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诗坛，李轻松是一位以激情贯注写作的诗人，面对流派芜杂、立场多元的诗歌现场，她从未随波逐流，而是主动与世俗保持距离，孤寂而安静地剖析人性中的一个个黑暗瞬间，在精神的谷底铸造诗情。从八十年代初涉诗坛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沉醉于陌生而混沌的微观心灵世界，以浓重的主观色彩步入文字的竞技场，通过语词间的辩驳、诘问和意象的非常规组合，抒写幽深宏富的原生态经验，既含现代主义的前卫之美，又深融尊崇生命的人文传统，个性纯粹卓然。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意识到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在坚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她尝试调整姿态，“由内而外”地返回日常空间，对身边生活采取“及物”的观照，从而拓展了言说范畴。可以说，李轻松的写作是在迂回与起伏的不断探询中走向成熟的，无论是狂野飘逸、还是平实沉静，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释放血性与激情。在喧嚣浮躁的商业年代，她能够以澄澈之心，坚守神性写作的立场，实为难能可贵。
    一、破碎之殇：痛感抒写的策略转移
    在李轻松的早期作品中，破碎、崩溃、坠落、血色这样的词汇俯拾皆是，抒情主体大都深陷“灵与肉”的双重痛楚，包孕诗人自身的病态因子。在卫校求学期间，她过早地接触到死亡的腥气，如《像水一样倒出来》一诗所写：“那年我十七岁，每天走过地下室幽深的洞门/或像幽灵一样穿过林立的挂图和尸体/一种怦然的炸裂声响起。”解剖室如同地狱的入口，将诗人引至死亡的边缘，使她体验到生命的脆弱。当她进入精神病院工作之后，这种感受变得愈发强烈，她恐惧那些扭曲、残缺的灵魂，却同时迷恋着癫狂者的思维方式。“疯癫”既带有精神残缺的遗憾，却也容易使主体获得特殊的观察视角，为精神存在寻求表达的丰富性。于是，诗人放弃了向世俗寻求诗意的努力，仅凭借强烈的言说欲望，在病态的维度中建立专属的美学体系，为痛感寻觅栖所。在她看来，痛感是诗人的宿命经验，它为诗人提供了生机，甚至具有创造力。脆弱与生机并存，正是痛感所具有的悖论特质，也是诗人抒情策略的源头。霍俊明曾以“悖论修辞”界说李轻松的创作，它既指向语言，更内涵着其思维的运作方式。在悖论意识的指引下，白骨可以幻化为花瓶，玫瑰先要被碾碎才能香气四溢，死亡竟然是生命的开始……极端对立的思维颠覆了诗人早已确立的美学观念，形成了属于她自己的破碎美学。她期待瞬间的暴力之美，正如同一位“怀抱瓷器的女人”，随时“等待一种破碎的炸响/一种快意的窒息”（《微音》）。美要在难以预知的碎裂中生成，要经由痛苦的洗礼方可抵达，这种思维的悖论正如“菊与刀”似的，暗合着东方美学的诡异色调。
    有了如此的感觉定位，诗人开始与痛感达成默契。在她的视界中，习焉不察的日常经验损害了人类的创造力，使他们在主流话语中丧失差异、极度失语而无法清晰表达自身。为了重新树立自我，为主体找寻合适的音色，诗人选择以自戕的方式，首先向自己开刀。如《冬天到哈尔滨来看雪》一诗写到：“我愿意被刺伤，我体内的蝴蝶/因这场冰雪而有了格外的意义”，抒情者以稍显偏执的姿态去迎接锋刃，痛感经验强烈且难以仿效。也正因主动求“痛”，象征生命力的蝴蝶方能破茧而出，使抒情者在寒冷中感受到爱的气息。在“破碎美学”的统摄下，病痛褪去恐怖的外衣，成为诗人的益友，她喊出“让病与病相爱”的豪言，视疾病为宿命体征：“吃药是一种慰藉。一种暗示/对于疾病，人类日益不安/而我已与之结婚，渐成一体”（《阿斯匹林》）。“药”的无效正说明主流经验的不可靠，既然疾病难以驱散，那么，不如选择以积极的姿态，让躯体在高烧与炎症的痛苦中“排出精神的毒素，排出杂质”（《一场发烧》）。经过疾病的洗礼，精神主体涅槃重生，向纯净回归。可见，在李轻松那里，“病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消耗着肉身，另一方面却激活了才情，正所谓“先痛而后快”。
