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子围说他的《童年书》出版了，是中青社出的，想寄给我看看。收到后不久，他又寄来了该书的英文版(Childhood Book),是贝尔克国际出版公司( Bellco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出的。子围说，老兄是学过英文的，最好能对英文版的《童年书》发表点见解。 汉语文本的《童年书》我看得很顺畅，英文版读起来也不费力，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作者，其文笔的简劲、明晰、峻削比较接近我所喜爱的卡佛（Ramond Carver）的风格；其次也有译者的贡献，整体上译笔不仅贴近原文的精神，而且在语法结构及意蕴把握上也不乏通变与灵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英文版前面所列的“书中人物绰号表”——比如：“耗子，老鼠的俗称，指一个男孩”——此外还有“大包牙”、“黄毛”、“大舌头”、“疤瘌眼”等，这些带有攻击性、贬损性却又显得质朴亲切的绰号，都是指书中的孩子们。那么透过这些绰号，以及这些绰号所牵扯出的故事，英语世界的读者们会领略到什么呢？我觉得这既是一个文学接受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理解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本《童年书》写的是一群中国孩子的童年，而不是汤姆.索耶、哈克贝利.费恩，或哈利.波特的童年，甚至，那些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童年故事，对书中这些当年的孩子们来说，还像是遥远天空下的鸽哨，需要等到多年以后，才能从他们自己的孩子那里听到一点美妙的余响。这些中国北方一个边陲小镇上的孩子，他们的童年恰逢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因此他们的童年故事，也许就像他们无法拒绝的绰号，卑微而奇特，单纯而神秘，封闭而喧闹。 简言之，这是文革语境中的童年，也是童年视角中的文革。从文本上分析，可以说其中交融着两种经验，既童年经验和文革经验；并行着两种叙事，既童年叙事和文革叙事，而这两种经验和叙事不仅是交融的、并行的，而且也是同构的。比如书中所叙及的那些童年游戏，林林总总，花样频出，堪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北方孩子的游戏史，而在这些游戏的结构与规则的核心，你总会看到“权力”的存在，也就是主要是权力游戏。榕格说过：“童年世界是成人世界的一种模型”，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个风云变色、天地黯然的年代，孩子们的打打闹闹、分分合合、争争抢抢，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文革时期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基本状态。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童年游戏的精神又并非特定的时代精神所能涵盖。我们可以借用杰姆逊的话说，童年游戏中包含着“政治无意识”，但这种“政治无意识”又恰恰是超越具体政治的。就像现在，津子围及其同时代人的游戏已经不被今天的孩子所钟爱，今天的孩子们更趋之若鹜于互联网上的游戏，但在这些虚拟的游戏中，我们仍不难发现权力的规则，还是离不开打打杀杀、分分合合、争争抢抢。也许关键的区别是这样的：当年的游戏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精神建构，今天的游戏则主要是对虚拟权力的一种祛中心化的消解。 由此就《童年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尽管文革是童年的背景，但童年更像是文革的一种隐喻。 毫无疑问，在中国几代人的心中，文革都是一场灾难，十年浩劫，不堪回首。所以，说文革有一种童年精神、游戏精神，恐怕很难得到认可。也正因如此，怎样进行文革叙事，至今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很多人一说起文革，许多作品一涉及文革，就是控诉，就是反思，就是嘲讽。文革的时代形象，被漫画化了；文革的历史影响，被模式化了。而同时我们看到，在历经多年之后，对文革那段岁月的怀念之情，仍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蔓延，尤其当官场腐败、体制不公、道德滑坡等诸多问题交汇出现的时候，这种怀念就更加普遍，几乎成为后现代语境中大众怀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对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革和作为一段历史生活的文革，我们是应该有不同的价值区分和判定的。不论处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下，“生活、岁月、人”（艾伦堡语）总是比任何政治运动、政治概念和意识形态评判更重要的东西。 童年也是更重要的东西。 萨特说:“人生只有童年。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那么它的全部手稿在童年时就已写成。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部钢琴曲，那么它的全部琴键在童年就已按下，有些甚至按得过重”。那么，在文革年代走过童年的孩子们，他们生命中的哪些琴键按得过重呢？可能是斗争精神，也可能是理想精神，尽管这种理想精神在当时被扭曲，在后来又被诋毁，但其理想主义的内核是不能否认的。 《童年书》用一章的情节写小镇孩子们的出走，准备上山打游击，并以山羊为假想敌展开战斗。后来孩子们又到了中苏边境，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发生，中国天空忧伤的蓝色散布着几乎令人着迷的灰色战云，孩子们竟然想越过边境，到苏联去打游击，实现保卫祖国的心愿。这样的情节设置我觉得既有真实生活的依据，也是充满诗意和令人感动的。那些充满幻想的孩子们，一个个既像是格瓦拉式的“丛林战士”，也像是堂吉诃德式的“愁容骑士”。