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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赵雁的长篇小说新作《红昼》，出版后颇有反响。人们普遍对这部长篇所展示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艰难振兴的春天感、共和国工业叙事的历史感，工人阶级人物形象的纯粹与人物性格的深度给予好评。确实，这是近年来工业题材创作中出现的一部让人欣喜的力作，作者酝酿十年，落笔生风，把追溯“历史深处的工业”和刻画“工业深处的人”有力地结合起来，通过一个钢铁企业不同寻常的复兴历程，以特殊的文化视角展示了当代中国的工业精神。 而这个特殊的文化视角，也许是更需要关注的。工业题材创作长期以来不够景气，问题之一，我认为就是文化视角的粗泛和文化蕴含的匮乏，也恰因如此，许多作品在艺术审美上缺少应有的水准、气象和境界。而在这方面，至少可以说，《红昼》体现了作者的一种难能可贵的自觉和值得赞赏的努力。 作者从“春天”落笔，铺开“春天的叙事”，讲述了一个行业、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从春天到春天的精神旅程，恰如一部宏阔磅礴的时代交响，清晰而有力。而小说的整个基调，则是“红”与“白”的交相辉映，并构成了两条鲜明而充满张力的叙事主线。一条是以男主人公林子奇为代表，塑造了从老一代到新一代钢铁工人的英雄群像，这些钢铁汉子雄浑质朴，有着钢水般的温度和钢花般的激情，他们共同的名字是“红”，是“红昼”这种时代氛围和工业精神的创造者。小说的另一条脉络，则是以女主人公小铌为典型的工业深处的女性存在，包括奶奶，母亲，四姐妹，腊月等，她们构成了一种白色神话或白色隐喻，点缀了民族文化精神的“白夜”。小说开篇就以被称为“伊尔根萨满太太”的奶奶带着四个孙女为儿子上坟的女性集体出场，为整个工业叙事推出了高度象征的文化序曲。这两条色调迥异的主线可以说贯穿全书，在作者所谓的“一个延续百年的奇观背后”，炽烈而美妙地交织在一起，让人读到了现实主义作品中久违的深情与纯真，殷殷慈母心，悠悠报国志，理想伴随着责任，爱情联系着友情，共同见证了共和国工业的繁华与苍凉，演绎着几代矿山儿女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红，是作者童年记忆中的梦幻般的色彩，是“生命的脐血和胎盘的遗迹”。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昼》其实是从作者“白夜”般的童年就开始萌芽了，历经几十年时光与传说的浇灌，小说的诞生，与其说是一个血脉相通的自叙传书写，不如说是一个奔涌激荡的时代，投映于作者精神之上的瑰丽画卷。诚如作者所言，她写的并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段历史在一个女性的灵魂中的穿越，它是跌宕的，激涌的，炽烈的，奔放的，因为它源自心，源自火，源自几代人热切的期冀和殷红的血汗，所以小说中的红，那些“红昼，红雪，红夜，红云……”的意象，可以说既是时代意象，也是对薪火传承的工业精神的生命体验。 而白，则是作者的文化记忆。作为一个满族作家，满族文化之于赵雁，已是深入骨髓的精神坐标与生命底色，表现在作品中，更是处理得不留痕迹，娴熟而美妙。例如对女主人公小铌的设置，充满美学上的惊人力量与精巧，以至她平静而又惊艳的一生，她年轻的存在以及梦幻般地消失，都让作品产生了某种萨满式的魔幻气质。她的坚韧、勇敢、温暖、灵秀与神秘，就像小说中那朵时而映现的白莲花，而在她奇幻地消逝之后，人们总会在铁水罐中看见，那“莲花上的小铌，身着亮白的羽服，在铁水的映照下闪闪发光”。这是作者精心或以无意识描绘出的白色花——奶奶和小铌羽衣上的亮白，云端上的银白，小鸽子翅膀的雪白，以及萨满鼓曲在夜空中洁白闪亮的祈福，它们构成了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白夜”，在小说的叙述中，始终映衬着一炉炉绚丽的钢花和大工业时代那种特有的“红昼”的闪光。 作者表现出的对长篇的纯熟驾驭，众多的人物，及各种人物关系的纷繁交织，宏阔的时代感，与时空背景的自由铺陈，种种，都是一个女性作家不可多得的笔力。特别是小说中几次关于死亡书写，令人肃然而生敬意。从风雪中奶奶带着四个孙女为儿子扫墓，到从天台车上失足而去的小铌的师傅，以及被命运刻意戏弄一般离去的肖君，腊月肝肠寸断的离开，直到最后小铌的消失。几次死亡都与主人公小铌紧密相连，仿佛一支大提琴忧伤的主曲的几个复调，在对生活与生命热腾腾的希望里，死亡分别以不同的姿态，印证着人类命运的本色，将生死之间永恒的悖论，揭示得冷静而决绝，将永远无法完美的人生，指认得沧桑而深邃。生与死，红与白，沸腾的钢花与萨满的鼓声，仿佛一场场刚柔并济的大戏，于作者游刃有余的铺陈之中，反复登场。一个大工业时代隆隆的心跳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纯真与浪漫、泪水和欢笑，痛苦与执着，自信与苦涩，在作者笔下——展开，既不乏远景的宏阔与磅礴，也包含近景的纤毫毕现。 这样的叙事，是工业的，又是超越工业的；是纪实的，又是超越纪实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经验，就是为工业叙事引进了民族的、超验的、神话的可贵元素。工业叙事与文化叙事如两条精神的河流，时而并行，时而交汇，让读者在钢花怒放，钢炉轰鸣的文字中，能够倾听到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北方大山中跳动的文化泉水的美妙律动，是关东大地上手鼓和摇铃所传达的期盼与祝福。 俄罗斯美学家鲍列夫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有较多的层次性：作品的现实层次面向当前，它的深部层次则诉诸人性，并使作品在本体论上具有长久地位”。这段话作为提示，我想可能更适用于工业题材等面向宏大现实的写作。赵雁的《红昼》在此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就是工业题材的写作，也可以同时是一种文化返魅的写作，而作品本身的层次性，与作者精神的丰富性是密切相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