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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的这部小说这样结尾：“我弟弟发生奇迹了，我弟弟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这是一句意义明确的话语，由弟弟口中说出，实属不易。小说似乎也要就此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局。但且慢，读者都知道，弟弟并不叫王村，王村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村庄此时也濒于消失。在弟弟身上发生的奇迹顿时变得毫无意义。至此，小说再一次强化了读者此前的阅读印象：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一个意象中隐含多重意义。而所有的意象最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焦虑：不确定性。 这不是一部书写乡村和底层的小说。尽管小说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这个乡村30多年、特别是近10年的具体变化，其中包括村办企业承包，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村里筹办高科技的“大蒜250”厂，为办厂、修水塔村长借高利贷，因手续不全大蒜厂夭折，土地流转，最后弄没了小王庄……小说只是借小王庄为载体，演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一步步陷落的过程。在中国，王是大姓，王村是重名率极高的地名。从一开始，小王村就可以是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一个村庄，在小王村发生的一切都极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村庄上演。于是小王村这个特定的空间就具有了相当普遍的意义。在小王村，我们看到了王村长与王图各自的计谋筹划，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一干村民兴致勃勃又热火朝天地附和参与。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结果却好像生了个怪胎，村将不村，家已不家。结婚十几年的哥嫂离了婚，结婚几十年的爹娘也离了婚。两个大男人，一个在赌场上豪赌，一个以喝农药要挟老婆复婚。对蒸蒸日上好生活的期待演变成了一场闹剧，能够守护小王村的只剩下了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弟弟。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在表面一致的假象下，每个人的诉求都不尽相同。这些不尽相同的诉求互相碰撞，彼此损耗，最终演变出不同于任何一个人的诉求的结果。周围世界展现了不确定性。其实又何止是小王村，寻找弟弟的过程让主人公自由出入城乡，接触到了从基层政府机构到社会救助组织，从医院到旅店，每个人都在努力着，但每个人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真可谓放眼天下皆王村。 这也不是一部书写伦理亲情的小说。尽管小说主要线索是丢掉弟弟又寻找弟弟，驱动人物行动的内因是伦理亲情的谴责。小说从始至终都纠缠于“我”和弟弟的身份认证和患病认证：我是谁，弟弟是谁，弟弟有病还是我有病。给弟弟看病医院搞不清，住旅店服务员搞不清，找弟弟救助站搞不清，最后连对象赖月也认为，只有找回弟弟，“我”才能证明自己是谁。就连证明身份的身份证也有真假，不仅不能证明身份，反倒把身份搞得更加混乱。当“我”面对人们的诘问百口莫辩时，荒唐、荒谬之感奔涌而至。其实，身份认证的混乱感不止发生在“我”和弟弟的身上。就比如那个王大包，他到底是打工者还是包工头，是知名公司的员工还是欠了钱的债务人，是神通广大人士还是吹牛撒谎的骗子，“我”弄不清楚，小说也没打算交代清楚。病与非病的混乱也存在于王图身上。他初去精神病院是为了以一纸诊断证明作为武器跟村长斗法，后来却真的疯了，还发生了性别错置。其实不管是谁，一旦脱离了自己的生活坐标，如何证明自己是谁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弟弟最后说“我的名字叫王村”，他真的就是王村了吗？ 《我的名字叫王村》当然是一个后现代文本。理性主义认为，世界是有规律、法则和制度的，不确定性只是偶然的存在。但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只能理解可以归类以及常识性、经验性的事物，一般能够概括自然规律。但如果把这种看法复制于社会生活、人生世界，就会失之于模式化。人文规律更多地呈现非规定性、非确定性，这主要来自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发挥。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文化理想生存、与他人交往并改变世界。每个人的文化理想都存在差别，这才造就了千差万别的个性。范小青的这部小说打通了理性和非理性、病与非病的界限，对人生世界的把握更贴近人的生活世界的常态，因而也更真实、更丰富、更深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