    应当说，诗人以对病态之维的着迷进行精神自救，和痛感展开对话，以报复“自身最丑陋的部分”，纵容“生命里最自由的部分”，其目的在于制造差异，强化精神的在场感。为此，她选择了内视点的抒情策略，以自我的主体感觉为坐标，将心灵的潜意识宇宙看作诗意的发源地，使文本世界与其遥相呼应。我们注意到，李轻松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很难呈现出有形的、肉身化的完整形象，它们或者化身为风，寄灵于兽，托物言情；或者变幻成幽灵，漫游在充满自由与禁忌的心灵世界。借助与神秘的事物相亲，诗人感到“写诗就像是灵魂附体，借肉体苏醒，却借灵魂飞翔”，她将世俗的羁绊抛至身后，以轻逸的灵魂御风疾进，划出一道自由的快感弧线。然而，宿命的《歧途》却使“我总是向着与自己相反的方向行走/风声却提醒着崩溃……我呼喊着自己 找不到我”。抒情者深知绝对的自由乃是一种虚妄，如果执意追逐，理想与现实的裂痕便会加剧延伸，牵扯出更为剧烈的痛感。在诗句中，“我”的精神正如福柯所描述的“癫狂者”一样，处于人格分裂之后的破碎状态。依照科学解释，精神病患者眼中的世界缺乏完整性，他们不受传统语言习俗的控制，易于在压抑中独辟蹊径，从而接近真理。李轻松正是抓住了这种思维方式的互文联系，为抒情主体营造心灵的内部对话，甚至共置多重人格于一身，将“内视”的策略具体化。这些灵魂大都陷落在城市的人流之中，难以清醒自辨，生存的悬浮感使“我”只有置身梦境，方可实现交流：“我与梦中人的身份说话、交谈/仿佛我自己并不存在”（《对一个梦境的重述》）。梦中之“我”享有无限宽广的心灵世界，它弥补了被现实规范之“我”的精神压抑，为抒情者的情感释放提供了渠道。于是，抒情者的灵魂分裂成相悖的黑白两面，一切矛盾都在身体内部“左”与“右”的意识碰撞中得以纾解：“这是从我的左手到右手的问题/它们互相垂问，它们相对，相背，得不到回答”（《底蕴》）。“自我”与“本我”形成复调式的对话，而诗人更为看重充满异质的“本我”经验，正像诗中所说：“最终我们将从正常回归异端/被扭曲的心，终将被精神病所抚慰”（《精神漫游》）。正常与异端边界漫漶，恰恰说明疯狂的不是诗人，而是整个世界，如布鲁克斯的话：“诗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论”，他们以此抗拒俗常的羁绊而到达精神高处。
    李轻松曾讲过：“我强调‘孤岛’意识，那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属地。”在心灵的孤岛专心耕耘，使她在“左手写诗，右手焚稿”的个人化抒写中重获心理平衡。她只为自己写诗，疏远现实生活，这种抒情策略可以有效地防止世俗经验对内心的干扰。不过，在理想中飞翔固然充满快意，却也容易受到个体经验的限制，沉入凌空蹈虚的自闭状态。新世纪以来，诗人尝试走出早年的混沌记忆，理性看待生活的烟火之气，其表现之一便是对抒情者所处的“高度”进行调整。在《与云相亲》、《生活的低处》等作品中，诗人试图放低姿态，回到人间，向凡俗的生活事物致意。从《煎鱼》、《一道汤》、《一顿早餐》、《你好，亲爱的厨房》这样的诗题便可以看出，诗人调整了和内心相对应的关键词，生活诗意的温暖，使她认识到“一首诗就是一种方法/跟自己和解，再跟世界和解”（《一首诗》）。她不再刻意设置身体内部黑与白、左与右的角色冲突，而是以一个完整的生命本体姿态进入琐碎的生活，发现其中妙不可言的仙境。在《来杯茶》一诗中，这种“及物”的转变表达得直截了当：“让我收起那些锐器吧，让我学会喝茶/用清水洗脸。学会跟自己说话/炒菜、煲汤，避过一些危险的瞬间/那些平淡的事物，正渐渐地显出它的力量”。诗人身处日常生活却又与之拉开距离，透过“清淡的物质”，她学会以微笑面对时代的病症，为痛感找到新的栖息之所。
