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破碎的、病态的、畸形的现实，整体性的时间观似乎已无能为力。很显然，我们正在或已经丧失对时间的把握。历史变得虚幻而未来变得渺茫，人只能苟活于“现实”之中。我读陆涛的《会飞的九爷》，最为突出的一点感受，便是他对时间的重新处理。在这部小说中，时间是破碎的，而主导叙事的，是一个心智不很健全，大脑受过伤害，名叫“阿甘”的孩子。通过这个孩子的叙述，时间被重新组织在一起。但它不是连续性的，不是从A到B的完整过程，而是断裂的、零散的、跳跃的时间碎片的堆积。我们或许可以将它看作是阿甘个人的时间感和历史感。在他对个人感受的描述中，几乎没有表示时间的抽象概念，只有属于这一活动或那一活动的时间，以及从事某一活动或另一活动的时间。小说叙事中有许多这样的句子：“爸爸走的时候枫叶还没有红，可桃花开了。”还有“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爸爸就飞过一次了，在天上飘来飘去，然后一下飞走了。这个春天爸爸又飞了，这回一定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再有“爸爸没见到这辆车（指车身上喷着‘全国文明城市’的面包车，据说，这是九爷为银城赢得的骄傲，没有九爷就没有这辆车）春天里面包车开进银城的那个黄昏爸爸走了，拉面还没吃完就跟着两个人走了”。等等。 很显然，阿甘对于时间的记忆和叙述，始终是以特殊事件为标志的，这是人类童年时期处理时间记忆和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正是所有这些标示了时间的事件，造就了阿甘想象中的历史。换句话说，历史意义也就在这些构成他的想象的事件中显现出来。然而，在这里，历史意义已经不是现实主义小说可能提供的穿透表象而直达本质，揭示历史的普遍规律，也不再是通过批判现实，提供一种社会、人生理想的意义，更多的倒是历史不确定性与非逻辑性的一种“隐喻”，是对历史本质化的怀疑或质疑。启蒙运动使基督教的时间观变成了人类本质，这种时间观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为时间的发展预设了一个终点，也即基督教所预言的最后审判，黑格尔则把这个最后审判理解为绝对理念的实现，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将其“科学化”，并预言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在西方之外，记忆时间的方式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从来都是以自己的思想范畴处理时间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只是随着西方人征服世界的进程，时间才成为现代性的标示，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叙事。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之深刻，离开这种本质化的时间，我们甚至无法组织自己的历史，给历史以意义。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会飞的九爷》表达了作者对这种无处不在的本质化时间的抗议。有一段叙述很有意思也很能说明问题，银城到处喜气洋洋，老师说，这是大家在迎接21世纪，阿甘则认为，这是因为爸爸要回家了，银城是在迎接九爷。到底哪一种记忆和叙事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呢？这是值得每个人深入思考的。 阿甘这个主述者的形象意味深长。他来自一部美国影片，是美国文化想象中的英雄，或曰“上帝的宠儿”。但他来到中国后，成为“九爷”的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他也有一个“小英子”，而小英子绝非珍妮；他也“偶然”地进了银城最好的学校——银城一中，但在这偶然性的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东西。这种复杂性或许便是银城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了银城所独有的“美及其丧失，欲及其张扬，善及其坚守，义及其绵延，暴戾恣睢又温情款款”。当然，《会飞的九爷》只是作者“银城系列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而仅以目前的叙事而言，已足以让我们展开无尽的遐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