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在从前的许多年代，剧作家是作家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他们的剧本不仅可以在剧院上演，也可以印成书在读者中流传。许多无缘到剧院看剧的孩子，比如像我这样的，就是通过读剧本来了解那些伟大的剧作家及他们的经典之作的。我读过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外国的当然要首推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其次还有莫里哀的《伪君子》、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皮蓝德娄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和《伤心咖啡馆之歌》、奥尼尔的《天边外》和《榆树下的欲望》。萧伯纳、皮蓝德娄、奥尼尔，这三位还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奥尼尔之后，似乎剧作家就离文学越来越远了，虽然2000年的诺贝尔奖授予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绩，2005年的诺贝尔奖又授予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但就整体来说，至少在中国国内，我认为剧作家及其创作已很难用文学标准去衡量了，他们在公众眼中早已属于演艺界人士，或者说是演艺界中赫赫而无名的幕后群体。
    剧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或者作家中最具开创性的剧作家，应该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契诃夫。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现实主义巨匠，他的小说《变色龙》《套中人》《小公务员之死》《万卡》《农民》《草原》《带阁楼的房子》《带小狗的女人》《跳来跳去的女人》《苦难的俄罗斯》等，都堪称杰作和经典，在世界文学史上闪烁着珍珠和宝石般的光华。而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戏剧史上，他的戏剧杰作也同样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他的9部独幕剧和6部多幕剧：《伊凡诺夫》(1887)、《林妖》(1889)、《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在他逝世后的一百多年间，不仅连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辉煌上演，也通过各种文字的译本，在书香中感动着人们的心魂。
    2004年是契诃夫逝世100周年。那年九月，北京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为主题的国际“演出季”，好像俄罗斯、加拿大、以色列的话剧团都应邀前来参演，演出的剧目有契诃夫的名作《普拉东诺夫》、《樱桃园》,以及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编的《安魂曲》和《契诃夫短篇》。那是一个喧闹而忧伤的九月，一个既是北京式的也是契诃夫式的“金色的秋天”，同时也预示了中国戏剧发展的契诃夫式的未来，即某种既是真实的也是乌托邦的悖论性前景。
    当时我没有机会到北京去看演出，想起来未免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后来从网上购到一本英译并附评论版的《契诃夫戏剧选》（Anton Chekhov’s Selected Plays）。不说译文的水准，仅仅那书的格调就令人喜欢，美国诺顿公司2005年出版，封面是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名画《秋日》。正是这本书，让我进入了契诃夫的戏剧世界，特别是《三姊妹》和《樱桃园》，其文学性和精神魅力我认为并不逊于他的小说，而在象征性和人文关怀方面，甚至连他的小说也难以媲美。
    2011年8月，我在北京参加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期间，莫斯科艺术剧院恰好又到北京交流，演出的的剧目还是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及与契诃夫风格极为接近的别尔加科夫的《白卫军》。但因评奖工作的紧张和纪律的严明，我们最终还是错过了机会。连续两次失之交臂的遗憾，升华了我的阅读欲望，从北京回到沈阳，就立即找出那本《契诃夫戏剧选》，并在重读之后写下这篇“读剧随笔”。
    2.
