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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提醒作家应重视正典/经典与历史意识，早已为两岸学界所熟知。他认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或作家“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又说：“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F.R.利维斯（F.R. Leavis）在《伟大的传统》评述简·奥斯汀时，亦有交集的观点：“假使她所师承的影响没有包含某种可以担当传统之名的东西，她便不可能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更不用说晚近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出版，都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杰出作品与正典的谱系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关系。 无独有偶，对“正典”的再联系，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大陆新世纪以降“70后”作家们的一种书写资源与反思媒介。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一方面是由于中生代作家的知识水平普遍较“50后”及“60后”高，同时晚近中国大陆当代的文艺思潮也有着发掘与重视正典的倾向，凡此种种，均相当程度地影响作家们对正典的再吸收与援引的自觉。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可能还是来自于大陆作家们举目所见所感的现实困境与精神需要。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是继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后的长篇小说。如果说双雪涛以援引《圣经》中的“摩西”作为一种“无望的坚定”，徐则臣援引“耶路撒冷”，石一枫则是企图透过相信仍有“天”理的正典，来为中国的道德困境寄托并转化出一种“人为”的突围信念与行动。 《地球之眼》的叙事基调与风格，沿续了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的“王朔”式的痞子调性，同时让叙事者担任纪录片工作者，以纪录片的既介入又旁观的姿态，体现知识分子面对当代的颓败风气，只能以这种“内外之间”的尴尬位置，暂时窝居以寻求生存与价值意义。在整体话语的特质上，语言平易直白，同时还充满着一种莫名雄辩的特质──叙事者“我”总是不断想理解与解释世界，小说中看似以安小男与李牧光为主角，不如说更关键的主体应为叙事者“我”。“我”一方面既现实、圆滑、世故，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主体感到焦虑与不耐，因此才需要藉由协助安小男，作为一种对自身的救赎。而从题材的性质上来说，此作仍然属于“一个底层青年的成长史”这种中西现代文学的核心主题，但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石一枫最终让陈金芳的命运走向自我毁灭，其逻辑，大抵跟陈金芳是一个并无真正知识，以及无法有效判断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有关，但在《地球之眼》中，石一枫重新回到对知识的信任，尽管他刻画了一个看似不相信严肃知识，实则对历史、社会、文化知识（尤其是经典大家的知识系统）都抱持着高度敬意与焦虑的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