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故事构成的“短20世纪” 小说分为四个故事，分别对应着陕北早期的苏维埃革命、解放初期的“土改”、“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有《山海经》和唱师的讲述，贾平凹可以如此简要甚至武断地截取四个历史片段，贯穿始终的就是唱师、匡三，其中也有人物在第一、二场和第二、三场偶尔连接，第四场则只有唱师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叙事，已经无需概括故事及其含义，我们需要追问的只是讲述这样的故事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讲述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关于生与死的故事——在祖坟上磕头触发的写作动机，并且始终是一个唱阴歌的唱师讲述的故事。小说第一个故事由老黑引入，那是20世纪早期陕北乡村社会如何为现代性暴力介入的故事。老黑拿着枪，王世贞拉着保安队，李得胜从延安来，这片土地上演绎着最为剧烈的社会动荡。枪所代表的现代性暴力改变了乡村、家庭和个人。乡村的盲目、野蛮与革命的偶然发生混合在一起，演绎着现代性在中国到来之惨烈，枪与死亡成为这一个故事的主题。随后的历史还是延续了革命的惯性，进入第二个故事，贾平凹的叙述归于平缓，这是老城村的马生、王财东、白土、玉镯的故事，阶级对立酝酿出的仇恨未见得平和，依然要死要活的斗争裹胁着乡村的那些琐碎的家长里短，贾平凹驾轻就熟，笔尖所触形神毕现，故而叙述显得十分轻松。但历史的结果并不让人平静，白土与玉镯的故事怪异却生动，重温了贾平凹乡土情爱的惯常模式。小说讲到第三个故事，阶级仇恨在“文革”斗争中再以更滑稽荒谬的形式重演，甚至推到另一个极端，但是历史的惨烈已经让位于变了味的荒诞。棋盘村多少有点像贾平凹的家乡，这样一场大革命的故事就由一个被随意指认的坏分子——全村最漂亮的女人来承担。斗争的凶狠掺杂着荒诞，仿佛悲剧也变成了喜剧，看来贾平凹对历史中的人性是彻底失望了。第四个故事讲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脱贫致富的欲望以戏生这样一个人物的经历来呈现，戏生当上了“当归村”的村长，带领全村种植当归，好日子刚开始就遭遇了瘟疫，全村死伤者大半。贾平凹选择的角度固然有讲究，“当归村”又意味着什么呢？土地回到村民手中，农民还是农民，但劫难却不可抗拒，历史像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来完成它的报应。尽管我们可能会觉得小说这一部分太消极悲观了，气也略显短弱，这瘟疫也压不住、呼应不了老黑们的打打杀杀，但是，这些已经显得不重要了，或许贾平凹正是为了让历史如此无聊，了无新意，草草结束也有可能。抑或是这样渐渐缓慢弱下去的气息，表示着20世纪的终场？ 这样四个片段拼合在一起，可以称得上是“短20世纪”的历史。它们本质上并无区别，动乱、战争、暴力、翻身、斗争、屈辱、颠沛流离，它们都归属于20世纪的本质——这是关于“世道在变”的故事。历史之变与生活的真实要找到一种结合的方式，贾平凹只能回到他最熟悉的乡村真实生活中去。读这部小说，你会惊异于贾平凹对生活细节的捕捉，那么多的小故事，一个个小片段，那种笔法已然随心所欲，笔力所及，皆成妙趣。惨烈让人惊心动魄，伤痛又有一丝丝的温热透示出来，足以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质地。 天道与人道的对话 对于贾平凹这次迟到的思考来说，由这个唱阴歌的不死的唱师来诉说可能是一个必要的形式。何以还要在《山海经》的名义下来说出？贾平凹要把20世纪“变”的历史纳入《山海经》的史前史中去思考，这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对话。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间的打打杀杀、是非曲直、恩怨情仇、荣辱悲欢又有多少意义呢？人道大不过天道。贾平凹看不得人世间残害生命的那些事件和变故，而死亡周而复始或如期而至。贾平凹说：“没有人不死去的，没有时代不死去的。” 但新的世纪的到来都没有一点预示吗？小说最后是把死去的老唱师封存在窑洞里，这确实有点告别的意思。20世纪初，也就是在1923年，前苏联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在那首名为《世纪》的诗的结尾，也渴望新世纪到来的希望：“新的岁月的衔接/需要用一根长笛/这是世纪在掀动/人类忧伤的波浪，/而蝮蛇在草丛中/享受着世纪的旋律。//我的世纪美好而凄惨！/面带一丝无意的笑容，/你回头张望，残忍而虚弱/如同野兽，曾经那么机灵，张望自己趾爪的印痕。”这是什么样的期待？忧伤的曼德尔斯塔姆后来绝望了，在写出这首诗11年之后被逮捕、流放，不久死于远东流放地。阿兰·巴迪欧想从这首诗中读出20世纪复杂且有预示新生的启示性意义。他认为，这个世纪是一种可以看做部分被生命所超越的人性动物的世纪。他说，这首诗并没有在这种超越上驻足，“它牢牢地将这个世纪同野兽的活生生的根源的形象绑在一起。”重要的是，“它超越了在历史时间之中的存在”，“这个世纪的人必须面对历史的宏大，他必须支撑起思想和历史之间的兼容性的普罗米修斯般的规划。”然而，面对这个世纪，面对世纪的野兽，谁能像，谁又有那样的主体性，如同巴迪欧(设想的)那样超越时间中的存在，不屈不挠地发掘历史的英雄般的意志呢？ 生长于21世纪初的贾平凹，确实没有给我们吹奏“一根长笛”去衔接“新的岁月”，而是用西北腔“说一句，念一句”去衔接史前史的《山海经》。可否看成这也是一种英雄豪情呢？他自觉承担了责任，他为了告别，为了不遗忘而写作，也为了历史不再重演写作。尽管他的告别有点晚到，却也有他独到的一种方式。他说：“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累，花开花也疼。”果真如此？我们何妨再信他一回。拭目以待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