而类似这样疲惫而振奋的出走，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该是多么匪夷所思。今天的孩子们喜欢穿格瓦拉T恤衫，却并不在乎格瓦拉的精神，他们只把游戏当游戏，而不大可能像当年的孩子们，把游戏当真实，在北方寂静的边陲线上演出宏大叙事的童话剧。 俄罗斯文化学者弗兰克在《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中有一段话，他说：“在虚无主义造成我们民族不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是，俄罗斯民族所陷入的前所未有的深渊，不仅证明它的迷惘，同时也证明它具有高度的精神热情”。这段话，如果用来叙述中国的文革，我认为也是恰当的。这段话所包含的辩证文化观，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什克洛夫斯基，他曾经这样评论唐吉诃德的精神价值，说这个文学形象之所以不朽，不在于他的被打败，被嘲笑，而是因为唐吉诃德斗争过。 在我看来，《童年书》也在某种意义上重估了特殊年代童年往事的精神价值，那些北方孩子的形象之所以让人感动，不在于他们的顽劣，他们的蒙昧，而是因为那些孩子斗争过，梦想过，真实地生活过。 但是西方读者，英语世界的读者，他们却未必会这样看，未必会这样理解。他们可能认为，我这样的解读有些小题大做。他们从欧美的文化语境出发，可能更关心这本小说所展现的荒诞情境，比如第四章，孩子们煞有介事对两只被指控“在一起耍流氓”的鸭子所进行的审判。这题为《审判》的一章，有民间故事的流韵，但基本的文化原型还是属于西方。在19世纪英国作家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就有人因为自己根本毫不知情的罪过而接受审判的叙述；20世纪，更有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名著《审判》为世人所熟知。但无论是在卡洛尔还是在卡夫卡的笔下，被迫接受荒诞审判的都是人，而在《童年书》中，无辜受审并最终被判“处决”的却是两只鸭子，它们似乎是懵懂而木然地充当了卡夫卡《审判》中K的角色。 美国批评家桑塔格说过，人们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学批评，二是心理分析，还有一种是从宗教的角度，认为《城堡》中的K仿佛是在寻找返回天堂的路径，而《审判》中的K仿佛面临着上帝那不可言喻的、神秘莫测的审判。桑塔格指出：“实际上，这三类阐释又是现代人理解世界的三种主要方式”。但对于《童年书》中的情节而言，这三种方式好像都不太适用，要达到充分理解，还必须有一个“中国经验”的视角。某种东方式的情趣性，加上特殊年代社会生活的荒诞性，这一切带给西方读者的，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别样心绪。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对同一个作品，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读者理解起来会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局内文化和局外文化，对作品的理解往往会相距更远。仍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一般的理解是他主要写了人的异化和体制的荒诞，但英国却有批评家认为，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就像是美丽的童话。对此，奥地利批评家深感不满，他们提出反问道：噩梦怎么会是童话呢？在此，我们不经意间就看到了二元对立的预设。其实就精神结构而言，噩梦和童话之间并没有不可穿越的鸿沟，现代童话的艺术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举例来说，驰誉世界的《指环王》在某种意义上就堪称噩梦与童话的融汇之作。也许，与噩梦与童话之间的精神穿越相比，不同文化之间的精神穿越是更重要、更有意义的。 《童年书》英文版Childhood Book出版后，法国的《欧洲时报》刊登了对作者津子围的专访，其中对该书有这样几句描述：“小说以最大的真诚定格了特定时间里的孩子们，他们永远停留在那里，不再长大”。我喜欢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童话式的、寓言式的。但同时我也喜欢福克纳说过的话：“每一个男孩都是一部伟大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的英文是novel of initiation,德文是bildungsroman，福克纳用的是德文。而不管是英文还是德文，我相信西方读者对成长小说并不陌生，就像他们对童话也并不陌生那样。但童话与成长小说，这似乎又是某种二元对立，不知道会不会有批评家反问：童话怎么会是成长小说呢？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童年书》中的孩子们是有所成长的，至少那些男孩都有所成长，他们成长的标志就是学会了恐惧，学会了感伤，而当“恐惧的翅膀”在心中升起，感伤的泪水就凝结成爱与责任。 总之，这是我读了《童年书》及其英文版Childhood Book之后的一些感想。我觉得，一本书既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这种双重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双重性，比如这本小说，可以说它既是游戏的又是政治的，既是时代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写实的又是童话的，既是童话的又是成长的——如果这本书在英语世界确能拥有一些读者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把书中的故事部分地解读为童话，部分地解读为成长小说，因为不难设想，那些“不再长大”的孩子们毕竟会长大，而且，他们可能就是在“不再长大”中长大的—— 这是中国北方孩子的童话或寓言，是在举世闻名的中国文革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的成长小说。这样的意义，如果说在汉语文本的《童年书》中还不够凸显的话，那么英文版的Childhood Book会使之变得更加清晰而明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