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登文坛的石黑一
    
    《被埋葬的巨人》瑞典文版、《无可慰藉》瑞典文版、《长日留痕》瑞典文版
    虽然瑞典学院的选择会让一些固守文学旧梦、希望“追忆逝水年华”的人失望，但不得不说，学院还是勇敢的，它在坚持“基准”的同时，敢于挑战博彩的时代，更敢于直面流行文化的强大外壳。或许，这一次学院是推出了一位将传统和流行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小说家。
    瑞典文化记者并未从去年迪伦获奖的惊愕中彻底恢复。不然，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不至于从惊愕后的沉睡和混沌中的反刍开始。纸媒的文化版面和广播电视文化节目的平静是近十年诺奖评选期罕见的。
    并非很久之前，比如莫言得奖的2012年，报纸上还一版又一版地推出可能得奖的各大洲作家的相关书评。而今年，却只见9月最后的那个周末，在瑞典第二大城市、海滨都会哥德堡举行的书展报道——似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只是中国微信文化公众号里的存在。到评奖前一两天，零星的消息才冒出来，好像迟来的春天，但因节令的缘故，即便来迟，总归是来了。
    一个绝对自由于对国家、地区、性别等因素的考量的选择怕不存在。但那些考量即便存在，也不会是主观的和决定性的。从今年的评选结果来看，学院确实毫不在意受众的呼声，没有排斥盎格鲁·萨克逊作家和男性作家，甚至还是和去年一样选择了一位带有“流行文化”色彩的获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印证了学院选择的相对独立性。
    鲍勃·迪伦的获奖带来看似居于两极又浑然一体的结果：一是确信学院会矫枉过正，在今年推出一位经典的文学大家；一是直接放弃，准备失望，因为迪伦得奖，显示学院的选择面已过于宽泛，任何预测和等待都毫无意义了。
    虽然鲍勃·迪伦在瑞典也有自己的拥护者，对去年的结果难以释怀的人怨声尤高。有人认为，学院因为将奖项颁给一位“流行偶像”，外加这位获奖人的不严肃而将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因此会在今年推出一位严肃、经典、为大家信服的大作家。这一观点代表了“传统回归”论者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样的调节在历史上一直有迹可循：就比如最近的一次，莫言获奖在瑞典引起极大争议，紧接着便有一个几乎人人满意的加拿大作家门罗被选出。不过，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莫言得奖在瑞典引发的争议，并非集中于作品本身，莫言终究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杰出作家。围绕着迪伦获奖的争议性质完全不同，先有对身份的质疑：是歌手还是作家；其次是对文本质量的质疑：是否真就好到了能进入诺奖殿堂的地步。
    和怀抱期待的人们所不同的是，做好失望心理准备的人们认为，自门罗之后，从2014年开始，接二连三，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和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已让他们惊掉下巴，美国歌手鲍勃·迪伦的当选更将惊愕推到历史最高点，瑞典学院的思路比任何时期都更“变幻莫测”。
    揭晓前一日，极具影响力的瑞典学院院士和作家佩尔·韦斯特贝里表示，学院从未受这个或那个因素影响。每年都完全独立于那些之前得奖的人，独立于对国家、地区和性别的考虑。他强调，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就有一个“基准”，只和基准有关。针对韦斯特贝里的表态，瑞典电视四台的主持人在一个早晨的访谈节目中“居心叵测”地询问嘉宾，韦斯特贝里是不是“说谎”？没有人给出直接的回答。
    主持人的问题大约是无解的，哪怕嘉宾们直抒胸臆。人有时并不自知撒谎。我却相信韦斯特贝里的话发自肺腑，尤其是当他想起那个“基准”，想起自己及其他院士的苦心阅读、鉴赏和在学院的一次次审议时。尽管如此，人会被潜意识左右。就像在选择婚恋对象时会不由自主地，受自身背景、价值观和所接受信息的影响，在下意识中以纯感情之外的诸多标准快速取舍；一个绝对自由于对国家、地区、性别等因素的考量的选择怕不存在。但那些考量即便存在，也不会是主观的和决定性的。从今年的评选结果来看，学院确实毫不在意受众的呼声，没有排斥盎格鲁·萨克逊作家和男性作家，甚至还是和去年一样选择了一位带有“流行文化”色彩的获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印证了学院选择的相对独立性。
    瑞典作家和出版人约翰·亨利·霍姆贝里说：“假如你是畅销作家，以前是毫无机会的。连续两年，这个奖颁给了相对来说属于流行一类的作品。先是迪伦，如今是石黑，一个被广泛阅读的作家，他的不少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甚至他本人就写过电影脚本。学院在接近为更宽广的大众所理解的文学。”
    霍姆贝里认为，学院释放出了一个信号——畅销作家也能登堂入室了。霍姆贝里代表了一群瑞典作家和出版人的看法。虽然石黑的小说在中国只有不足一万的销量，但他敢于突破自己，除了文艺小说，他也写科幻和侦探小说。无论题材、体裁和小说元素，都难以和畅销划清界限。
