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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一个人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情，哪怕是一个音符、一块颜色、一颗星星、一个观念，他就是发现了淹没在社会意识中的“自我”，从而意识到我的个性的自我将赋予社会意识以独特的发展形式。因为这种独创的力量是被死神追逐着的，仿佛我不抓到它，我和我为之而生存的真理就被死神一起夺走了——如此在死神追逐中的生之紧迫感，几乎是天才的一个心理特征。 思特里克兰德不仅渴望着把压抑在心灵中的原始梦幻表现出来，而且要表现到“反对一切画派，官方的、传统的，哪怕是印象派的、新印象派的，甚至旧的与新的公众，采取最强烈的抽象性，做一切被禁止的事，要克服一切恐惧，不管是否因此而遭到嘲笑。反正，画家在他的画架面前，既不是过去时代的奴隶，也不是现在的奴隶；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他的邻居的奴隶。他是他自己，始终是他自己，永远是他自己”。 这样的“自我”，对于曾是“证券经纪人”的思特里克兰德，该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他必须独立地把自己支撑起来，旁若无人，且不管是家庭偶像、社会偶像、传统偶像，他一概弃之如樊笼，为了让心灵的幻想从那一层一层传统观念的裱糊纸里显露它的原形本色。就像作者5年后在巴黎重见思特里克兰德时的形象：他瘦骨嶙峋，笨拙而古怪的形体给人以高大森严之感，纸皮一样透明的肉体恰好使他的精神世界裸露无遗——这是一种原始粗野对抗现代文明的恶魔般的力量。只有他呈现于生活中的形体和这形体裸露着的精神，才是他不容于当世的画的独立发放地。一般地说，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囿于常规的人，决不会在思想和事业的领域跨越时代的界限。 作者按照时序记述了思特里克兰德的三个阶段：伦敦、巴黎、塔希提。在伦敦，他抛弃了一个合法的家庭，在塔希提，他又组合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象征这个家庭的妻子是名叫爱塔的土著人。如果说，思特里克兰德夫人自作聪明到把丈夫只当作她虚荣舞台的沉默台柱，那么，爱塔却把丈夫当作带狗的主人。只要听听思特里克兰德的两段评语，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女人和家庭。 “她不打扰我。她给我做饭，照管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凡是我要求一个女人的，她都给我了。” 换句话说，一个只主动地要，另一个只被动地给。这就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家庭观和女人观。但还不够，还要把这一物质关系上升到精神的王国，那里可没有女人做人的权利。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你可以揍她们揍得你两臂酸痛，可是到头来她们还是爱你。”“我，记起来了，”爱塔是这样回一句“定情”的祝福的：“你要是不打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 是呀，难道思特里克兰德在这里，在塔希提还找到了女人作为女人的原始性吗？“当然了，基督教认为女人也有灵魂，这实在是个最荒谬的幻觉。” 顺便插一句，不单纯是技术上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最荒谬的幻觉”中苏醒过来，或许是排版、校对搞错了，抑或是译者的疏忽，思特里克兰德说的不是“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不会的，思特里克兰德不会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女人。他不是狗，而是带狗的主人。所以应该译成：“你可以像对待狗一样地对待她们。”请注意，这段话是思特里克兰德被爱塔的誓死相随的简朴话语感动得涌出泪水的那一瞬间说的。 读者用不着愤怒，用不着在这里体验自己尊重女性的德行。如果一个事物本身只存在着真假判断的话，你表示出过多的善恶判断，那是误用了你的情感，而且有可能误用到使情感蒙蔽真假的程度。 现代女权运动的“守护神”德·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并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因此，她要在现代社会中全面恢复女性作为男性并存的“自然人”地位。这首先就要求女人们不仅意识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使自己在历史的进程中成长到能用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的不可奴役性。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是像思特里克兰德夫人式的依赖，还是爱塔式的依赖，你都不可能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正像男人们在政治平等的空喊中并不因此而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一样。那种无责任能力的平等要求不过是对平等恩赐的一种乞求罢了，或者是一种扼杀生机的无穷无尽的勒索。当然，社会应该给这种平等创造生成的前提，包括一般性的尊重，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它所麻痹，它本质上是虚幻的，如果你没有能力把它变为真实的话。 (摘自《幽僻处可有人行》，张志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