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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为青年岂可苟且偷生？1937年12月31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说，“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求学了。”家国天下，没有国哪有家？周恩来激励青年走出校园，奔赴战场，同侵略者浴血奋战，保卫家园。面对日寇的铁蹄践踏和野蛮侵略，周恩来寄语青年要“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我们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承担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1938年秋，周恩来又在武汉大学连续两晚演讲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本精神。而此时的武汉，早已不太平，已成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敌机的轰炸已是家常便饭。尤其是7、8月间，其凶残轰炸的频率、规模及程度达到沸点，美丽的江城遭受了亘古未有的劫难，与武汉大学毗邻的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遭到毁灭性破坏，三栋教学楼瞬间成为废墟，师生死伤多人，教室里、书桌上、黑板上均布满斑斑的血迹。武汉大学“活字典”、著名数学家李国平之子、武大历史学院教授李工真曾带着我们沿珞珈山路巡游，抵达此处。他介绍说，1938年夏天，空袭警报频繁，为安全计，人们就躲到防空洞或自家的床底下。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永远怀念周总理，誓将遗愿化宏图》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描述，“……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周总理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指挥大家有秩序地进入地下室，而他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警报解除后，周总理又继续讲下去。”演讲结束时，“有位青年教师拿着一本小册子，请求周总理签名，周总理满怀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厚意，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挥笔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刚劲有力的字。这本周总理亲笔签名的小册子被当作珍贵的纪念品至今仍珍藏在我校。” 此时，阁楼之下，却是异常的寂然。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站在逼仄的楼梯上，甚至听到了屋外簌簌的雨声。二楼有三间房，一间是会客厅，一间是卧室兼办公室，另一间小房是警卫人员的住所。会客厅不大，正面墙上开着两扇古色古香的绛色的窗，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典雅而别致；目光飘出窗外，绿叶荫浓，树隙之间，雾霭析出的光影仍是斑驳陆离。墙上贴满了周恩来当年活动的照片，我细细端详，那不再是一个英俊的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周恩来——而是顶着一头极短的头发，一缕坚毅在剑眉跃动，一缕忧患从星目闪现，消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庞透着无比的刚定。 在这里，周恩来组织领导了“抗日活动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等系列抗日宣传活动。会见了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会见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如此，此处有了一个生动、亲和的称谓：“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2001年，武汉大学周恩来故居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在这里，周恩来还多次找郭沫若谈心，促成其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此举意在使第三厅形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各抗日党派和人民团体，团结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成为在中共实际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 走出故居，雨似是将歇未歇。我没有张开小伞，而是任由雨珠落到头上、身上。雨雾弥漫之中的珞珈山林木葳蕤，恬静葱绿，如诗如画。我沿着蜿蜒的小径，逐级而下，台阶上满是夹杂着红的、黄的、绿的颜色的樟树的叶子。我拾起一片，脉络清晰，仿佛着了力道，无比遒劲。 边走，我边回望那栋被参天大树掩映的小楼，青砖红瓦，花树扶疏。我在想象当时身兼国共两党要职的周恩来每天忙碌地工作和生活场景；想象他披风沐雨，早出晚归，过往这条小径；想象二楼的办公室通宵亮着的灯光，一位注定要彪炳史册的伟人运筹帷幄，殚精竭虑；想象他站在阁楼，望着黑魆魆的江城，直至曙色初露，东方既白。 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我听到了雨声；我也听到了挂在树上的风声。 我还听到了珞珈山下传来的青年的读书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