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如何介入当下的生活？以怎样的态度面对身边的人和事？也许，这是一个“小”问题。但在当下被“故事”淹没的泡沫中，这却是一个“大”问题。如果用“坦露真诚”、“表现崇高”之类的来要求小说家们，那一定会招来嘲笑——因为，那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作家们热衷表现的命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强调“真诚”和“崇高”，惟有“真诚”和“崇高”才能抵御当下文学里纷至沓来的、真真假假的“矛盾”、“意义”、“价值”、“疑难”和“困扰”。当翻开李铭的长篇小说《民办教师》，我仿佛回到了生存的最初那片土地和归依——我承认，我这个“老土”的灵魂确实需要随小说民办教师马志远和马大志进行荡涤。
    马耳朵沟向阳小学的民办教师马志远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大志接过了他的教鞭。父子两代人用他们的一生守护着他们奉献了毕生心血的小学校。——如果事情仅仅于此，那还不如看央视每年评比一次的“感动中国”人物。关键是马氏父子不但只有无私的奉献，而且，他们的性格和所作所为颇有争议，两人作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有善良、热情、执着、敬业的品质，有贫困、辛酸、无奈、寂寥的苦痛，也有执拗、暴躁、霸道、蛮横的劣性。——这很要命，小说家往往都要面临着这样复杂多面的人物，这是一座山，看你越得越不过，优秀的小说家越过了，人物就立起来了。李铭靠着扎实的乡间经验和人性常识，硬是让这些人物，在多变的社会背景下栩栩如生。特别是作为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能如此真实地表现“文革”生活，令人不得不佩服他把握时代特征的能力。这样，作家用他的真诚，既有意“逃避”了崇高，又表现了崇高，手法高明得不露痕迹。
    也许是李铭恋得这片乡土太深，恋得像艾青一样，满是泪水，所以美丽忧伤得令人心碎。马志远、马大志、吴彤彤、秋月、杜玉莲、秀锁、胡闹、李海生、吴丹丹、武桂枝、许耀飞、武干部、水莲、大面和二面，甚至连生产队长高玉大、高如意......天啦，所有的人物都是那样苦，他们的分分离离、爱爱恨恨，似乎总是被命运这双无形的手把玩着，但他们又不甘，他们的坚忍带着共有的农民内涵。他们的命运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作者用诗歌一般弥散着浓烈乡土芬芳的句子，掺杂进辽西农村特有的风趣幽默的话语，在悲悯、人文和充满温情的眼光中，真实地再现了改革开放30年，农村社会转型期的人性释放，和自强不息的生存状态。
    在李铭笔下，乡村不仅仅是苦难和贫困的集合，而是充满淡淡忧伤的美丽家园。他的语言不再承担超越于生活的责任，而是回归其本来、纯真、自然的美学特征，使强烈的、爆发式的叙述语调，几乎完全从尤克利诗歌中退出。“风从高处、远处吹来，一波一浪，‘沙沙’地响，同夏季里的生涩的低声不同，这是成熟庄稼最后的歌唱，绝望而富于快感。”作者在夏季与秋季的过渡中，完成了一场心灵的转移，使由外在向内在的心灵感到颤动，为读者展示了失落而忧伤的内心世界，“窗外，秋月一直在听，队长高玉大也坐在石板上认真地听着。阳光很耀眼，洒了满地都是。高玉大就在那样的阳光里，长舒了一口气。”在此处，作家对耀眼的太阳作了宁静的“冷”处理，给马大志镀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
    从“文革”写到２１世纪，在长达３０多年的时间跨度里，李铭还是一个往返于传统乡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沉思者，他以深情而冷峻的目光，有距离地去审视自己的乡村生活，并从中发掘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和情感追求。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物俗泛滥、矫情媚俗的尘世中，作家写到马大志与秋月之间的情感，马大志与吴彤彤的婚姻，杜玉莲与武干部之间由偷情到结合、胡栋梁（胡闹）与吴丹丹之间的越轨，水莲与大面和二面兄弟俩的奇特组合，以及秀锁的肉体出卖等等时，才能保持着一颗宽容、冷静而又忧郁的诗心。这种诗心让读者在在空虚、失望、无奈、苦痛中点燃起了某种精神。让读者不敢藐视这些人对这种幸福的追求，并且，读者觉得他们的灵魂是朴素的、干净的。尽管是民间的，却一样有着伟大而崇高的情怀。
    李铭在谈到他的写作成功的秘诀时说：“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生活对每个人都很平等，不存在厚己薄彼的事情。生活是庞杂的琐碎的，需要你用敏锐的心发现，需要你用悲悯的情怀感知它的温暖和疼痛。连这点感觉都没有的话，是做不了作家的。我感恩我的生活，它给了我多维的思索空间和多项的情感体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缺少生活，所以我还能够不断地写出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不是很完美。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也不曾改变。民工也好，作家也罢，真诚是我所需要保持的珍贵品性。”
    这样的夜晚，在李铭的小说里一点点搜寻回忆，我不止一次地想起庞德的那句著名意象派诗句：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它是一张张向阳花的脸。合上书，那些勤勉，负重，疲惫却依然诙谐、乐观、坚强的人物，在我面前一一闪现，像在与童年的我娓娓叙说、亲切交谈。我读着《民办教师》，不禁想起住在我老家门前的那位乡村民办教师，他年近６５了，既是我的语文老师，又是我小学五年的班主任，他现在像马志远和马大志一样，一个人守着村里的学校，教着仅有的二十几个小学生，但他丝毫不轻松，因为这些学生分布在每个年级，他要备完每个年级的课。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逐渐退出讲台。但是，他至今没有解决民转公的问题。他爱人的姐夫曾经是县教育局的局长，但他就是不好意思向他开口。直到现在，他有时会打电话给我，先是问我妈在城里是否过得习惯，然后支吾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要我替他学美术的儿子找一份工作......
    是呵，我们要走多远，才能追上这些村庄里的疼？李铭的笔，就像一把铁锨， 残忍地挖掘着生活的疤痕，给它保鲜的盐和赶路的鞭子，把那些人的苦乐从心窝里掏出来，酝成岁月的果实和思想。
    是呵，眼前的河水四平八稳地流着、流着，潺潺地，吞噬着风化抑或修整过的堤岸，演绎着沉重后的空无和水滴石穿的具像。我明白了：琴曲为什么激昂到极处，便再无去路，高山忧伤后为什么总要换为流水？
    我不奢望作者能把整个世纪清晰的社会网脉络呈现出来，也不奢望小说的结尾与开头一样从容而丰腴，我只需记得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鲜活得走过我面前，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一样，充满真诚；他们的猥琐和崇高一样，毫不造作，这就够了。我从同学李铭的长篇小说《民办教师》中，读到了他以一种像在鲁院学习期间格外发言的手法，扎扎实实地，以回首眺望的心情，视线放在低处、灵魂放在高处，把心灵畅快地濯在父亲河的怀里，听马志远、马大志的真诚之水、高尚之水暖暖地为我们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