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早年的做杂志编辑，还是后来转投电视行业，祖阔都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坚持从事他所喜爱的小说写作。这种两栖劳作的姿态，使他在小说技艺上保持了稳定前行的姿态，又使他在生活体验与素材积累上更加厚实而丰沛。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喧城》，就以在行云流水般的叙事中负载钩深致远的意蕴，向人们报告了他在这两个方面协调发展和长足进取的可喜信息。 《喧城》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为主要场景，以市电视台的吴江白、《新声报》的余少同，作家协会的林汉为共同主角，状写当年的三位同窗好友，如今的行业翘楚相互交集的事业打拼与命运浮沉。他们置身的环境与氛围，不仅有现代城市的喧闹，还有信息时代的喧嚣，更有各自领域里同行竞争的喧扰。可以说，反映现实几近没有距离，表现时代近乎同步跟进。这一切便使得《喧城》既具浓郁的时代性，又葆有强烈的现实性，端的地气沛然，底气十足，堪称紧密拥抱现实的一次文学出击。 通常近距离反映生活的作品，会在增进现实性的同时，减敛其文学性，但《喧城》显然是个例外。作品在时代的氛围和现实性的平台上，着力演绎了吴江白、余少同、林汉各自的事业追求与人生旅程，特别是他们面对种种矛盾与挑战的心理纠结、精神苦闷与情感异动，这就使得作品的故事由生活的现实性延展到精神的现实性，从而具有一种立体化的镜像感与深刻性，地气之上有心气，心气之外有生气。 作品里的三位主人公身处不同的行业领域，个性也各个有别，但却有一个大致相似的共性所在，那就是基于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保持现代文人的人文情怀，在各自的行业领域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个人的荣辱进退与事业的变革进取紧密地联系起来，内在地融为一体。吴江白一直在电视新闻工作上兢兢业业，也对自己的职务晋升念兹在兹，而他真正在意的，是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更大的决断权，以使电视新闻能够发出真正的“声音”——“指向更深刻的问题，引发百姓的思考，也有利于这个国家改革的方向”。本着这样的理想与信念，他在新闻部主任的位子上，策划了反映民生现状的金牌节目“城市声音”；在升任副台长之后，他又酝酿出给“城市声音”“掺沙子”的改革方案，在出任台长之后对“城市声音”“动了手术”，播出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却触犯了现行的电视是“喉舌”的行规与自作主张的官场之忌，不仅电视节目立即停播，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停职的处理。而不太在意职务升迁的余少同，只是凭靠自己才子的能力和文人的创意，去做好与报纸有关的事情，什么开展“什么是幸福”的大讨论，什么推出“小说接龙”的栏目等等，一步步地从部主任、总编助理升到了副总编，反倒比一心谋官的吴江白更顺更快。但未曾料到的是，因为签发一篇报道拆迁死人事件的稿子，在升职时引起较大争议，总编最终变成了“代总编”，让他“如鲠在喉，吐又吐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三位同窗中，只有林汉按照自己当初的意愿，做了专业作家，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写，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因热心提携年轻文学新秀，受到年轻作家真心拥戴，在作协的换届选举中，硬是被推选为主席，挤走了原先安排的主席人选，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也打破了潜心创作的原有宁静。 说起来，三位同窗好友在磕磕绊绊的人生中，最终都走向了相同的境地，落入了相似的结局，那就是有才无命，凤凰在笯。这是时运使然，还是人运使然，抑或是人运与时运从来就难分难解？作者其实也在作品里作了一定的探悉。