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青年作家批评家提出了“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这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它切中文学创作的积弊。
    有科学家指出：思想高于战略，决定着战略的方向。同理，它在文化体系中也处于核心地位，它是精神是灵魂。思想的重要性同样也关乎文学的兴衰。因此，思想之于文学，是断然不能回避，随时都在讨论着的一个母题。
    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有人认为理性、意识、主流观念、价值观、心智、境界、公共意识等。我以为定义是否准确，尽可以留给理论家去研究，但这些概念与问题都是从不同层面与角度概括思想的本质内涵，并且都是当今文学创作所匮乏的，大约是无误的。我还想补充一个“方法论”也应包括在内，因为方法论和世界观是统一的，不能分开的，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离开了方法论，世界观也无法体现。
    文学因缺乏思想而日显失重之态，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比如，普遍性的多叙事少哲思，而能将经历感悟成经验的作品就更少。许多美文也少见思想的美丽。至于巴尔扎克所称赞的“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的艺术作品在近些年来更是寥若晨星。诗人雷抒雁近来与青年诗人座谈时讲了一段形象而中肯的话，他引用明代才子唐寅的咏雪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二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皆不见。”就此他说：“诗的前三句是叙事，如果只有这三句，而没有最后一句，我认为它构不成诗。第四句使这首诗顿时产生一种禅意，它把诗的意境展开来，使人产生一种联想……我们现在的诗就缺这么一点东西，没能把一件事件，提升到一种诗意的境界。”这是切中要害之语。我们现在多的正是前三句的“白开水”般的经历叙述，而少的是最后一句的经验感悟。因此，我们的作品普遍不够深刻。
    思想是灵魂。造成灵魂缺乏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社会德育的普遍缺失，带来的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弱化，是解析这个问题的核心与根本；但我以为同时也不能忘记方法论之误带来的后果。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由引人自豪的哲学辉煌沦为令人忧虑的哲学贫乏。我们的大众阅读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对理论书籍缺乏兴趣。当今一些很有见地的理论评论书籍与文章。在网上的点击率却很寥寥，也证明了这一淡漠理论的取向。忽视乃至拒绝理论的结果，曾使我们在较长的历史阶段，对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真谛是什么都一知半解，以致将它视为一种“教义”，而不是世界观与方法论。丧失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使我们自己演出了史无前例的悲剧！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国民理论素质普遍的低下，也令人忧虑。
    回首我们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我们常处于“两极跳”的摇摆状态之中。面对纷乱的社会思潮，我们常常迷失了事物的本质真实，而寻找不到支点。比如，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要让“文学回归自身”，显然，这是对以前偏失的校正。强调文艺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区别于其它任何事物的规律性，没有错，但不能又走到文学“与政治无关”的极端。广义的政治与人类生存命运和国家社会发展密不可分，通俗理解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人民大众关心与诉求的事就是政治。这一价值取向制约与作用着我们的理想、信仰和信念，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对此，作为作家，不能群体性的失语。再比如，英雄化与非英雄化是互补关系，平凡孕育伟大，因为平凡所以不凡。但过去将“英雄化”推向极端，走进所谓“三突出”创作模式，一时肃杀得只剩下了“八个样板戏”；同时，也不能因“非英雄化”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使文学远离了她的一个重要母题——崇高。如今我们在军事文学和报告文学作品中还能感受到英雄主义思想精神，其他就整体性呈现出：少英雄多小人物；少“大我”多“小我”；少精神多琐屑；少豪壮之声多奢糜之气；少阳刚多阴柔。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所说的话应该成为对我们文学呼唤崇高的激励：“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还比如，人性中有“性”，但绝不全是“性”。过去一律不能写“性”，是错误的；而现在滥写“性”就正确吗？其他诸如，过去作家的定位是一本小说似乎就可以“亡国”般的“神圣”；现在又有作家是“社会垃圾说”了。过去只强调文艺的教育和认识功能，不能谈文艺的审美和愉悦功能；现在又似乎只剩下个“逗你玩儿”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来了，现实主义似乎就“过时”了；现在却是少有人再提及现代主义了……方法论之误带给我们的是不能理性地认识、分辨、解析、判断、取舍与抉择各种思潮，包括文艺思潮，其恶果是使我们常常处于形形色色、过眼烟云般的“时尚热”之中。可见，谈思想时，哪里离得开方法论呢？方法论同样也是文学指向的路标。
    面对历史经验教训，面对还不能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现实，我以为再谈思想是文学的灵魂这个老话题，有几点值得重新思考。
    一是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认识、理解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主从关系了，因为没有脱离开艺术性的思想性，否则如同“魂不附体”；也没有脱离开思想性的艺术性，否则如同“行尸走肉”。这是因为文学不是概念、逻辑、推理，而是感情、感觉、形象；但绝不只是“跟着感觉走”。从理论上说，美学和哲学也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两个学科，哲学中包含着思维之美，而美学中包含着哲学之智。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说，作家审美的感受、理解、选择、判断，就连情感，都离不开理性的思想。英国哲学家穆勒甚至说：“一切富有创意、非同一般的思想的丰富矿脉几乎都是由有条理的想象力打开的。”所以思想简直是作家身后不显身的“导演”。知识、理解、理性等思想的要素，早已日积月累地积淀在作家心理结构中，其中的无意识、潜意识、记忆意识和意识就是赋予情感和感觉以反应和行为的各自特定指向之源。只不过情感和感觉的作用在创作中一般是显而易见的，而思想的理性在其中的作用则常受到怀疑、轻视与贬低罢了。其实，情感、感觉和思想、理性是两种不同的又缺一不可的重要方式。愈是想全方位的感受，就愈要具有理性理解的人才能获得。“文而无质，行而不远”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类文明史见证了它：凡有成就的艺术大师无不喜欢哲思，凡贤哲大师又都酷爱艺术。
    二是思想有高下、深浅、文野之分。这涉及创作主体的积淀与修炼，大约如此，创作者只有“胸襟高，立志高，见地高”，才能做到“命意自高”。文学经典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们艺术地揭示了永久人性的真谛。“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胡适语)。要强调“艺术地”表现，一则是说思想出自生活实践，从客观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又经过创作主体不能没有的“孕育”，将思想自然有机地包含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里；而绝不是作者将主观从外部强加硬塞和强植粘贴到作品内容上的概念化的说教。我们常说的“思想大于形象”或“思想先行”的作品大多是其思想没能渗入作家的心血中，没能做到艺术地表达思想。图解和演绎既定方针政策带来的悲剧曾贻害过我们不少有才华的作家，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一切美的形式只有属于一定的思想，才有意义。要鼓励作家多思、深思，追求真知灼见，甚至具有前瞻性的思想。记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都在中央发布文件之前。文学可以走在政治的前面，见证了有了时代精神的作品才能具有伟大性。当下流行的理论，认为创作与欣赏只是表达个人的好恶，一定程度上是对理性和认识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了。
    三是要有“海纳百川”和“熔铸百家”的艺术胆识、气度和胸怀。因为人类文明是多元化的，文学自然也是多样共存的。这种多样共存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我们应当匡正过去“唯一化”的偏见，从正反、古今、宏微等不同层面的角度感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道理。我们既要有包含着深刻的当代意义的大作，能够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力作；也自然要有诸如理想主义、唯美主义、新感觉派、新小说派等各种不同风格、主义、流派富有独特创意的新作。我们要相信文学的终极即是美，人们对文学的眷恋就是一种对美的追求。在审美境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学有着太多的一致性；而风格、主义、流派等不同的作家，都是在为着文学寻找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过程中，也让自己高尚起来，让自己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