    此外，为了追求经验的澄明，李轻松还特意调整了抒情的“速度”，减缓了行走的步伐。高速化的时代风潮将每个人卷入其中，使他们遗失自己的节奏，只有返回抒情时代，放慢速度，学会停顿，“向着与大众相反的方向/向着真理的缺口处，蜗行”（《……慢下来》），才能避免“因飞得太快而失去自我”（《行走与停顿》）。诗人正希望借此突破语词的限制，获得返身的能力。实际上，无论是加速的飞翔，还是减速的写作，她的终极目标都是从主流经验中抽身而出，以带有痛楚感的割舍，执拗地向心灵掘进。在精神求索的过程中，诗人的情绪逐步恢复常态、回到人间，诗情特质也由滞涩向澄明转移。这种澄明，既是感性的显现，也是本体的敞亮，广远、自由而充满诗意。
    二、本色写作：构建女性的心灵诗学
    以破碎为美，感受炸裂与牺牲的快意；以神秘为美，呼吸花朵与鲜血的腥气。李轻松诗歌中的上帝，或许就是她本色的精神自我。和不稳定的外部世界相比，充满悖论的复调节奏既是她的思维步伐，也是与女性生命结构相契合的话语方式。正如诗人所认为的那样，充裕的虚幻基因是缪斯赋予女性的特殊能力，她们凭借独特的认知方式和身体、心理体验，建筑“虚幻”的诗学空间，凸显女性的本质力量。一些论者指出，李轻松在某种程度上并未以“女性诗人”自我标榜，在操作层面，她漠视对男性话语霸权的解构，文本中既无张狂、自恋的主体形象，也少有性意识的裸露表演，从而缺乏与同代女性诗人的精神呼应，这种论断未免显得偏颇。我们看到，李轻松对女性创伤经验的意象化揭示，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亦从“人性”的角度触及到女性本质的生存现实，建立起自我“流动的生命经验”，将诗歌引入深邃广博的心理时空。她对女性生命始终怀有敬意，不愿迷失于“概念”的森林；同时，那些对女性意识的简单化、条目化解说和欲望化、身体化表达，也引起她的警觉。在诗人看来，“女性意识并非仅仅是强调感官的刺激，内心的暴力，身体的革命，欲望的放纵，其实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更坚硬的东西，我一直在试图触摸到这东西”。由此可见，在官能快感之外，站在灵魂的高度思索女性族群的命运，发掘更为“深层”与“坚硬”的内在心灵经验，正是其女性意识的重要表征。
    既然诗人孜孜不倦地渴求触摸“深层”与“坚硬”，那么，对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和对个体意识流动的体察，便形成她表达女性意识的两个清晰方向。在曾经稳固的性别秩序中，女性美任凭男权话语来赋值，她们难以绘出完整的自我形象：“这幽闭而卷曲的河蚌，我将对谁展开？/双手解开河面的微风/我裸露到什么程度，才能了解/我自己的珍珠，是不是沙石”（《宿命的女人与鹿》）。“珍珠”的迷人光彩，需要河蚌屈辱地展开母体，裸露于世人才能被发现，这便复制了女性“被看”的历史命运。宿命驱使她们担任悲剧的主角，沦为两性祭坛中的牺牲品。李轻松笔下的女性人物大都充满了创伤性的经验，透过《对“威拉咖啡馆”的叙述》，诗人凝视着一位“穿着洁白长裙的女人”，她在生命攀爬的过程中一次次被男性摔倒，遭受着无情的撞击。“洁白长裙”联络着纯美高贵的圣词，蕴含着水一般晶莹剔透的、抒情者心中的理想形象。