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毕生都深深地挚爱着自己整个的民族，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在平等与自由、高尚和博大的人生境界中间。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点，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追求“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在完成了这样的目标之后，自然就可以达到“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的结局。他始终为此而英勇地呼号和奋斗。
    鲁迅所渴望的“解放人性”(《坚壁清野主义》)的主张，以及“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热风·五十九“圣武”》)，都是立足于民众的基础之上，认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学界的三魂》)。他认为即使是所谓的“天才”，也“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森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民众，就没有天才”(《未有天才之前》)。
    在1936年的“12·9”爱国运动中间，当鲁迅知悉不少民众支援和慰劳游行的学生时，就十分激动地认为，“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还从这里得出了富有哲理意义的结论，“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题未定草(九)》)，坚决地认为自己的民族，尽管“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
    鲁迅深信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努力地进行发扬和建设，迫切地希望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中间，产生出更为辉煌的作用。鲁迅这种多么伟大的爱心，激励着我们准确与迅速地前进。
    提高和升华全体民众文化、思想、道德与精神的境界，是鲁迅孜孜不倦地坚持从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民族，辉煌地站立和挺进在世界的前列。为了真正能够抵达如此的前景，鲁迅又提出必须“扫荡”那种“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笔》)的专制统治的严酷秩序。他针对那种蹂躏和麻醉广大民众的罪恶制度，全面而又深入地阐述了“改革国民性”的主张，就是为了促使人们的精神觉醒与完善起来，最终实现人性的解放。
    鲁迅除开在促使广大民众完成精神境界的追求之外，对于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引起自己充分的关注。他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化中间那种深切关怀民众的情思，而且还升腾到了善良、美好与深邃的极致。像他在《长城》中所吟咏的“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真是远远地超越了当今许多人们普遍的认识。将长城这巍峨和壮丽的建筑，当做自己民族的象征，引为极大的自豪，这样的想法自然是完全准确的。然而鲁迅于86年前所发表的此种见解，却比我们明显地深入了一大步，他在承认其不言而喻的伟大时，又发出了诅咒的声音，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因为它“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这位深谙历史和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在观察一切问题的时候，总是衡量它究竟是有益抑或戕害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将这作为根本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有时候在报刊杂志或电视节目上，看到对于多少美味佳肴的介绍，立即就会使人想起鲁迅关怀广大民众的感慨，“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席，有烧烤，有翅席”，“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灯下漫笔》)，而且“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马上支日记》)，说得多么的悲痛和深沉。当那些富豪或官僚们，奢侈地享受着山珍海味的时候，是否偶尔也会想起多少贫困的民众，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都是炎黄子孙，都是父母所生，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吧！
    真正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鲁迅，时刻都在为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呼号。他深切地关怀和热爱整个民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深深地景仰和努力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