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作家“踩着钢丝”进行创作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总是很挣扎，就怕出问题。”周大新坦言，中国作家大都不愿意写这类小说，一方面是不想介入政治太深，另一方面，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好表现，以及还有很多无形中的约束。《曲终人在》就是在如此纠结的状态下写成的，即使完稿后，周大新心里依然没底儿。《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安慰他：“为什么不可以发？实际生活中已经抓了这么多腐败官员，难道文学不能表现吗？”《曲终人在》一书出版后，周大新非常紧张，怕有负面反应，他在一段时间内都盯着各路网站——还好，都是正面反应。 “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担心，怕别人对号入座，当然不怕谷俊山这样的原型对号入座，他进去了，想打击报复也没可能了。”陶纯说，他是担心身边熟悉的人、曾经认识的人，尤其是一些领导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但好在我笔下的一些负面内容，在全军普遍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见怪不怪。”陶纯说，最后他把碎片化的东西、星星点点的细节，捏合、塑造成另外的样子，让别人觉得不是自己。为了防止有人对号入座，陶纯还有意做了一些处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发生地——A基地的建制是个军级单位，下面有师、旅、团。像这样的编制，全军是没有的，一般集团军下面才有师、旅、团建制。 对作家们而言，反腐小说的写作还要把握好“度”。“军营中的人和社会上的人一样，都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好’字或‘坏’字来概括。”陶纯说，至于如何把握，主要看作家内心的出发点是什么，揭露丑恶，如果是希望国家好、军队好，就能把握得准，“我的化解方法很简单：把布小朋这个一号人物写好、处理好，让他身上的浩然正气贯穿到底，这部作品就不会有大麻烦。” “反腐小说其实不容易写好，除了题材敏感、雷区多、容易惹麻烦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纪实色彩浓，搞不好就削弱了小说的艺术性。”陶纯总结说，这也是很多作家为什么不想触及这个题材的原因。 周大新、陶纯的冒险写作，几乎立刻获得了业内的首肯。“大环境的改变，为反腐小说提供了叙述上的安全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使这类题材开始向严肃的深度去开采和挖掘。”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如此说道。 总装备部创作室作家西元说，军队腐败问题大家不是看不到，也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不知能不能写、怎么写，久而久之，选择性回避就成了选择性遗忘，军旅文学创作在这里成了真空。“因此，一旦有作品闯进了这个领域，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反响。《一座营盘》把这些东西从人们的记忆当中统统打捞了出来，仅此一点，就足够触目惊心。” “不能指望一个小说家完完全全赤膊上阵，搞一部轰炸性的小说。如果是那样，还不如写报告文学，写新闻报道。”《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认为，反腐题材写作，不仅仅是直面社会，更多还要指向人类的处境、人类的未来，这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曲终人在》就有这种非常现代的想法，以往的反腐小说是没有过的。”施战军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曲终人在》中，事关一个高官形象的多边采访，从妻子开讲，儿子、姑妈、司机、保姆、前妻、继女、法师、官场同事、模特、总裁等等各有各的角度、倾向和口音，但每个讲述人在谈说“他者”之时更在诉说“自我”，合起来构成了荒诞绚烂的乱麻奇景。本应是给刚刚作古的省长立传用的材料，却成了调式不一的混声杂音，讲述人更在意的其实是自我的造像。施战军因此认为，“周大新的小说不能单纯地将之视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也是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有这种艺术探索的勇气，又敢直面当下生活，这样的作家应该对他致以敬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