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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戏，一定是多种精髓因素组成的。郝岩的电视剧我们已经不陌生了，从《冷箭》、《暗红1936》、《刀影》到当下热播的《王大花的革命生涯》等十几部作品，不仅好看，评论界也是好评如潮。尤其“王大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著名权威文艺评论家李准、仲呈祥、阎晶明、武桂林、易凯、梁鸿鹰、曾庆瑞、刘玉琴、彭程、陈先义、陈芳等，都认为其独特的创新性不可复制。 多年前读美国权威文艺理论评论家和戏剧作家约翰·霍华德·劳逊先生的《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一书，就觉得他的剧作理论无人撼动。劳逊先生一直认为，一出好戏并不是一条因果链，而是许多因加以安排，使之导向一个果。他对剧本强调以当时文艺思想界出现的二元思想体系——实用主义和神秘主义为艺术基本矛盾来表现，认为“思想体系本身是随时在变化的，剧作家在应用各种思想体系时也是有变化的，如果认为接受了某种思想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有变化的话，那就陷入了绝对主义的泥潭”，坚认艺术形式可以随时变通。还认为“剧作者把环境体验得愈彻底，就愈能深刻地了解性格”，始终相信戏剧人物应该以更多大众的代表性格为主，而好的剧作“每一分钟都是性格描写”。好戏的另一特征是能让观众感受到的“活着的环境”，“环境实际上是故事的一部分。在某些影片里，它甚至比主人公的冒险经历更吸引人，更使人感到可信”，而故事冲突应“每一场冲突本身就含有结局的因子，即造成新的力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又转而导向进一步的冲突。”他还强调戏剧不能“缺乏诗意”（这里的诗意是指艺术作品的寓意与象征），并看重道具对发展戏剧起支撑、调节作用，有着一定的活的角色价值。30年过去，感觉上乘作品依然离不开这些元素。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即使突破性作品，依然在他的“紧张与高潮的统一性”和“必须场面”理论范畴内。用劳逊的艺术观点看今天的“王大花”的艺术价值，郝岩的“王大花”在当代中国电视剧中可以说实现了6个突破。 喜剧与悲剧可以同时在一个剧本里完成，喜剧体裁可以更加广泛丰富化了。这符合劳逊的艺术形式可随时变通理论。世界的喜剧体裁，在过去往往是单一的，到了美国电影《卓别林》时代，喜剧开始出现悲剧的色彩，不过因无声电影的局限，难以将主题更加纵深人性化。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在“王大花”这部40集电视剧里，故事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个喜剧的人物故事伴随着一场场悲剧的人生况味展开。有点“二”的王大花在有些夸张十分喜彩的卖鱼锅饼子的花园口街头，无意中卷入抓共产党电台接头人的事件中，遇上了曾以为负心郎的夏家河，冤枉地搭上了丈夫的命，悲剧随之连续而来。后来，她发现夏家河还很爱她，为他藏电台，入监狱，偷情报，要求入党，做了一件又一件别的地下党员做不到的事情，每一个故事中都是令人可笑的憨态、直爽、勇敢和坚定，每件事做完后带来的都是逃难、冒险、被日本人怀疑、给家里带来一连串悲剧的过程，王大花有价值的东西在一次次毁灭中完成了升华，无价值的东西在故事进展中被撕破抛弃，让观众觉得又好笑又悲伤，有的观众笑过后就是擦眼泪。 好剧本就体现这个过程，“它导向一个新的力量的平衡和一个新的创作方向。”郝岩的“王大花”，正是不拘泥于不可变化的传统体裁让“王大花”有了新的谍战剧突破。应该说，近十年继《暗算》、《潜伏》等谍战好剧之后，“王大花”可谓是国内谍战体裁的新样本。 小人物真实深刻人性化的性格命运贯穿红色题材主线，为未来的红色主题人物开了先河。郝岩曾告诉我，写“王大花”时总是能想起前苏联喜剧电影《办公室的故事》。看罢全剧细想一想，轻工局局长卡卢金娜和鱼锅饼子王大花还真有些相似而不同的乖戾性格，非常生活化和喜剧化。不难看出，郝岩是在有意识让主人公更加平民化，真实深刻人性化。卡卢金娜是个性格孤僻， 言行和外表都有点男性化的怪女人，职员们背后都叫她冷血动物。王大花爽直单纯，民族正义感强烈，却有点“二愣子”。统计员托里亚穷困潦倒，比较善良却唯唯诺诺。韩山东做事果断，却有些虎了吧唧。王二花善良厚道却又软弱可欺，王三花小心谨慎却又大义凛然，孙世奇阴险狡诈却又人性未泯，田有望自私自利吃喝嫖赌却又深懂民族大义，刘署长汉奸行径却又敢于为正义而死，邵先生充满故乡情怀却又暗做汉奸，孙云香市井龌龊却又爱憎分明。这些小人物的生离死别，给未来的红色题材剧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本：小人物真实深刻人性化的性格命运贯穿红色题材主线，会让观众觉得更真实接地气，容易深深地喜欢上他们。