作品在写到三位好友在喝酒聊天时，吴江白向余少同奉送了两个字“骑虎”，余少同直言送的好。其实，“骑虎”，不只是余少同处境的形容，也是吴江白境遇的写真，还是林汉后来的际遇的预言。势如“骑虎”，“骑虎”难下，是文人进入官场之后的一个基本轨迹，它描述的是一种左右两难的状态，揭示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林汉以局外人的身份向吴江白和余少同两位阐发“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时说：“职务低的时候，那鞋还湿得小些，职位越高，河边的水会越大，鞋子湿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掉到河里的可能也不是没有。”这里的“鞋”与“河”的俗常理论，既形象地描述了官场对于官员的浸染的必然性，也生动讲述了官员面对官场的无奈性。这个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难道就真是一个铁定的谶语，无解的难题吗？这实在值得人们认真寻思，也值得人们深入追问。 如果说吴江白、余少同、林汉是作品里的第一个主角阵容的话，那么，吴江白的妻子柳依嫣、余少同的妻子章悦，林汉的妻子柳依然，就是作品里的第二个主角阵容。三位女性都并非她们丈夫的陪衬与附庸，她们卓具不凡凤仪，又自含突出个性，分别以现代女性的异样风采共同构成了作品里的另一道靓丽的风景。概要地说，三位女性都自立而大气：本来喜欢林汉却嫁给了吴江白的柳依嫣，只愿潜心做好自己的图书馆专业，“压根儿就没拿领导当回事”，不仅对自己的升职毫无兴趣，而且对吴江白的迷恋升职也难以理解。本着人各有志的理念，对于吴江白的种种作为，她既不在意，也不管不劝；柳依然在林汉与姐姐的爱恋中横插进来，终于如愿嫁给林汉，但她渐渐发现，随着林汉在写作上的越来越有气象和自己在舞蹈艺术上的越来越有影响，她想做明星的愿望越发强烈，常年奔波在各地的演出中，回家如同做客。而林汉沉浸于他自己的写作，对她的明星梦并无兴趣，两人已渐有陌生之感。家已经不像个家，于是在弄清分道扬镳已无可避免之后，她毅然选择了分手。从小依靠家人，长大依靠恋人的章悦，在与余少同总是移情别恋的冷战之中，渐渐地增强了个人自立的能力，也领悟了胶着状态中“脱先”的意味，当余少同陷入与钱小欧的热恋不能自拔时，她坚定地选择了离家出走，并以“我会好自为之，你也好自为之”的留言，使余少同“第一次感觉到了章悦的力量—— 一个女人的力量。”三位女性的宠辱不惊，不人云亦云，充分表现出了她们立于自我的追求与人格，能屈能伸的操守与性情，让人们看到现代女性可贵的独立与儒雅的修为，也以她们的自为的活动、自我的感受，使三位男性主角的世界更为扩大而丰盈，使作品所揭示的现实与精神的世界，平添了超常的广度，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祖阔在小说的故事营构与叙事技巧上，表现出不少他所特有的才情与个性，也让人印象深刻，值得加以赞许。比如，整部小说是以主要人物为主线来组织结构和展开叙述，而在故事讲述中，不同人物的角度依次轮换，不同人物的故事交叉进行，这使得人物的相互关系在整个作品中更为突出，成为人物赖以存身的典型环境。而由这个典型环境一一呈现主要人物的行状与心态，就使他们在人的社会性、关联性与互动性的基点上，形象与性情都得到了更充分、更鲜明也更生动的反映，从而分别成为典型环境中的“这一个”。还颇具意味的是，作品在写到人物与环境氛围——在公为官、在家为夫的关系与状态时，涉及到种种体制与社会的矛盾，婚姻与家庭的纠葛，但作者一般不大去做简单的是非判定，只是真切地呈现事实与过程，如实地披露感受与困惑。这种有意隐藏臧否倾向的写法，使得作品在纷乱的现实状态与复杂的精神抵牾的展示上，更具氤氲性与原生态性，既让人觉着真实无欺，又令人觉得繁复难辨，从而大大增加作品的可读性与可思性。 祖阔在生活的体验与积累上，是深厚而丰沛的。与这种厚重的生活库存相比，他的小说写作还显得数量不多，谨慎有余。这种不成正比的较大反差，表明他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还有空间可以施展。因此，真诚地期望他在小说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上，再出新作，再攀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