“她”在咖啡馆中的遭遇正是身为女性的宿命：“人生不过是重复一个动作，穿衣脱衣/醒着睡去，仿佛一个女人的一生”。粗暴的玷污使女性的“洁白”渐渐衰退，最终陷入生命的庸常轮回。在《颓爱》中，对命运的追问之声得以延续：“所谓命运，是你注定的双手/伸向我体内的根系 滋润我触痛我/摘取我一生的桃子。”诗人没有沉溺于新生命诞生的即时欢欣，其间的肉体痛楚，残酷得难以抹平，这是微观个体的创伤，也是生命群体的共鸣。站在族群的悲剧宿命面前，诗人显然不会安于现状。那么，她会选择何种途径寻求改变呢？这便涉及到其女性意识的另一方向：进入个体的自我时空，通过心灵经验的营造，抵达人性的伊甸园。
    维护个体意识，注重心理建构，这来源于女性个体本质的、流动奔放的生命经验，镌刻着抒情者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以“孕育”为关键词，诗人可以用“它吸尽了我的精华/我只剩下那空空的囊袋”（《十分钟，年华老去》）吐露女性人生走过场似的失落感，也可以抒写“你通体透明的样子使我安静，抚摸/我一生中最娇嫩的绸缎/最幸福的闪光”（《灯笼》），赞美母性爱的光辉。如同一枚硬币存有两面，对于女性群体命运，李轻松往往以冷静的姿态，剥离世俗对族群的意识缠缚，在哲思之境漫步；对于微观个体经验，诗人时而流露出性情的一面，或是舒缓，或是柔美，以爱心为烛照，经营着感情的世界，氤氲出温暖的色调。如此一来，《颓爱》中的母性形象虽然承袭着肉体之痛，却依然可以在痛感中发出呐喊：“你致命的爱 已使我终生颓废”。在诸多女性主义诗人那里，爱情主题由于涉及两性的直接对话，似乎最容易成为被解构、批判的目标。然而，在李轻松笔下，不乏渴望爱情并为之献身的狂热词章：“这倾向我的容器，巨大与荒凉/逼近我！这颤动罂粟的器官/至高。至美。我在迎上去的一瞬/已倾尽了我自己！”（《我爱，我便永不回归》）诗人坦诚表露原生态的性爱诉求，沉溺在激情燃烧的唯美状态，其笔感细腻、敏锐，直抵生命的本真。
    在爱情与欲望的经验表达中，诗人从不避讳性爱描写。每逢欲望的诱惑降临，她笔下的女子大都会采取“自闭”的姿态，甚至对其怀有仇恨；但真正经历过之后，她们反而通过这种“堕落”体悟到极致的美。这些女子是“嗜血”的，这血水由她们所期盼的男性之爱赐予。《血在吹》写到：“你的生命，使我感觉活着……为什么我喜欢被你拆卸的感觉/一种快意的裁剪……”又写到：“那动着的茎蕊，被秘密覆盖着/仿佛一种罪恶。我的身体在倾满的瞬间/也被掏空。自罪与自罚”。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斥着矛盾与悖论，女性的生命自省须借助男性力量的激发，这是否会重新跌入菲勒斯中心的陷阱呢？不难看出，抒情主体所经受的“自虐”与“自责”的纠结，正是人性原欲和道德律令的抵牾，是“本我”与“自我”的斗争，内部对话特质明显。李轻松写性爱，并将其视为拯救女性心灵“自闭”的良药，其女性意识中主动“受虐”的成分，以及在被“拆卸”中获得快感的话语呈现方式，乃是诗人对自身感受力与认知力的维护与挖掘。这是她所一贯珍视的痛感经验，是对爱情临界状态的智光烛照，没有任何亵渎性爱或是放弃主体性的意图。李轻松说：“我只能爱，我只为爱书写……我在爱中恩怨两清———”（《耳语》）诗人的伤痛逐渐被爱情抚平，她的心态也愈发平和。