    这是一次很特殊的阅读。读剧本和现场看剧是不同的，看剧有参与感，读剧有想象空间，尤其是通过英文来读，多少还有些障碍和朦胧，但这种朦胧感却又恰好和契诃夫所追求的艺术氛围是贴近的，可谓温情之雾，遍被文本，总令人挥之不去。
    《三姊妹》的故事就是这样，她们是旧俄时代一位将军的女儿，从小随父亲到其所驻防的边远小镇，父亲去世后，她们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哥哥的学识足以到莫斯科去当一名大学教授，姊妹三人也都学会了好几门外语。她们最大的心愿，不过是把父亲生前留下的庄园卖掉，然后回到她们少年时生长的莫斯科去生活。但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故和无奈，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理想似乎离她们越来越远，然而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从来没有消逝，在平庸的生活中，她们始终向往着心目中的精神家园—莫斯科。因此，在这部经典的五幕话剧中，“莫斯科”是出现频率最高也最具象征意味的词汇，Moscow，Moscow，Moscow，这三个音节的地名，被三姊妹赋予了太多的情感，在她们旷日持久的、乌托邦式的热切呼唤中，也许就像是《天鹅湖》或《胡桃夹子》里能够破除魔咒的秘语，蕴含着一种巨大的解放和拯救的力量。
    我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三姊妹中最小的伊琳娜，因为自己想不起意大利语中的“窗子”一词而深感沮丧，仿佛那个明亮的外国词能够立即把她从绝望的苦海中救出去似的。
    她们的信念是那样的不屈不挠，就像丘切托夫诗中写的那样：“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害一样”，不论现实怎样庸俗不堪，即使爱与梦想被生活渐渐蚕食，她们始终怀有真诚的渴望和希冀，看着窗外的白桦，听着远处的河水，想着那些飞去飞回的候鸟，想着白鹤注定要飞走，虽不知为了什么或飞向哪里。
    但她们的行动又是那样的犹豫不决，回返莫斯科的心愿就如同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总是一再被搁置和延宕，以致当年莫斯科的观众们深感不解，到底是什么阻止她们去买三张去首都的火车票呢？易卜生有个剧本叫《赫达•贾柏莱》（Hedda Gabler）是十九世纪戏剧史的经典，主人公贾柏莱被称为“女性的哈姆雷特”，既是理想主义的英雄，也是环境的牺牲品。曾有国外批评家指出，“三姊妹”其实也可看作贾柏莱的复数化身，她们与环境格格不入，同时又无力反抗环境，而这环境的核心本质，就是平庸，浸染于日常生活每个清晨与黄昏的平庸。
    契诃夫是人类生活中的平庸的天然敌人，契诃夫的伟大，至少部分地在于他对平庸的揭示和批判。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曾对《包法利夫人》给予价值重估，认为福楼拜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并非传统批评所认定的所谓虚荣的典型，而是浪漫主义的精神之花，是一个试图拯救那个虚荣、堕落世界的爱与美的精灵。对于《三姊妹》中这三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我觉得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重新理解。虽然她们无法实现回返莫斯科的梦想，然而精神家园的存在却因她们刻骨铭心的梦想而被赋予了最高的诗意。虽然我们无奈地生活在平庸、仇恨、甚至荒谬之中，但是却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们思念更有文化、更有品位的高尚的生活，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就是契可夫在《三姊妹》中所要说的话。
    我们也不妨这样设想，在世界上所有的边远地方，不管是乡村还是城镇，都有“三姊妹”及与之相似的人群在生活着，或者说，“三姊妹”就是精神家园守望者的共名。她们就像那些地方特有的风景，以寂寂寥寥的怀念，年年岁岁的梦想，为平庸的日常生活提供批评与鉴赏的尺度，并增添了必要的高贵、浪漫、伤感与童话般的温馨。
    读契可夫的剧本，隔着英语的朦胧，我好像更能体会那种如梦如诗的画面感。美国有个诗人批评家，他曾把契诃夫的剧作与法国画家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 1868－1940 ）的绘画相比。维亚尔是法国纳比派（先知派）的代表画家，其画风特点是不依中心透视法，而是依主观与装饰性的观念所带出的形式。这样的比较是否贴切我不知道，但我更喜欢俄罗斯的画风，如作为这本英文版《契诃夫戏剧选》封面的列维坦的《秋日》，画面是莫斯科的一个公园，身穿黑衣的美丽女人独自在小路上走着，而小路两边则是秋色无边的大地，黄叶缤纷，红叶斑斓。这样的画面，多么像三姊妹的梦境，当一个人在梦境中回到精神家园，也许就应该是这样的情调，秋色无边，思念也无边。
    
    ３.
