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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着之上》中，阎真把自己的批判视角推到了致命的追问：当“活着”成为压倒性、垄断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价值观后，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对它的回答有多么艰难，即可证实时代的沦陷有多么深广。 《活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作当代“儒林外史”。阎真既对社会环境提出了强烈控诉，同时，他也使用“外史”的手法，对书中大小人物予以或辛辣或善意的针砭嘲讽。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阎真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作家。2001年，中国文学及其读者通过一部《沧浪之水》记住了这位江南书生和他对于时代的深刻质疑与忧愤，十几年来未曾忘怀。客观地说，《沧浪之水》在艺术上虽属上乘，但远未达到非凡的不可比拟的高度，相对说来，文本采用了一种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人物性格也算不上多么丰富和复杂。然而，《沧浪之水》拥有一种在当时极为鲜明、有别于“芸芸众生”的气质和关切，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命题，即从中国古典文人那里传习下来并本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立身立人之精神资源一部分的那些珍贵的事物，是如何一点一点被这个世界侵蚀与摧毁的。正是这种气质与关切，或者正是这个严峻的时代命题，令人扼腕长太息。直至今日，上述忧愤和关切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发尖锐和沉重，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人文教育不断加大了它的行政化、产业化与市场经济权重与品质，上述忧愤与关切就愈来愈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困兽犹斗的现实处境。这几乎成为阎真观察生活最核心的基点，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他对自己念兹在兹、但今天已然凋敝飘零的精神世界的痛惜与悼挽。所谓“夜正长路也正长”，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于是，又有了这部《活着之上》。 关于“活着”的天问 可以说，《活着之上》与《沧浪之水》是一对“连体婴儿”。尽管它们时隔14年之久，尽管《活着之上》中聂致远的博士身份与高校教师生涯，要比《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来得更具典型性，也更细腻生动，但二者之间融会贯通的精神脉息却是一望而知的，它们的共同关切从未有过丝毫的放弃和改变。只不过，《沧浪之水》如其名字所示那样，还有一种“濯吾缨”、“濯吾足”的清扬之气概，而到了《活着之上》，阎真则把自己的批判视角彻底推到了看似浅显实则更为致命的追问：当“活着”成为压倒性、垄断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价值观后，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我相信所有人的回答都不会有多大差异：当然是有的。但阎真的《活着之上》不再给你躲闪的机会，他直接追问：如果二者发生冲突，你会怎么选择？就像我们每天都会遭遇的各种细节，为了“活着”这个超级霸权，能否无情践踏那些积累了千百年的精神信仰？就如同书中聂致远顶头上司金书记那样，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一切都是“小事”，或者如同聂致远的发小蒙天舒那般，为了“有朝一日”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人们的答复恐怕就要颇为踌躇了吧？ 在并不夸张的意义上说，《活着之上》是一种已经被时代淡漠乃至遗忘了的“天问”。对它的回答有多么艰难，即可证实时代的沦陷有多么深广。特别是当“活着”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意识形态之后，那些少量敢于站出来或者试图站出来对它说“不”的抵抗者们，往往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小说通过对聂致远的遭际、纠结、持身和各种牺牲的描写，极为真实而有说服力地呈现了这一点，阎真让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天问”在我们内心的回响，催迫我们有机会认真想一想活着之上的意义。 这当然算不得非常新颖独到和罕见的追问。对于这类环境与人性的循环性关联的指控，人们早已经谙熟，它们真的太平常也太久远了。东汉李固之死，引发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千古叹息。沿着这个谱系，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整套相关范畴、人物及其命运，诸如“忠/奸”、“清/昏”、“廉/贪”等等。历史的表彰与那些人物的具体遭际基本都呈反向排列，前者高尚而惨烈，后者卑污却总是现实获利者。活着，以及之上，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便成了一个问题。《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如果不按照“厚黑学”打理自己，要想“成功”那是万难；蒙天舒卖力觍颜、钻营角逐，永远是一个捷足先登的胜出者。这种在历史当中不断发生的“劣币驱除良币”的逆淘汰法则，迄今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