    李轻松对性经验的个体化加工，似乎与精神分析学说的相关观念吻合，性的体验即是欲望的满足，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抒情主体对既往伤痛经验的关注，促使个体心灵与外部世界达成和解。在潜意识转化中，诗人注意到“身体”的丰富与复杂，将其塑造成核心意象。一方面，“身体”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指向女性族群的宿命歧途。身体之痛即是群体命运的隐喻，它不止存有快感，还带有疲惫与疼痛、衰弱与残缺。以身体为镜，诸多不完美的经验跃然而现，凭借残缺之美击碎了男性镜像中的女性规范。另一方面，诗人擅于把“身体”转化为感知世界的方式，发掘个体隐秘而幽暗的内部经验。对诗人来说，来源于身体的感觉包含双重意味，一是“肤浅的快乐”，二是“更深处的感觉”，它们是平等的。亦即说，感性的满足和理性的深入可以并行不悖。在尊重身体的基础上，她以抒情的柔板为“行为之爱”奏响乐章，在“临时的天堂”里探索男女之间无限的可能性。“你用身体做炭/在燃烧的火与仇视中/把女人焚毁的同时先把自己焚毁/这本身充满了意义”（《悬瞳》），激情的点燃使双方陷入毁灭的极致，意义在涅槃中脱颖而出。有些时候，抒情者甚至可以“不用思想穿行/有时我的皮肤可以预先抵达”（《夜行》）。作为身体的具象，“皮肤”兼具某些专属大脑的思维功能，成为产生思想的母体。这样一来，“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便不单纯是对主体“存在”的在场感描述，“身体”同样具备了生产知识的功能，它替代了既有的哲学、思想和经验，为诗人表述外部世界充当着表意符码，正如诗人所言：“我相信了我的身体，比相信真理还有力量”（《你好，亲爱的厨房》）。
    翻开《水的蔓延》、《碎心》等作品，李轻松还会把身体看作未经污染的、如水样纯洁的象征符号。她对身体深怀敬意，男女之间的水乳交融既是肉体形而下的原欲满足，也是两性以身体的坦诚互相印证生命之真实、寻求思想和谐的形而上哲思，它最终指向一条开放的交流之路。在《悬瞳》中，诗人高声宣告：“你最初的情人 最后的母亲/都必将是我”。融合少女情怀与母性光辉的角色定位，有效调整了女性诗歌片面强调主体性所造成的话语失衡，为两性之间实现平等对话创造了机遇。诗人一贯主张要与男性达成和解，通过对自身的亲近，疏远那些反人性、反自然的写作。为此，她辟出一条个人化的通道，抒写女性的心灵诗学，这样带有诗人“固执的血型，容颜与命运”，以及“一贯的步伐”的文本操作，正是她始终坚持的“本色写作”。
    三、意外之美：突破规范的语艺运思
    对于诗歌，人们大都有一个通识，即它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心灵的艺术，诗人的使命便是为表情达意制造合适的“鞋子”，思量语言的出场方式，这直接关涉到其心灵经验表达的力度与强度。为了寻找开向世界的窗口，李轻松不断地打磨语言、雕琢技艺，在完美呈现心灵的同时，凸显出语艺的原创性。在当代诗人中，她的语言风格颇为前卫，从初登诗坛开始，诗人便意识到语言的诸多限制，惟有突破语言的显在力量，方可从审美习俗中拯救出诗歌。因此，她选择打破规范的、极度自由的语言，综合了李白的奇诡飘逸、史蒂文斯的抽象玄妙，以及普拉斯的尖锐极端，以语言的残酷宣泄情感、构造美感。借助对多种语言机制的调动，诗人将血液的浓度与温度注入文本世界，使“张力”这一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操作中呈现出“意外之美”。
    一是频繁使用疑问句和感叹句式，营造整体性的抒情氛围。“这是什么地方？我在与谁相爱？/我自身中最堕落的部分/为什么瞬间站在了高处？/我一向仇视的欲望，为什么/美到了极致，或极致以外？”（《碎心》）身体的自然召唤势头强劲，肉体的狂欢使抒情主体迷失在感性与理性的边界，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崩塌了。在快感的体验声中，主体不断叫号着、追问着，形成密集的话语风暴。怀疑语气的重复与叠加，实则是肯定性声音的内部加强，主体从怀疑自否逐步转向泰然自若，最终触发超越性的快感。