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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创新的时代，奇迹是经常发生的。仿佛一个传奇，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审美期待的情况下我们却获得了一个惊喜——被誉为“纯牌学者”的理论家、批评家的彭定安先生突然给文坛捧出了一部长达160万字的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这一创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小说界提供了一部厚重的“学者小说”文本，同时它再次打破了理论家仅仅运用理论指导创作、甚至“述而不作”的惰性和惯性，开创了学者/作家一体化的又一范例。
“学者小说”作为一种创作现象或称之为一种小说类型，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获得认可的经典作家作品也不少，仅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言，可以称得上“学者作家”和“学者小说”的也大有人在，钱钟书的《围城》自然蜚声中外，可谓现代文学经典之作；女作家陈衡哲、冯沅君、冰心、苏雪林、沈祖棻、宗璞、马瑞芳等，分别创作了各具特色的学者小说。其中沈祖棻一人就独创了五部历史小说，并且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男权话语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个文学史奇迹。在西方的小说创作领域，[英]戴维·洛奇的《小世界》（1984）是90年代初我国批评界呼声最高的典型的学者小说，有人称它为西方的《围城》。《小世界》作为洛奇“校园三部曲”的代表作，不仅幽默、辛辣的嘲讽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没落相，而且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主义理论信息和话语形态，无疑，洛奇为世界文学提供了西方学者小说的文本范式。《离离原上草》虽然刚刚问世，但是它的学者小说品格也是赫然在目的，这一点已经开始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学者小说”的要素主要有四点，首先，创作主体必须是学者（教授、专家）身份，这就决定了小说所反映的一定是学者经验性的生活，而活跃在小说世界中的主要人物必然是学者、知识分子阶层，学者的文化之旅、个中的酸甜苦辣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其次，学者小说应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历史内涵，体现出学者这一特定创作主体丰富的学养和超常的智慧，甚至也不乏抽象性、学术性和书卷气的张扬；再次，学者小说文如其人，学者和作家两幅笔墨，文体建构自觉性强，各种“主义”和写作套路了然于心，文本结构严谨、讲究，风格典雅而不失幽默，注重叙事策略，语言表现力强。第四，读者定位主要在知识层和文化群体，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局外人对学术领域、知识界所谓“小世界”、“圈里事”、“围城内”，甚至“黑幕性”的某些误解和误传，学者小说可能格外吸引普通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热情，所以真正的学者小说往往会收到雅俗共赏、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
彭定安先生的《离离原上草》显然具备学者小说的所有要素，并且彰显着独特的创作个性。它既不同于《围城》在“灰色人生”的底片上描画出一群令人啼笑皆非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样态；也不同于《小世界》对西方知识分子的罗曼司、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等种种丑态的刻画，以及那种刻意张扬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更不似某些对男权话语极尽颠覆之能事的女学者的写作。《离离原上草》属于那种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历史叙事与自叙传互为印证、大世界与小世界相互映衬、学者化与大众化有机融合的学者小说。当然，《离离原上草》在学者小说风范的体现上三卷本也不平衡，最具特征的当属第一卷，其他两卷所呈现的编年体、纪实性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学者小说应有的鲜明特征。
历史叙事与自叙传互为印证，构成《离离原上草》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特征。个人与历史永远脱不了干系，历史造就了个人的命运和性格，个人的命运是历史和时代精神的投影。《离离原上草》从宏观上勾勒了当代知识分子从40年代到8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命运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离离原上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来读，从这部小说中可以了解到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和进步；更可以了解在这个时代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武斌：《“枯”“荣”之间的梦想与追求》）但是，作家对于历史的叙述没有流于编年史的一般性纪录，而是把历史作为知识分子命运之所以变动不居、起伏不定的叙述动力，把对主人公欧阳独离的精神成长史置于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以典型化，令人信服的看到知识分子身份的一次次被命名、被改写，坎坎坷坷、艰难跋涉，最终仍旧痴心不改、忠于信仰的文化人格，从而揭示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主题意向。