    对于石黑的当选，瑞典畅销作家扬·桂娄说，毕竟没把奖项颁给一个摇滚歌手，这一点不错,这是一位被广泛阅读和喜爱的作家。很多人和他看法类似，觉得这选择算是不错，但同时也坦言，这不是他们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文学。一位瑞典图书大奖奥古斯特奖的获奖小说家深表意外，同时也表示理解——这个奖是分给全世界不同文体的文学的。不少身为石黑一雄粉丝的作家认为，石黑是一位很不错的小说家，只是他是否好到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地步值得商榷，因为石黑的作品品质参差不齐，有些很能满足阅读快感，但读后能沉淀的记忆和感动并不算多。更有人计较石黑写的是类型小说，但也有人立刻跳出来辩驳说：那又怎么样呢，形式只不过是文字和内容的一种乔装。
    这份沉默中包含了文化记者在直播现场急忙用互联网搜索获奖人名字的忙乱：他是谁？也包含了一种新的茫然：为何是他？为何是他的文学？到底是因为什么，一顶桂冠偏偏就落在这个人的头上,学院到底是要往哪里走？这些思虑究其实，关乎文学：文学到底走在哪条路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到底走在哪条路上——这是一群文化人的焦虑。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现场，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萨拉·丹纽尔也说，反响堪称“沉寂”。确实，在短促而相对轻微的“哎呀”之声后，就是沉默。没有以前那几成惯例的一声喊：“终于”，甚至也没有去年迪伦得奖后，诧异之余的沸腾。这份沉默中包含了文化记者在直播现场急忙用互联网搜索获奖人名字的忙乱：他是谁？也包含了一种新的茫然：为何是他？为何是他的文学？换言之，人们想厘清学院看起来并不同于旧日的思路，在那些诗意但未免抽象的颁奖词外，到底什么是弦外之音，到底是因为什么，一顶桂冠偏偏就落在这个人的头上。或者像某些人诘问的，学院到底要往哪里走？
    这些思虑究其实，也许和石黑一雄本人关系不大；和瑞典学院正朝哪里走，关系也不大，而关乎文学：文学到底走在哪条路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到底走在哪条路上——这是一群文化人的焦虑。
    在互联网时代，“literature”早已不见门槛，成了人人可把玩的对象，界定“literature”的标准十分宽泛；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被冠以一个“纯”字，界定“纯文学”，特别是优秀纯文学的标准则含混不清。同一本书，就比如石黑一雄最近的那本《被埋葬的巨人》吧，在不同的瑞典书评者眼中，既被称为“杰作”，也被唤做“极度乏味的催眠药”。如此大相径庭，可见标准之含混，但这种含混和人类历史上文学鉴赏口味的多样无关。我们时代的症结是，谈到文学或纯文学时，到底该信奉什么？
    有意思的是，石黑一雄得奖后于伦敦和媒体见面时，提到自己起初并不能相信得奖的传言，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让我紧张”。这位新科诺奖得主以作家特别的敏感，概括出了当下时代的特点：不确定。瑞典学院固然有诺奖设立以来不可撼动的“基准”，但处于娱乐至死、无遮无拦，却更加不确定也格外难信任的时代，再牢固的基准恐怕也很难不受一丝一毫的颤动。
    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温吞水一样的诺奖揭晓，没有掀起大的波澜。揭晓前只有一点风吹草动；揭晓后，也只是瓦片儿在水上跳出一串表层的水花。但也有人认为，波澜不兴正是学院所需，学院不希望再有去年那样的喧哗与骚动。一个安全的结果——但不能让听到的受众激情燃烧。
    同样也可以说，这是一位温和的获奖者。他不会引起强烈的情绪，无论喜爱还是厌恶，肯定还是否定。他温和得略微尴尬。有人说他是流行文学，但他自认追随了传统，也被不少读者看作传统的优秀传人。他被看成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但其实只出了7部长篇小说，销量也和真正畅销书的销量不能相提并论。他被一再地标上日裔身份，但除了名字和脸孔，他的写作和日文写作传统几乎毫无关系。
    从瑞典文学的传统到欧洲的文学传统，或者说，盎格鲁·萨克逊男性写作的传统，再到瑞典学院的基准——基准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分析了近50年的获奖词，认为，历史的主题、晦暗的现实、诗意的传统，注意历史的冲突、捕捉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应对，是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石黑一雄的写作中表现出的流行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也是瑞典当代作家所关注的。
    在2009年，七位瑞典青年作家在《每日新闻》发表“新文学十年的宣言”，在憧憬正走近的新十年之时，批评了旧十年里瑞典文学界的一些新的、不好的变化。比如，现实主义的叙事小说被侦探小说等吞没，虚拟和自传界限模糊，太关注形式而缺乏批判的精神，等等。他们呼唤一个更好的文学环境，宣称要和目睹的文学怪象决裂。他们承诺不写充斥着品牌商品的都会女性小说，不写风景胜地的谋杀案，等等，而希望继承塞尔玛·拉格洛夫，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帕·拉格克维斯特等人的瑞典小说传统，让风格与形式从属于叙事、环境描写和性格刻画。他们认定不会用奇妙的语言游戏收取自己的文字，宣称不愿自己的作品被出卖，但求被阅读。他们祝愿自2010年开始的新十年会是叙事的十年。
