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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素芬是在以一个现代社会“理性的经济人”的身份替长根做着选择，并且对长根缺乏理性的念头颇为不满：“你看上去像个头脑冷静的人，但在内心深处你不是。如果我放任你去试试这个疯狂的念头，将来你会后悔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理性”恰恰是当代男性气质的核心隐喻之一。倘若这种隐喻成立的话，那么素芬似乎是比长根具有更多的男性气质；如若不然，那么是否意味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本就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区分的两组特质呢？ 长根觉得妻子的反对不无道理，但他的内心仍然愤愤不平：“为什么他就需要得到她的批准呢？就好像是她，而不是他自己，才能决定他该如何生活。”后来，长根背负的这笔人情债成了他在婚姻濒临破裂时试图挽回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在那时，长根对于素芬早已没有爱情可言，剩下的唯有他还不完的情债。 在婚姻中倍感挫败的长根不得不在婚姻之外寻找重建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的机会；而就在此时，翟文艳如同一盏艳丽炫目的霓虹灯出现在了长根的黑夜之中。长根与文艳的初次相见是在一场文学沙龙上，非主流的打扮让文艳还未开口就夺走了在场众人的目光。 她“黑色的大衣”制造出成熟女性的外表，然而褪去这最外层的包裹，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景象——“半透明的”黑色套裙、“鲜红色的乳罩”，色彩鲜明的对比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半透明的衣料狡猾地摆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魅惑姿态，比直接暴露更能引起在场男性的绮思遐想，红与黑的搭配让人不禁想起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是否暗示着文艳与于连一样拥有着勃勃野心和狂热的占有欲？同时，这两种颜色都隐约与死亡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在充满诱惑的同时又散发着危险的信号，这与文艳眼影的颜色“尸青”（多么吓人的意象！）和黑色的唇膏恰好相得益彰。 在长根幡然醒悟之后，文艳的形象有了明显的转变，她不再是需要呵护的柔弱女子，而像男子般具有进攻性。在长根试图和她斩断关系时，她一直不断纠缠他、骚扰他，（和在床上不知餍足、不断索取一样）文艳俨然成了主动的进攻方，计策层出不穷；长根则沦为被动的防守方，疲于招架应付——强大和弱小的角色早已颠倒过来。力量关系的倒转在一个有趣的细节中可见一斑：当文艳向长根炫耀她的前男友们是怎样为她疯狂的时候，“她玩弄着手里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一举动与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彼得类似，他总喜爱摆弄随身携带的小军刀。如果说军刀就是彼得男性气概的象征，那么打火机则可被视为文艳的“（伪）男子气概”的象征。所不同的是，与军刀相比，打火机似乎更危险，让长根的行为给人一种惹火上身、玩火自焚之感。最终，长根还是从文艳这个泥潭中脱身了，但也元气大伤，婚姻的破裂在所难免；而脱身的原因绝非长根战胜了文艳，而只是文艳寻觅到了下一个进攻目标而已。可以说，小说中文艳的形象经历了一个剥离伪装的过程，这同时也是长根幻想破灭的过程。然而，在阅读小说时有多少读者也和长根一样误读了文艳？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对自己或者他人的性别特质抱有幻想呢？ 长根对老同学玉文的感情就像一团迷雾笼罩着长根，使他对自己的男子气概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倘若用社会“示范性男性气质”的评判标准来衡量长根，他一定是不合格的，这在他与素芬、文艳和谷薇三位女性的互动中表露无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