    有一位著名导演曾这样说过：如果戏剧演出也要举办世界性的奥林匹克比赛，那就必须以排演两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作为”规定动作”，一个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另一个就是俄罗斯剧作家契可夫的剧作。如果把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戏剧比作神圣戏剧殿堂中的一顶王冠，那么契可夫戏剧就是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石。
    说这话的导演是意大利的乔治•斯特雷勒（Giorgio Strehler），他曾在1974年执导了《樱桃园》。
    据说在契诃夫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生意破产，把他们家的房屋和林园一起卖掉了。这是留在契诃夫心灵上的巨大阴影，并在他的许多作品，包括代表性剧作《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中都有所投射，而在《樱桃园》中，这心灵的阴影终于变成了审美意象，蓊然成林，花开似雪。
    与《三姊妹》相比，《樱桃园》的家园主题更具有整体性和象征性，如果说《三姊妹》表现了对精神家园的不屈向往，那么，《樱桃园》就是表现了精神家园如何被破坏、被失去的挽歌般的历程。而这种破坏和失去，是发生在所谓“新生活开始了”的历史时刻。在这部四幕话剧中，现实与梦幻围绕着一座美丽庄园的命运，构成了柴科夫斯基音乐般的交响。用英语时态来说，第一场是将来时：庄园面临易主的危机，第二场是最近将来时：庄园即将被卖出；第三场是现在进行时：庄园被卖出了；第四场是现在完成时：庄园已经被卖出了。庄园的命运是被树木被砍伐的声音所提示和照亮的，那无情而又意味深长的声音就像历史和生活的脚步，令人感动并惊心。
    契诃夫写戏剧如写小说，特别注重细节，而差不多每个细节都有出色的文学性表述，比如写一家人坐在长椅上等待搬家，说他们“如同依偎在同一根树枝上的几只燕子”，多么动人的燕子，能让人想起《诗经》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于幽故，迁于乔木”，或者那首宋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毫无疑问，“樱桃园”是高度象征的，契诃夫的好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蒲宁很早就说过，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这样的“樱桃园”，它只是契诃夫的“心灵风景”。对这样的风景，意大利导演斯特雷勒也深有体会，他甚至想证明，包括契诃夫戏剧中的季节描写也别具象征意蕴，为此他讨论了契诃夫1901年10月5日写于雅尔塔的一封私人信函。在这封信里，契诃夫向友人描述了一座洁白、美丽的夏季花园，这座花园不仅开满了白色的樱花，连女士们也穿着白色的衣裙。但接着他却补充说：“花园外面，天正下着雪”。这封信显然不同凡响，这种园内樱花，园外雪花的神奇景致，所谓“镶着雪花的夏天”，可能正透露了契诃夫以及所有俄罗斯人心灵深处精神故园的消息。
    契诃夫戏剧中最重要的美学特质是他对戏剧冲突的独特理解，他总是以忧郁的抒情淡化外部显在的戏剧冲突，而将激烈的戏剧冲突转移至内心，从而使整个戏剧舞台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郁的抒情气氛。这种内心的戏剧冲突，与俄罗斯文化的两极性、悖论性是相通的。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樱桃园》中那两句著名的台词了，一句是“别了，旧生活”，一句是“你好，新生活”。其实在契诃夫的戏剧世界中，不管是旧生活还是新生活，生活本身总是美好的，他说：“整个俄罗斯都是一座大花园”，幸福是可以预期的，甚至是伸手可触的，但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却总是莫名的忧伤和惆怅，充满了对生活的朦胧憧憬和深刻眷念，而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悖论性的憧憬和眷恋，构成了人类生存必要的、美的张力，也提示了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重建精神家园的深层意义。
    ４.
