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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月亮》(斯·巴特著，赫日克译)的故事从晚清开始，中经民国，一直写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篇容纳社会人情、跨越峥嵘百年的历史小说。历史与小说的结合方式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史带诗”型的，即历史的演进脉络、绝对精神和目的性决定小说的整体结构，对小说而言，历史是先验的、给定的，小说只能顺势而为；另一种是“以诗带史”型的，即从人性、生存和文化出发，进而以人物鲜活的体验亲历历史、以具体而微的细节丰富历史、以独到的眼光和视角发现历史，对历史进行审美化处理。斯·巴特的这部《红月亮》显然属于后者，小说中也表达了清醒的历史—文学意识：“历史无异于妙龄少女的恋爱故事，她总是给自己的意中人披上华丽的斗篷。我们对历史女神的这种偏爱感到遗憾，让我们退出她的深墙大院，回到正在进行中的故事中来吧。”小说聚焦于阿不亥草原上的两个家族三代人的恩怨纠葛。经过这样的历史处理，“大历史”事件退居为背景，而宗教信仰、婚丧嫁娶、家长里短、游牧、狩猎、宴饮等“小历史”生活场景却跃向前台。 与以往蒙古族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不同，《红月亮》的主人公中找不到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小说的着力点似乎不在表现人的崇高品质和远大抱负，作者似乎更钟情于人的常态和世俗的一面。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为财富、名望、地位、权力等各种欲望所驱使。他们似乎都身不由己，为无意识所驱使，为欲望所操纵。这是一个欲望的舞台，力比多的释放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和性，其中不乏通奸和乱伦。说到底，这与作者关于人性和历史驱动力的独特思考有关。 《红月亮》中楚鲁图木的坐骑暴烈的棕色骆驼的心理活动、红月亮的征兆与话语、宿命论的惊人预言、人物接二连三的噩梦等无疑构成了一种难以消散的、笼罩整部小说的扩大了的隐喻，而这个隐喻指向了一个无可回避的残酷结局——弑父！楚鲁图木的私生子巴图吉雅终其一生在无父的焦虑当中受折磨，通过漫长的寻父、审父、怨父过程，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弑父的可怕结局。这一结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非常相似。 甚至巴图图拉嘎、巴图吉雅兄弟俩没有一个人对父亲的死完全无辜，但也很难确定到底是谁犯下了这逆伦大罪，可以说他们都与弑父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受害者。巴图图拉嘎与父亲楚鲁图木的关系表面和谐，但也不是无辜的。小说结尾处巴图图拉嘎以武装部长的权威身份出现，冷酷无情地没收了父亲费尽心思藏匿的财宝，俨然是对父亲的一种象征性的取而代之。 小说以楚鲁图木两个儿子的同一天降生开始，以私生子巴图吉雅的弑父并自戕结尾。由于小说花费大量笔墨营造一种压迫性的、强烈的罪感氛围，巴图吉雅的弑父行为从而具有了一种更潜在的指向，即文化的断裂和心理的失衡。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土崩瓦解所给人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压力以及迷惘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