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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来看看隆重出场的秦福小。秦福小的出走是纯粹意义上的出逃。傻弟弟景天赐在自己眼前用刀割断动脉死了，父亲的济宁老家断了这支香火，深刻的内疚和父母的忧郁压迫她逃出了家门。逃出家门的秦福小在无数个地方比如南京、杭州、九江、长沙、昆明、潮州、深圳、郑州、西安、石家庄、银川、成都、北京“跳来跳去”。对于秦福小具体的打工经历，作家是大写意。这就好比传统说书里经常用“话说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余年”或者“弹指一挥间，十年过去了”这种句式来虚写。在这弹指十余年里，除了秦福小以外，初平阳从淮海到南京到北京，易长安从淮海乡下中学教师到北京办假证，杨杰当兵到了北京并在北京当了老板。为什么作家把大家出走路线的终点都放在北京？这显然是一个有现实指向的表达。大家都知道，从笼统的价值观来讲，近20年中国社会虽然经济水平快速发展，但是价值的空间变小了，人们可选择的目标不是多了，而是单一了：物质的层面，无非是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人们对于生活的物质指标更加明确；精神的层面，升官发财成为显性的集中的价值诉求。与这种价值取向相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资源分布越来越集中，区域发展越来越不平衡，从沿海发达地区这种带状发展集中到“北上广”这种点状超大型发展。北京成为全国条条大道杀将而来的罗马，人们蜂拥而至。考学的初平阳，打工的秦福小，当老板的杨杰，卖假证的易长安，等等，都来了。16年后，到了人生的中期，初平阳回淮海卖房，秦福小回淮海定居，杨杰回淮海谈生意并载送秦福小母子回淮海，易长安在隐姓埋名逃窜之际回到淮海并被抓，尽管出于不同的理由，但结果是，他们又陆续回到淮海。出走和回归，在这里形成了所谓的轨迹，而对于人生来说，某种角度上，轨迹即意义。 小说还写了两个特殊的人物：铜钱和景天赐。人们眼中的这两个傻子，在审美定位上也是互补的。不同的是，一个正面出场——比初平阳大6岁的铜钱是正面出场，一个没有出场或者说没有正面出场——童年小伙伴天赐是在大家的转述和记忆中出场。脑子被猪踢坏了的铜钱表现得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巫师。初平阳刚回到家，东大街的傻子铜钱就出场了。他能迅速地认出并招呼初平阳：“平阳，你从北京回来啦？”“去外面的世界”，在一个傻子的身上，赋予如此哲学意味，未免过于传奇。抑或是作家的“陌生化表达”？哪怕是一个傻子，也想“去外面的世界”，他想表达的是这层寓意吧？赋予人物一些过于传奇的色彩，如果不是性格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传奇会妖魔化，会损伤可信度，降低写作的格调。淮海城里，两个傻子的存在，也许产生了一种忧伤，一种在逼仄的环境里扭曲成长的忧伤。 写长篇要懂得节制和裁剪。许多长篇小说原料很好，但料理不得法，结果虎头蛇尾，最后出来的作品缺盐少糖，关键是取舍不对，该用老抽着色红烧，结果只勾了芡，形象不入味；该大火煸炒，结果文火长炖，整个作品柴了。写长篇也不能只有剪裁，没有生长。生长这个关节，充分体现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高明的作家善于把素材生长成汁水丰饶的细节，生长成密密麻麻的线索，最终生长成枝繁叶茂的形象。45万字的《耶路撒冷》结构谨严细致，一个突出的证据是，整部小说可以从各个角度拎出一条完整线索，比如从人物的角度，围绕初平阳展开互有关联的人物及命运；从事件的角度，围绕初平阳为去耶路撒冷留学而回乡卖房展开；从故事的角度，有人把它提炼为三个男人寻找一个女人还乡的故事。这三条线索，条条贯穿始终，股股相连，触类旁通，枝繁叶茂。对于中心线索的交代，作家生长、埋伏了很多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建构和讲述，就是作品线索延伸的节奏和节点。《耶路撒冷》的这种叙事机智和讲究，是对近年来长篇写作越写越杂乱的一个极有力的反驳：篇幅不是问题，长不代表芜杂、无序、无度，一条线索也不代表单薄。 有人说，徐则臣让70后的作家紧张起来。我觉得远非如此。在写作不那么讲究终极意义和叙事策略之际，一个有能力又有坚持的作家，一定会站在高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