    与契诃夫《樱桃园》主题和风格相近的还有两部剧作，一是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一是万比洛夫的《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都是前苏联时期的创作，并且也都在前苏联时期公演，对照起来阅读，我有这样一个感受：如果说契诃夫是戏剧舞台上精神家园的搭建者和开创者，那么布尔加科夫和万比洛夫就是这精神家园的修补者和守望者，三部戏剧，三座精神家园，都充满着俄国风情，伴随着亭亭白桦。
    布尔加科夫（1891-1940）和契诃夫一样，有过弃医从文的经历，但其主要文学活动是在前苏联，并因独特的个性而备受争议。在文学史家阿格诺索夫所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对他的个性有两点描述：布尔加科夫曾在致苏联当局的公开信中，宣称自己是个“神秘主义作家”；布尔加科夫无论在自己的作品还是平常的言谈中，从来不使用当时流行的苏维埃话语，包括任何简略语。仅这两点，我觉得就足以令人敬佩，而且都是事关作家人格和文学宏旨的大问题，更何况他还有两部堪称勇敢的代表性作品，那就是《白卫军》和《大师与玛格丽特》。
    对《白卫军》的剧情没必要详尽介绍，总之这出根据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是述说了“图尔宾一家”及与之交往甚密的“白卫军”军官在革命胜利前夜的那种无所依归的惶惑与不安，他们是一些即将被时代的列车所甩掉的小人物，就像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格医生和拉拉，在告别旧生活和迎接新生活的动荡岁月里，他们一边辗转漂泊，流着惊魂未定的泪水，一边艰难抉择，力图思考怎样才能继续活者，并活得不乏尊严和爱情。与帕斯捷尔纳克不同的是，这些即将倾覆在内战的惊涛骇浪中的小人物的故事，都是以“家庭聚会”的视角来展示的，最令人难忘的是图尔宾家的大灯罩，那种顽艳的绿色既如同温馨的留恋，也如同耿耿难眠的希望。我特别喜欢这样几句台词，觉得可以作为许多情况下的人生警句：“不行，任何时候你也绝对不要摘下灯罩！这是神罩。千万不要为躲避危险而像老鼠一样到处乱跑。就在灯罩下打个盹吧，读点书，让暴风雪吼去吧，等着来人救你”。
    布尔加科夫对人物的温情关爱延续了契诃夫的色调，而某种出其不意的幽默谐谑却明显接近莎士比亚的风格。这种双重性在《大师与玛格丽特》更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后者从来没有被搬上戏剧舞台。
    《白卫军》作为小说的发表和作为话剧的公演，在前苏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不仅得到了高尔基的赞赏，据说斯大林也极为喜爱这一作品，曾亲临剧院观看演出达17次之多。我不禁想，到底是什么感动了斯大林呢？感动他的也许是胜利者面对一群高贵的失败者的惬意，也许是剧中人物在历史大潮中惊慌失措的可笑命运，也许是剧中人物那种虽饱经忧患仍不失其爽朗、洒脱的气质，抑或，仅仅是图尔宾家那盏令人遐想无限的绿色灯罩…….
