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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儿跟父亲怄气，爬到树上威胁他父亲说，“我再也不下来了”。从此以后，他真的没有下来，他在树上，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之上度过了他的一生。生活，谈恋爱，偷情，宣传思想，发动改革，当到了生命的终点，所有人都期待他回归大地，或者终于可以嘲笑他时，他也没有让人们得到满足，而是抓住一个热气球垂下的绳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的内容，一篇具有超常想象力和象征性的小说。 想象着一个人，不停地在树与树之间跳跃，他来到森林的边缘，站在最外面的那棵树上，俯视着无限远的平原和大地，那是怎样一个广阔的世界?树上的天空，无限自由的世界，它广阔，叛逆，倔强，无拘无束。他漫长的一生在为这一世界的存在与彰显而做注脚，并最终成为一种精神的隐喻。他并没有妨碍人的生活，但是，他以他不同于一般人类的生活而给人类以打击，并使人类看到了自己的庸常、琐碎、软弱和精神的委顿。 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让人无限向往，充满着意外和期待，同时，也因为其中丰富的意味而让人长久地回想。 略萨小说《公羊的节日》改变了之前我对政治隐喻小说的偏见。好小说超越了题材的束缚，使我们感受到真正的艺术的魅力。“公羊”本身所具有的隐喻性很有意味，既是民族寓言的象征，也是个体独裁，很有启发性。 一种人物自叙式的写法，三条线索的人物同时自述。看似没有感情，但却因为人物的内心独白而显得很有力量。乌拉尼娅是愤怒的，仇恨的，她的仇恨看似是对着父亲和多米尼亚独裁者，实则是对着那个时代，同时，通过她多年离去的眼睛又把多米尼亚国现实的状态给呈现了出来。元首的语言是充满力量的，规则、忠诚、有效率，充满性欲是他对自我的基本要求。暗杀者则是犹疑、软弱与紧张、坚定交织在一起。小说整体混沌多层，细部则是清晰有力的。 元首的自语和尿失禁的细节非常好。把元首对权力丧失的恐惧给形象化地展示出来。独裁者最为自信的是他给多国带来的变化，他觉得为此屠杀是值得的。独立之后多国的秩序、富裕和自立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能否因为这个就忽略了他的暗杀、专制与荒淫无度?略萨的回答是否定的。 指挥暗杀的将军罗曼的心理写得非常好。真正杀了元首，他却更加害怕。元首虽然死了，其精神仍然凌驾在他的灵魂之上。他的行动仍然绝对自觉地服从元首，不在场的元首比在场更可怕。写得最为复杂的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感情。崇拜，犹如神一样的尊敬。在这种无限尊崇的心态下，人民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自我的愿望。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再次翻阅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本书。它能让你重回常识之中，神智变得清明一点。作者从人的精神发展层面对西方以技术化和科学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发展提出反思，并批判那种认为文明、科学、知识可以取代一切的观念。“一种对教化的敌意已经形成，这种敌意将精神活动的价值贬低为一种技术的能力，贬低为对最低限度上的粗陋生活的表达。这种态度是同这个星球上的技术化过程相关联的，也同一切民族中的个人生活与历史传统相脱节的过程相关联。”技术化时代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使人类失去某种敬畏，实用主义成为最有理的标准。这不正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症结和思维倾向吗? 当技术至上时，那些不能度量衡的东西失去了可存在的依托。因为缺乏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缺乏对“无用”的尊重———这一“无用”包括“文化”“艺术”“尊严”“理想”等词语，真正的个人性却在衰退。迷信科学、知识，而遗弃信仰、精神，因为它是无用的，没有具体的实用。当所有的文化领域、公共事业领域都一定要与创收、产业、效益相联系时，这个民族的精神危机正在迅速蔓延。政府与民众，医生与患者，老师与学生，知识分子与大众，相互之间没有道德的渗透，没有信任，没有尊严，没有爱与尊重，如雅斯贝斯所言，“这正是个体自我衰弱的征兆”，也是民族精神衰弱的征兆。 阅读可以使人清明，因为好的书籍就是空气，必不可少，同时也使你的呼吸更为澄澈，更为深远和丰富。 (原标题：文学在树上的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