    文学宣言的发表在瑞典当代文学史上不是第一次。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瑞典女诗人索尼娅·奥克松就参加过一份所谓“反形式专制宣言”的署名。那个时候，奥克松和她的文学战友是要挣脱旧的诗歌表现手法，走出自己的新路。当今的这一回，却是青年作家们不堪面对眼前的局面，希望从前辈那里汲取力量。他们推崇的都是自19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家。如今，新十年也快走完了，大的环境似乎毫无改观。
    不过，文学宣言的署名人之一的严斯·利里耶斯特朗德为今年的诺奖结果欢呼，认为石黑一雄完全符合欧洲的写作传统。他的观点得到不少附议。除了先前提到的卡夫卡，有人也看到石黑一雄和鲁德亚德·吉卜林、约瑟夫·康拉德以及亨利·詹姆斯的相似性。
    从瑞典文学的传统到欧洲的文学传统，或者说，盎格鲁·萨克逊男性写作的传统，再到瑞典学院的基准——基准到底是什么呢。没有标准答案，但兴许有参考意见。有人分析了近50年的获奖词，认为历史的主题、晦暗的现实、诗意的传统，注意历史的冲突、捕捉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应对，是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道路。而一位日裔瑞典文学评论员认为，石黑一雄语言精美，以个性的方式书写了重大的存在主题。
    石黑一雄善于书写处在两个历史时期中的人们、陷入困境的人们，善于书写失去的或即将失去的记忆。或许纯文学工作者也始终是这样的人们。和只把诺奖颁发当作带光环的时事新闻，不久便淡忘的大众群体不同，纯文学工作者会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投注过大的期待，也因此会有更多的失落。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一直以来，从瑞典学院设立的初衷开始，学院就是站在最前沿，指导着人们的语言和文学观念的。他们依然希望学院发出的信号能点亮灯塔，照亮航程；能介绍和输入更多有影响力的语言和文学。
    瑞典南方的学术重镇隆德大学的一位语言文学学者认为，自托马斯·曼以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就鲜见能让人膜拜的大文豪。他的观点有一点学院式的苛刻和傲慢，但也不无能让人理解的成分。无论是用荷马来形容鲍勃·迪伦的特性，还是用卡夫卡来比拟石黑一雄，都难免一丝尴尬。荷马和迪伦，卡夫卡和石黑的差别比之巴黎与“东方巴黎”、威尼斯和“东方威尼斯”的差别更大。而托马斯·曼以及其他的文豪伟大到自不需拿别人来比拟的。也不难看到，即便和本世纪前十年的获奖人相比，最近几年当选者的外观，和以往的在风格上有大不同。
    有意思的是，在10月8日晚8点档瑞典国家电视台文学杂志栏目《巴比塔》中，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萨拉·丹纽尔有这样的表示：石黑一雄对现在和过去的关系很感兴趣。这一普鲁斯特式的主题特别在《无可慰藉》这部小说的引言中即已点明。但石黑一雄和普鲁斯特及此前探索这一问题的其他人，比如伍尔夫有很大不同。石黑一雄并不想保存过去，而是要探索如何忘却过去，以便继续活下去。
    现在和过去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是每个人、每个集体，也是瑞典学院和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的问题。拥有着关于过去的记忆，又被生活和时代裹挟着向前。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在这样的处境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学院力图坚守基准，但近年获奖者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文本的宽度在变，也是事实。这会使一些人失望，一些人欣喜。文学标准的微妙变化映衬的是时代。虽然瑞典学院的选择会让一些固守文学旧梦，希望“追忆逝水年华”的人失望，但不得不说，学院还是勇敢的，它在坚持“基准”的同时，敢于挑战博彩的时代，更敢于直面流行文化的强大外壳。或许，这一次学院是推出了一位将传统和流行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小说家。
    人们，特别是文化圈的人们，焦虑地盼望高山仰止的文学大家的出现。旧有模式的大师时代或已一去不返，瑞典学院更不可能一年出炉一位大师。何况，就像马悦然院士一直所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评选世界冠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在恪守传统，更在与时俱进。近年评奖风格之变化难以用数字来显示，可用数字显示的是院士成员近年正大踏步地年轻化、甚至女性化。算上9月28日新增补的一位，在18名院士中，1950年代出生的有4位，1960年代出生的有两位，1970年代出生的有两位；而女院士人数已高达7位——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景象。诺贝尔文学奖和文学会怎么样呢？历史上有很多诺奖作家被始终铭记，也有不少被迅速遗忘。文学会经历至少百年，但往往是更长的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深秋的落叶萧萧而下，而无论时日和季节如何变幻，文学的长河定会超越人们对诺奖结果的一时之焦虑，兀自滚滚向前，滋润和养育人类饥渴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