是这位绅士将伟大的思想情操“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自己对勋爵的忠诚是明智的，即使是一路走来行差踏错，他仍满足于“那些岁月里所取得的成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尊严”。
    史蒂文斯口中的获得“尊严”，等于是建功立业的一种修辞。为了管家的“尊严”，这两次会议上，他都为了服务权贵而从亲爱的人最迫切的需求面前走开，一次是弥留之际的父亲，一次是哭泣着决心嫁与他人的肯顿小姐。电影做了稍许美化，前一次将弥留改为了刚刚去世，后一次增加了他在心烦意乱中摔碎酒瓶的情节。
    不过，在与肯顿小姐分别后，史蒂文斯终于反思了自己的愚忠和盲从。他对并肩同坐在长凳上的陌生男人剖析自己的一生。他说，勋爵至少选了条路走，这样在生命尽头才有权利说选错了路，而他只是全然信赖勋爵，没有过自己的选择，甚至连反省“自己的错”都没有资格。这样的一生“又有什么尊严呢”？
    陌生人安慰他说，“夜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部分”，劝他既然干完了白天的工作，现在能够双腿躺平来休息了，就要享受人生。
    此处的“夜晚”也是个比方，和电影结尾的鸽子一样。《告別有情天》原创了一个点到为止、意味悠长的结局：一只鸽子飞进了达林顿府的大厅，那是1936年那次会议（书中的1923年）时曾经举办晚宴的房间，刘易斯先生帮史蒂文斯一起放飞了鸽子。鸽子当然代表自由。爱人虽然无法回到身边，但是经过这些天的回忆与思考，史蒂文斯已挥别过去，可以更悠游自在地面对晚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