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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淑评述石一枫曾说：“自以为世事洞明的小说叙述者都无法拿它当‘一场怪诞的黑色喜剧’打发”。施淑的概括启发我意识到，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既不能视为现代派式的黑色喜剧，也不适合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来理解。但是，与其说它是一则现代传奇，我比较认为，传奇大致是就小说的对主人公形象的刻意与结果来说，但这篇作品的整体叙事方式细节刻划及写作目的，仍然是一则现实主义式的故事。只是，“王朔”式的叙事者，已经不愿意且不可能再采用19世纪以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尽管有着高度的智慧风貌，但那种居高临下的立场与姿态，恐怕叙事者都难以承受与认同，这自然是石一枫的一种限制，但也因此能展开他个人当代书写的特殊性。因此，我认为石一枫在此作的主要视野与写法的特殊性，仍更多地调动与接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部分正典，最终仍要突出底层人物的光明与道德价值，尽管若从更复杂意义上的“现实”来反思，此作的许多情节过于巧合，并不是那么真实与可信的“反映”之作。但如果文艺应属于一种介入与影响社会正面性的媒介，恐怕作者也不会反对，追求绝对的真实与否，其实既并不重要，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过于强调自我之“真”的执著，从这点上来说，石一枫《地球之眼》在文学与美学的价值选择上，更为重视的是文学作品的“善”与颓败下的希望与光明可能。 进一步来说，这种对“善”的不自觉坚持，使得小说得以展开至少三种中国晚近现代性社会发展的悖论式问题，大抵可以概括为：一是道德问题与专业问题的矛盾，二是市俗生活与精神价值的抉择，三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难以两全。 首先，延续着五四阶段就已经存在的命题，学院中的小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投身社会正义的行动实践，还是在一己的专业工作上发挥才能与本分？是该偏安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小时代，还是追求一些更高的精神？同时，为了追求更全面的人民正义，是否就能够不择手段？手段的合理性又有谁能有权力仲裁？安小男与叙事者的诸多困境其实并不新。因此，当我们看到他与成天在外走江湖的名牌教授起冲突，并且执著于思考：“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再加上作者一开始就已经不愿意采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启蒙立场，《地球之眼》在这些问题意识上，小说的思想已注定了不太可能往前推进。 然而，这并不意味《地球之眼》是价值稍弱之作，作为一种作者继《世间已无陈金芳》后的文学叙事，我认为石一枫考虑过它企图克服“陈金芳”的叙事意义——石一枫将这些世俗的现实困境给予框架式的完整揭露，从中国到美国，从校园到社会，从台面到台下，从群体到个人，从面子到里子，其心亦有赤诚。同时，“王朔”式的风格，以及适当地采用一些配角来嘲笑并中和叙事者“我”的摆荡，也不无可观。例如当叙事者“我”的太太小张说：“不要试图给自己的每个举动寻找意义”，小张本来是“我”的纪录片工作中较认真的助理，后来成为了“我”的太太，她虽然世俗实际，但也并非是完全虚无的人，藉由她的提醒，中和了小说过于框架化的道德表现的紧张，使得叙事不致于太过干涩地匠气与教条。是以，在小说的戏谑与日常世俗间，偶尔出现主体严肃化的自省时，作品也就产生了较难得的碎片式的悲怆力量。 尤有甚者，对于一部企图响应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现实困境的作品，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作者，已经几乎没有传统读书人的乡土田园乌托邦的怀旧，《地球之眼》直率地接上21世纪的最新“地气”──网络才是目前中国人民的最大生存、交流与发展的平台。因此小说的主要情节及转折，都跟使用信息科技时代的网络远程监控有关，主人公安小男长于开发与善用信息科技监控他者，但他仍期望达到正义的目的，而非作为侵犯他人隐私，或为权势者掌控他人隐私以要挟的手段。然而，并不吊诡的是，安小男最终仍以“非法”侵犯李牧光的隐私，才达到了相对正义且让自己全身而退。从小说中所呈现的知识视域来看，要让主人公们理解资产阶级法权之外的“法”的合理性，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小说与其说是让安小男根据他的知识信念来行动，不如说作者仍选择调动一般中国人对正典文化的向往，由此支配并赋予安小男的感觉结构与思想意识。 这里就涉及到小说所引用的正典“天”的意义，小说最终收尾的方式叙述是： 当我重新直起腰来，忽然发现手边的水泥柱上，镶着一张写有“图像采集”字样的蓝色标牌。再往上看过去，一枚360度的摄像头正不动声色地悬在我的头顶。 我盯着它，如同在与苍穹之上的一双眼睛对视。 石一枫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市民文化，对理解不同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的世界观并非陌生。他选择召唤中国传统的“天”来综收小说的整体意涵──在这部作品中，“天”的概念有时透过“地球之眼”的科学化名词来借代，藉以解释并安顿人心与社会道德秩序──最终，总是会有“天”在观看且记录着我们。这样的叙事既有着超越界的形象与信念，但更多的仍是援引这种形象与信念，转化为一种信息科技时代的善意的、自保的监控作为。因此，尽管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充满着理性实用主义式的逻辑，不能说没有超越界的价值与坚持。 总的来说，为了响应中国大陆当下城乡转型的困境，同时身为这当中困境的一分子，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尝试重新调用正典的材料/资源与精神象征，以一种永恒的在场纪录与观察人间是非道德的“天”，作为扩充更大的灵性、精神世界，进而抵抗庸俗、世俗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的意义与目的终极为何？或者说，摆荡于正典与想象现实间的结构与意义，是否真能够长远作用于作者、作品，促进历史朝正面前进？由于石一枫仍“在路上”与发展中，暂时难以给出明确的判断，但无疑值得读者寄予厚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