在情绪即将冲破堤防、喷涌而出的微妙时刻，诗人往往又选择感叹句将跃动的精神定格。如《鸦王》写到：“乌鸦，你幸存于我的诗篇／你如漆，像葬礼一样黑！/你以一鸦繁衍数鸦，以身躯蔽日／以一种灭绝拍断怒放／乌鸦乌鸦，我的飞翔！”戏剧独白式的语言和不断以喟叹语气出现的“我的飞翔”、“飞翔一样高”回环往复，形成咏唱的效果，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借助“追问者”和“咏叹者”的句法形式，诗人追求情感的自然、直接、充满快意的表达，较少刻意节制，然“纵情”却不“滥情”。在《桃花为什么这样红？》一诗中，两种句式交相登场。诗人以“桃花为什么好”的疑问开篇，一方面提出问题，使读者获得阅读期待；另一方面，她又巧妙地为读者埋设了思维陷阱。读者大概期望读到桃花的“颜色、气味及形状”之美，这些构成了传统审美习俗中对桃花之“好”的判断依据，但诗人的意图恰恰在于超越这种思维定式。“桃花是多么危险啊！”“红色是我的宿命，多么迷人哪！”一咏一叹，都是对桃花原有意味的一次次解构，透过句式之间形成的情感张力，文本氤氲出整体化的抒情效果，浸含诗人本色的审美体验。因此，疑问与感叹句式不仅增强了语感，同时还显露出调节意义的能力，它使诗人的情感表达张弛有度。
    二是通过对意象的远取譬，打破本体与喻象之间的审美惯性，形成对峙、多义的语言效果。在李轻松的意象谱系里，每一组意象都对应着一种独特的心灵经验，如《我的青春叙事》中“我的循环学。被水火相容/那些青春叙事，都有一个套路/一个模式。让我取来水中的鱼/火中的栗”。水与火本来无法沟通，却充当了抒情者心灵的经验两极，呼应着诗人“在水与火之间留连，渐渐地向澄澈靠近”的诗观。这种悖论气质同样投射于“桃花”与“铁”的意象，抒情者的诗歌理想深蕴其中。“桃花”不再是“宜其室家”般繁茂兴旺的象征物，它冰冷地生长在诗人体内，与暧昧和虚无的精神特质融为一体；而“铁”也不再是城市化的符号、文明的利器，它和某种“返观”式的回溯经验相关，通往灵魂的归属地。“铁是我血液里的某种物质”（《让我们再打回铁吧！》），“打铁”就是锻造内心伤痛的创口，使它们坚硬起来，这门手艺其实和写诗相通。“通红的铁伸进水里/等待着‘哧啦’一声撕开我的心/等待着先痛而后快”（《爱上打铁这门手艺》），痛感的意外之美，抗拒着生活的平庸，铁如真理一般坚韧，灼烧着生命中的脆弱，经过粗粝的洗炼，诗人实现了精神的净化。此外，李轻松经常将主体精神形象作“拟物”化的处理，如“飞鸟”和“鱼”的组合运用，借此体验“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奔放自由。她还喜好以“母兽”自喻，让身边的动物替她读出大段的心灵独白，毫无顾忌地表达情感。抒情主体由人类“降格”为动物，从日常经验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这使得诗人在表达诗歌观念之外，可以收放自如地驾控词汇、驰骋幻想，抒写自己的语言。
    三是在坚守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向诗以外的文体敞开自身，熔叙事功能、戏剧手法于一炉，以增强话语方式的此在性和占有经验的本真性。参照戏剧的形式，她综合调动场景结构、内心独白以及旁白、多声部对话等一系列效果，并将其纳入诗歌文本，如《对一个梦境的重述》开篇写到：“时间：某个深夜或不确定/地点：任何一个场景或不确定/人物：我与另一个我，或不确定/一切都没有重述的可能。”对超现实的梦幻场景进行虚拟或者重述，其行为本身便充满荒谬。脱胎于戏剧的结构同样出现在《对“威拉咖啡馆”的叙述》之中，“画面就这样出现了。一个杂乱无章的咖啡馆/有些昏暗。一张桌子像个死寂的人/椅子互相拥挤着。一个女人/一个穿着洁白长裙的女人目光暗淡/还夹杂着一丝的恐惧”。