就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来看，作为村妇的王大花是从一个做鱼锅饼子的家庭主妇逐渐成长为地下党员，而这一切，正是因为她是个醋坛子，把夏家河们原本惊心动魄的接头任务生生给搅黄了，局外人王大花也由此为了重新爱上夏家河，而一步步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这样一个情感与谍战相拥紧存的环境背景下，观众感觉真实可信。而在以往不少的红色题材电视剧中，主人公都看上去很高大，却不接地气，更不要提那些抗日神剧了。 地域符号元素的一大看点，可能成为今后电视剧的特殊环境导向。在近年来的一些小说家作品里，这个倾向已经渐渐出现。仅大连小说家来看，邓刚、孙学丽等小说的大连符号元素愈发明目。虽然是谍战片，但这就是一部地道老大连背景的电视剧。夏家河、花园口、大连港、旅顺口、貔子窝、虾爬子、青泥洼街、大和旅馆、有轨电车、复州皮影等等，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连市。地域符号在影视剧的出现，更能激起观众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深刻的记忆共鸣与文化联想。劳逊强调的“环境实际上是故事的一部分，让观众感受到的活着的环境”，在“王大花”色彩浓郁的大连符号中体现得尤为强烈。 快节奏连续不断的跌宕起伏故事情节，成为多年来国产剧起伏情节戏量之最。我注意到，在几乎每一集短短的40多分钟里，大小情节的跌宕情节平均都有七八次。或许，这是央视黄金档电视剧收视率直到播完仍然排名第一的原因之一。比如第一集一开戏，就出现了很有喜感有些夸张的王大花炖杂鱼贴饼子的解放前旧时街头热闹场面，还没到两分钟，日本鬼子和汉奸刘署长就开始追赶藏好电台因接头出事的地下党夏家河。一开始故事就进入紧张之中。随后就是自己已经叛变的男人唐全礼和初恋情人夏家河同时被抓，中间八九次跌宕起伏的故事让你不得不一口气看完大呼过瘾，小人物性格命运也由此层层展开，之后每一集都是这种快节奏故事情节，由不得你不看。莎士比亚《麦克白》、易卜生《群鬼》、莫里哀的《没病找病》等，永远都是冲突元素最棒的经典。郝岩的“王大花”在当下也有这种经典范儿。 寓意深刻，令人在含泪欢笑中联想其他更多的东西。开剧王大花为救丈夫唐全礼，被刘署长敲诈，以及王大花表面愚钝实则机敏的对话，在让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中，能立即联想到时下官场小人物与某些腐败官员抗争无奈的现实。王大花受不了江桂芬、孙云香这两个美丽又年轻的女人对夏家河爱情的诱惑，干脆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让人大吃一惊，其目的就是为了看住夏家河，真实可信又富传奇色彩，让人联想到这样一个哲理，一个人为了喜欢一个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王大花和人合作开鱼锅饼子店那番话，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商人那份精明，能让我们今天看到许多这样的面孔和心思。如此情节细节，在剧中比比皆是。美国戏剧家西蒙孙也持劳逊相似的观点，认为当时的部分美国戏剧“缺乏诗意”，应该有“象征和符号”的元素。最近听到评论界对“王大花”的一个定位，“男有余则成，女有王大花”，如果说《潜伏》让人看到象征国民党时期职场尔虞我诈的一个大的环境符号的话，“王大花”多个情节里释放的多种符号已经成为多层丰富的象征“诗意”。 “王大花”还是近年国产电视剧几乎没有的道具用得最具角色的剧作之一。其实不光霍华德·劳逊，在莎士比亚等大家眼里，每一个道具在戏剧中的存在都是有生命力的。鱼锅饼子可以说是“王大花”中最成功的道具，剧本开篇和结尾，都用上了鱼锅饼子。正是这个道具，让所有的角色都参与到故事中来，成了牵扯各种人物的一个重要角色，最后出现的鱼锅饼子，已经有了非同开始时的积极象征意义，读小说，这种意会感觉很强烈。电台是剧中另一个角色式道具。故事从一部电台开始，把几个人物全部牵涉进故事中来，前七八集中，都是几拨人跟着找电台跑，无论是夏家河、王大花、钢蛋、刘署长、孙世奇、焦科长，还是日本鬼子青木，中间还插进了电台手柄找不到后一波三折的戏，电台没从王大花手里要回来夏家河的上级只好求助苏联红色谍报员发出紧急情报。故事所有的悬念与发展，主线都是电台，电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极具生命力的角色。就连日本人青木送给钢蛋的日本军用罐头，都成为王大花与夏家河重燃和递增感情重要的小高潮道具。道具艺术运用如此精湛充满灵魂感，这在近年的国产电视剧中是极少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