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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年的中国小说，对故事的迷恋已经由文本层面上升至价值、意义、标准甚至伦理的高度，写一个“好看”的故事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旨归；巧合的是莫言在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系列演讲中也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说故事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焦虑也许并非虚妄。但故事毕竟只是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就像人物、语言等也是小说中重要的元素一样，如果只强调一点而忽略其余，就很难成为真正优秀的小说。在我看来，当前的中国文学真正缺少的是巴尔扎克式的“全能型”、“思想型”的作家，缺少那种毛茸茸、活生生、充满穿透性和概括力的写作。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作出了细腻的描摹、精准的概括和极富思想高度的超越。而当下的部分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把握，更遑论对更广阔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整体进行提炼、穿透和概括的能力。将所谓的“好看故事”作为小说创作之圭臬，专攻一点，不计其余，这样的写作伦理之下能诞生“伟大的小说”吗？我觉得颇为可疑。由此我就想到了海飞，他的小说写作显然不是因某个故事而展开，而且他也不依赖故事，他应该是先有人物，对人物的心理、性格及情感的细腻描写与刻画是推动他的小说发展的动力与依据。 整体而言，海飞的小说并不执著于历史与战争，更不拘泥于传奇与故事，他属意的是氤氲着烟火气息的日脚，牵念的是纠结于俗世凡情的肉身，探寻的是承载着理想信仰的灵魂。他的笔触小巧而轻盈，游走于混沌时代的边缘处，刻录历史的细节与存在；在日常生活的流态中描摹活色生香却又感伤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历史的轮廓和面影；在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检视人性的卑微与高贵，见证理想的坠落与飞扬。海飞的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而狭窄，却因为写出了人物形象的摇曳多姿和命运流转的悲悯痛感而绽放出了独异的光彩，使得作品在更深层次上通达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进而抵近了文学的丰饶与宏阔。 海飞近期的这一组小说有中篇《麻雀》《捕风者》，亦有长篇《向延安》《回家》，似乎很难单纯地从题材上定义为军事或曰谍战。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隐蔽战线，都并非海飞叙事的重点，人的生活或者说生活中的人才是小说的核心。日常经验围绕着人物铺展开来，小到言谈、穿着、举止、饮食，大到心理、性格、精神、命运，海飞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在战斗，更是在生活。即便战争袭来，改变的是人物命运的走向，不变的是生活本身恒常的逻辑。正如海飞所感慨的：“尽管日军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座城市，但是沦陷后的上海仍然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或许，海飞自己就像一只幸存于那个漂浮动荡时代的麻雀，栖身在市井瓦肆、寻常巷陌的屋檐上，望着这座沧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敏感和熟悉，使他的目光得以穿透历史迷雾的重重阻隔，绕开谍战剧情的种种诱惑，聚焦于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不管身份多么特殊，任务如何艰巨，处境怎样险恶，他们过的是日脚，度的是辰光。这种对特殊历史背景下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和发现，之于生命、之于历史、之于文学，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