    实际上，阿格诺索夫指出，在布尔加科夫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充满爱情和舒适的田园式家庭生活，墙上是淡黄色的窗帘，一盏绿色的灯吊在桌子上方，鲜花、音乐、还有这一环境中必不可少的书籍”。
    布尔加科夫出生在乌克兰，斯大林也是乌克兰人，而《白卫军》又正是以乌克兰内战为背景的，可能，就是那样一种乌克兰家园的情调，唤起了斯大林的切切乡愁，并毫不吝啬地对《白卫军》给予了既高度肯定又饱含宽容的评价，说该剧“展示了布尔什维克无所不能的力量。当然作者没能在剧中证实这一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小说《白卫军》中有个不太重要的人物叫什波良斯基，因为不太重要，所以在话剧中没有表现。而我在阅读有关资料时发现，这个人物其实是不该省略的，因为他的原型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首席批评家的什克洛夫斯基。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十月革命后曾在彼得堡策划过反布尔什维克暴乱，后逃往基辅，和《白卫军》所描写的那些大时代的“弃儿”为伍。经高尔基斡旋，什克洛夫斯基后来也得到了斯大林的宽容和赦免，在前苏联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和著述，并活到百岁高寿。我很好奇，当《白卫军》这部小说发表或这出话剧公演时，不知道这位被称为“陌生化理论之父”的批评家是否阅读或观看过，也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这部作品足够陌生化或哪里是陌生化的，是那盏绿色的灯罩，还是那淡黄色的窗帘？
    万比洛夫的《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仿佛是契诃夫《三姊妹》和《樱桃园》的一种融汇，和《三姊妹》一样，这是一段发生在偏远小镇的故事，而且小镇上的生活也一样枯燥乏味。在这个名为丘里木斯克的林区小镇上，一个简陋的餐厅兼货亭聚集了来这里吃饭、喝茶和过路的人，一个姑娘照料着这里的一切。剧中的人物来来去去，其实只是为了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这是苏维埃和平建设时期的生活，没有任何重大的事件发生，剧中所展现的的生活不仅平常，甚至平淡。但就在这种平淡中，生活却悄悄发生了变化，而见证这变化的只是那排插在草地上的开满了淡玫瑰色小花的“栅栏”。
    “栅栏”作为最有意味的象征, 又像是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可以说，它既是小镇家园的标志，也是一个独特的心灵“试金石”：来来往往的人们在不停地破坏它，“舍不得多走一步”，有人视而不见，有人故意穿行，而餐厅服务员瓦莲京娜就像小镇家园的守护者，始终在修补着栅栏。她美丽纯洁，坚信人性是善良的，然而现实却总是与她的信念相违背，人们总是踏坏栅栏、破坏花草，最后连她自己也遭到了强暴。但尽管受到了如此的伤害，女主人公守护家园和守护心灵的力量仍是不可战胜的，在全剧的结尾，瓦莲京娜仍然在从容坚定地修理着象征她对美好人性和生活的信念的栅栏。
    实际上，万比洛夫（1937-1972）作为俄罗斯当代杰出剧作家地位是在他死后才被公认的，他只活了三十五岁，共写了四部话剧，但生前却没有一部被公演。1992年，当他的多幕剧《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终于被搬上舞台并引起人们惊叹的时候，他已经离世二十年之久。
    ５．
    从契诃夫到布尔加科夫和万比洛夫，我们可以看到以戏剧形式建构精神家园的一个清晰的传统，这既是俄罗斯戏剧的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戏剧发展的一种趋向。我曾在拙文《精神家园的历史》中探讨过“精神家园”这一概念的起源和精神谱系。众所周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作为这一概念的创立者和集大成的阐发者是当之无愧和无可置疑的，但在他之前，却站立着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契诃夫。对精神家园主题的表现，可以说是契诃夫对现代戏剧发展的先驱性贡献之一。契诃夫生于1860年，海德格尔生于1889年。当《三姊妹》和《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并引起轰动的时候，海德格尔可能还在弗莱堡读他的中学。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上“精神家园”主题的出现，要早于哲学上“精神家园”概念的提出。前者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乡愁，后者则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哲学思考。
    从契诃夫的戏剧说到精神家园的话题，我心中充满了对世界戏剧蹈励风发时代的怀念，以及对戏剧振兴、特别是中国戏剧振兴的向往，虽然我仍将不会经常去剧院看剧，仍将只能从书本上领略戏剧宏大的精神、丰富的意蕴和深刻、优美的人性光芒。然而，到那里去找真正的剧作家呢？我们的时代似乎只有一流或二流、三流的编剧，而没有真正的剧作家，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还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观，没人辩析，也不用辩析，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真正的剧作家，就不会有真正可读的、堪称文学精品的剧本，而没有这样的剧本，戏剧的振兴恐怕并非易事，或者也如同“三姊妹”的梦想与呼唤。戏剧能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和建构精神家园，而戏剧本身也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我认为那就是剧本，那就是文学，那就是莎士比亚式的、契诃夫式的创造精神与宏大、丰富、深刻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