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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集中注意力往往令人走神”，维托尔德总是在严肃思考时浮想联翩，推理的激情常常被细枝末节的闯入打断。生活中充斥着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甚至在发生后也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维托尔德无奈地承认，现实已经膨胀到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过度的细节造成了漩涡，一切都是混乱的奢侈、豪华的杂乱。逻辑的使命感要求人在想象中对这些偶然性带来的缝隙加以认真填充，然而无限增长的迷宫却使人束手无策、茫然若失。当失手掐死了莱娜的猫后，维托尔德鬼使神差地用绳索将死猫高高悬挂起来———又一起意义重大的“吊起事件”产生了！然而，它除了使意义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外，再也不剩什么。正如贡布罗维奇在谈及《宇宙》时所说，故事的主角总是在一条追寻清晰形体的路上，他在每一个意义似乎就要诞生的时刻，重新坠落进混乱之中。联系链条永无止境，维托尔德无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朝拜者的疲惫”中；怀疑他人和被人怀疑的紧张气氛，使得孤立无援的感受更加强烈。因此，当房东莱昂先生提议去塔特拉山区旅行时，维托尔德欣然加入了出行的队伍。 拥挤的住宅渐行渐远，只有“无家可归”的人们，目不暇接的风景，消解了思考意义的焦虑。在旅途中，甚至连风景都不重要，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消失，重要的只有形象，但形象也即将消失。一切都在偶然情况和非偶然情况的边缘上，维托尔德发现，一幅“躯体自我中心主义”者的群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对侦查和破案上瘾的窥视爱好者福克斯，患有狂躁症而在深夜猛砸树干的库尔卡夫人，不愿为他人嗅觉着想而拒绝洗澡的莱娜好友雅黛绮卡，搬弄粗壮手指以掩盖罪恶感的奇怪神父，朝拜曾与厨娘偷情之地的手淫癖者莱昂……在微缩的小宇宙中，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创造出私密的愉悦，这是一种难言的内在享受，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自己走向自己所求自己所需。这是一己利益的魔障，是享乐主义的原罪。然而，毕竟我们都在做沉重的事，这是一个共同承担的罪名：我并非独自一人。联想强迫症患者兼杀猫犯人维托尔德忽然觉得，恰恰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自我”走向了他，让他置身于一种特殊的亲密氛围之中。谜语的答案像所有偶发事件一样出人意料：旨在生产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利己主义，反倒成为所有人唯一的共有之物。 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与我接近并产生关系。既然我们在黑暗的小宇宙中也能通过感知他人来发现自己，那照亮一切的确定性之光就不再具有统摄一切的权威性。“坐着跳舞”，贡布罗维奇曾用这一表述，来讽刺思想家们为了建立普遍化哲学而落入概念的陷阱。这位被米兰·昆德拉用激赏的语气比喻为“害群之马”的作家，身体力行地保持着自己的与众不同及其带来的孤独。这种骄傲与落寞交杂的矛盾情感，或许正是由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真实事件所激发：当贡布罗维奇踏上阿根廷的土地准备展开一段愉快的异国之旅时，希特勒在波兰发动了闪电战，二战拉开序幕，家乡和祖国在一夕之间荡然无存。尽管贡布罗维奇在多年后回到并定居欧洲，但他再未踏上过波兰的土地，直至客死他乡。流亡感固然是使孤独体验伴随终身的遗憾，却也是生活赐予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作家最好的礼物之一。 通过维托尔德有关迷恋莱娜的自我剖白，贡布罗维奇分享了流亡的离奇人生带给他的领悟：生活以让人贪慕的“她”的形象出现，而爱和激情，恰恰来自“她”的复杂模糊、不易把握和难以解读。捉摸不定的偶然性，这就是治愈“性欲萎缩”的时代病症的良方———“最真实的是无足轻重”。因此当维托尔德在山林深处发现了用腰带上吊自杀的路德维克的尸体时，“吊起事件”的逻辑序列终于迎来了它完美的句号。站在这“巨大的吊死鬼”旁，维托尔德止步思索：每个人都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实施吊起的行为，成为我自己。 旅行可以结束了。只有微末细节的聚集、偶然事件的旋涡、突发行动的堆积。在故事的结尾，维托尔德（代替贡布罗维奇）决定返回波兰华沙的家。生活的真实面孔已经在别处显露自身，它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宇宙。在这个伟大的自造物中，秩序和形式只是自欺欺人的幻觉，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