诗人将舞台布景植入诗歌，登场人物众多、来去匆匆，众生聚集在时空高度凝缩的场景，如同艾略特“戏剧化理论”的阐释，诗歌形态像一出小小的戏剧那样人事物兼备。再看《世上是否还有第三种性别》一诗，我们已经很难界定它究竟属于诗文本还是剧本。其中纯粹分幕、布景、情节大纲、人物出场动作、角色之间的戏剧性要素一应俱全，文本内部充满对立混成的戏剧冲突，完全拟现出一套戏剧化的诗思结构，使得文本之间在质地上走向趋合，深融诗人的经验自觉。同时，李轻松还经常在文本内部插入多声部的对话，使抒情者完全角色化。一方面，现实之“我”与心灵之“我”的相互抵牾，在文本内部形成交锋，暗合抒情主体的心理纠结；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心灵内部的经验交流，诗人时而会为“我”的倾诉虚拟一个听众。在《悬瞳》、《浮夏》、《梦缘》、《颓爱》等诗作中，总有一个与女性抒情主人公对话的男性形象，即“你”的存在。他深入抒情主体灵魂的罅隙，以其温暖肉体、感召灵魂的神性力量，成为主人公情感的依靠，也使读者触碰到诗人内心柔软的一面。总的来说，李轻松注重化合多种心灵经验，强调意象的客观间接化呈现，渲染文本内部的声场效果等等，都在不自觉中回应了“新诗戏剧化”的理论呼唤。叙事与戏剧性成分的加强，有助于她的语言凸显立体感与多样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加切近诗歌的抒情本质。
    在《下一秒钟》一诗里，诗人写到：“无人能见，我下一秒钟的破碎……无人能喝，我下一秒钟的酒……无人能看，我下一秒钟的烟火……只为一个人写诗是真理/一个人类的留白，一人阅遍。”这就是李轻松的写作姿态，写诗就是她对自我的一次拥抱，她以诗疗心，以文自救，甚至“每一首诗都是一条命”。她渴望做条激流，奔腾不息，但拒绝变成溪水，融入他人的大海，更不愿追随任何流派，淹没于丧失个性的沙漠。商业时代的喧嚣芜杂，加速度的名利拷问，难免会使某些不坚定者选择随波逐流，在虚幻的名利场中迷失心性，最终走到诗歌的反面。而李轻松对寂寞姿态的执著坚守，对世俗功利的置若罔闻，时刻证明着她是这个时代的背叛者。她带着自己的荒谬，化精致为粗粝，变破碎为至美，不断在探索中求变，艺术取向丰富多元，这使得我们很难以某一种观念来概括她的写作。作为辽宁省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地域独特的萨满文化感召了她，使她在纯东方式的神秘主义中获得精神滋养，但她更喜欢漂泊的感觉，思想居无定所、信马由缰，所经之处，皆可视作故乡。作为女性诗人，她歌颂爱情、抒写欲望，但言说姿态和理论视野远非“女性视角”或“女性诗歌”可以涵盖。在操作层面，她回避意识优先的女性主义写作，与诸多概念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仅仅依靠个体经验的自然流露，最终进入超性的和谐境界。在今天的诗坛，叙事性元素逐步放逐着抒情甚至在“反抒情”，而李轻松却能远离商业化的时代喧嚣，用心灵护佑着精神家园，为当代汉诗守卫着抒情的阵地。其执著与偏执正如《夹缝》一诗所说，这是“白羊星座上的女人”宿命的抉择，就像同为白羊座的梵高一样，她艳羡葵花自由的绽放，崇尚暴力美学的锋芒，在虚幻中抵达神性写作，融会这般气质，她的诗歌方才不落俗窠，独标一格。当然，在降低观察高度、回归生活的过程中，诗人时而受到抒情惯性的影响，仅仅表达“回归”的姿态，尚缺乏对日常生活具体事象的深入沉潜。由“内”而“外”的策略转移，要求诗人在抗拒“平庸”的过程中，继续以开放的姿态和理性的哲思，编织生活与内心的灵异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