熟悉彭定安先生的读者自然会联想到作品中的主人公欧阳独离就是潜在的作家主体，将近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命运史恰似作家个人的亲历、经验和感悟。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关系、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正如彭先生在他的小说中以叙述者身份所说的那样——“历史大事件的小原因，偶然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或，偶然成为‘必然事件’的表现形式；或，一个遥远地方的遥远事情，一个遥远的人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却引发、导致、决定了大人物的、大事件的命运的产生和命运”（P138）。所以，该作不是自传，却又酷似自叙传。实现了历史叙事/自叙传/文学真实性的统一。
“小世界”与“大世界”相互映衬，显示了《离离原上草》在时空建构上的艺术辩证法。通常学者小说所关注的必定是学术界、文化圈、知识分子成堆的“小世界”这一特定空间的生活，对于小圈子以外的大世界往往疏于、甚至不屑于去观照，在创作中忽略小世界与大世界关系的处理，从而将小世界孤立起来，做封闭式的叙述。彭定安先生则很好的把握了知识界这个“小世界”与整个社会环境、工农大众等其他阶层之间的辩证关系，集中笔力叙述小世界、知识分子精英们独特的生存状态、思想活动和情感心理，塑造了以欧阳独离等为代表的个性鲜明、非同芸芸众生的人物形象，即传统文学批评所界定的“这一个”、“陌生化”的人物形象。但是，作品始终将小世界安放在大世界的文化圈子里，欧阳独离们所生存和所生活的世界是广大的，他们的命运轨迹和生命律动始终没有、也不可能逸出社会历史运行的轨道。这既揭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客观性规律，也隐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宿命似的历史命运。相比之下洛奇的《小世界》则把一群学者、教授集中在跨区域、超常规的学术会议这一个特定的时空中，通过一次学术会议既可以张扬各种学术流派观点纷争的学术气氛，又利用了学者们一旦离开自己固定的生活环境，常常会出现或放浪形骸，或丑态百出，或“原形毕露”的情状，从而可以顺理成章的刻画出各色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洛奇所构筑的“小世界”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某些知识精英在后现代语境下那种信仰危机、困惑孤独的精神状态。他们中的某些人会议上满口“主义”、侃侃陈词，会下却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甚至斯文扫地的玩着各种性游戏。所以《离离原上草》与《小世界》相比，明显见出东西方学者小说的文化差异性、亦即民族个性。
学者化与大众化互补中创造雅俗共赏的文化品格。学者小说无疑会体现出鲜明的学者化特征和书卷气，但是，学者化与大众化并非对立的，其疆界也往往是模糊的。这就是因为从人性层面说，学者乃常人，而非圣贤，更何况中国的学者往往心怀人道主义，其作品也惯用人性化叙事，这就与大众、与平民百姓心灵相通。彭先生是专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他自然深谙创作思想之道。他的学者化、文化品位体现在《离离原上草》（主要是第一卷）中，自觉地将学者化与大众化、经典化与民间化、宏大叙事与人性化叙事有机融合，力求做到雅俗共赏。仅就作品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一点，就可见作家的良苦用心。作品在渲染环境气氛的时候、在人物性格刻画的时候，常常引经据典，适时地运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或直接引用，或取其意象，延伸其精神，营造了一种典雅的文化气息。同时，在“四君子赶考”的过程中，伴随着欧阳独离们心境的变化，作家移步换形，不失时机的插入一些民间文化事象和神话传说（关于“江猪”的传说）、民谣的妙用，以及对禾州地界地理文化学的观照等等，不仅丰富了人物生存和成长的文化环境，同时证明作家多层次、兼收并蓄的文化修养，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相比之下，《小世界》的学者化不似彭先生的东方化品格。体现在叙事策略上洛奇深受《尤利西斯》的启发，采取了“圣杯传奇的神话”结构，时空频繁交错，无故事情节的场景拼贴，揭示的是一种“寻找”的主题，从而可以见出洛奇深得原型叙事的奥妙。洛奇的西方文化品格还直接的体现在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形态，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通过学者们的话语纷争自然的呈现出来，从中也突显出创作主体的解构主义倾向。仅此，读者就有理由把它当作后现代主义理论书籍来读。但同时，洛奇的“学问”在叙事中也表现出自设障碍的弊端，《小世界》的中文版共485页，其中的脚注多达282条之多，平均不到两页就有一条注释，可以想象这对普通读者阅读心理会产生怎样的不良影响。而《离离原上草》所遵循的是传统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并且努力做到将现实主义的深度与浪漫主义的激情有机结合，在整体上确立了东方化的“学者小说”品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