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
    没想到北岛的散文读起来能让我发笑。可是当我看到北岛描写金斯堡怎样点头哈腰，亦步亦趋地跟在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后面，又说这位老胖女人是纽约的“袜子大王”，而金斯堡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一位生产袜子的“大王”竟和被称为“垮掉一代”之父的大诗人金斯堡之间有这样生动的联系！
    北岛这人平时的做派不大像诗人，因为他太“板”，不是刻板，简直是呆板，常常“板”得气人。当年在圈子里，朋友们给北岛起的外号叫“老木头”，那真是贴切。但是，没想到北岛写起散文随笔来，竟有那么多又温和又刺人的幽默，时不时地逼着你笑上一笑。我觉得这是北岛这本散文集最可贵的地方，它们像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悄悄藏在书页和字行之间，总是在读者料想不到的时候滚了出来，给人一阵喜悦。不过，不同寻常的是，读了若干页之后，你在发笑之余会尝到一种苦涩——一种北岛式的幽默所特有的苦涩。对一个敏感者，这种苦涩能让人彻夜不眠。
    就以北岛笔下的艾伦•金斯堡而言，真是活灵活现，且文笔轻松，轻松得有的地方像一幅漫画。一个曾经让全世界听见他的“嚎叫”的诗人，一个代表着伟大的二十世纪六○年代的愤怒的抗议之声的沉寂的老斗士，一个始终不肯就范和妥协、毕生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疯狂的火车头”，原来还是个“野和尚”，是一个同性恋，是个只穿二手货衣服的普通大学教授，还是个雇了三个半秘书的工作狂。以我们习惯的种种标准来看，金斯堡这人太“闹腾”，不安分，不律己，处处生事，处处捣乱，对这现实世界总是不满，总是故意跟它作对，好像我们的生活哪儿都不对头，好像这生活像个杂货店，可里面卖的都是花花绿绿的毒蛇和蛆虫，怎么办？想法子把它砸碎。砸不动怎么办？嚎叫——能砸多少是多少。不用说，对这样一个愤怒了一生的抗议者，对这样一个不得不嚎叫以至最后叫不动了的抗议诗人，今天的人们已经觉得相当陌生了，更不必说金斯堡得以出现的沸腾的六〇年代。人是不是动物中唯一能自觉记忆的动物？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研究黑猩猩（还有海豚）的语言，并且肯定它们有语言能力。但是人肯定是最善于遗忘的动物，因为动物中唯有人才有历史，有历史才有遗忘。大约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亮得如透明流动的水晶，我、刘禾、李零，还有李零一位朋友，几个人在柏克莱大学校园里漫步。在路经那座莫名其妙地显得神气活现的钟楼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历史，李零忽然说：“历史——历史真正的作用就是叫人遗忘。”说完，他脸上似乎飘过一片乌云，在明灿的阳光下，那片暗影凝然不动。我日后常常想起李零这句话。他是个历史学家，在考古学、古文字、古文献和先秦两汉思想史及历史的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由这样一个人说出这样一句话，分量实在不轻。金斯堡正在被遗忘，六○年代的历史正在被遗忘，这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如果没有北岛写下的关于金斯堡的这些文字，如果不是恰巧有读者，比如我，读了这些文字，金斯堡的嚎叫不是已经弱不可闻了吗？但是我们很少注意这遗忘，我们之中更很少有人去追问：我们为什么会遗忘？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使我们如此轻松而自然地遗忘？
    北岛说金斯堡过了七十岁生日之后“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北岛又说：“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人总得死，如果我们逛街的时候，迎面而来或者与我们比肩而行的，不只有成群放学后回家的儿童，还有成群活了八百岁，甚至一两千岁的老人，那是什么景象？想想都让人两眼发青。但是还有另一种死亡，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那就是被遗忘，就是曾经有过的某种意义被抹掉（法子多得很），抹得干干净净。金斯堡的死亡，正是金斯堡的意义被抹掉的历史——这也是历史。但是金斯堡的意义，不只是他和六○年代之间那种有血有肉、有烟有火的密切联系，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他是个诗人，不是一般的以写诗谋生或者以写诗抒怀的诗人，而是一个企图以自己的诗来挽回诗的没落命运的诗人。在一个日益成熟并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里，诗歌走向没落，有如大沙漠中的一条溪流，在严酷的蒸发中涸死，几乎是必然的。但是金斯堡不甘于此，他不光要挽救诗歌，还要用诗歌来挽救世界。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精英”的姿态，一种被今天的人们所不理解、也不认同的姿态，特别为一些当前很时髦的自认为是“后现代”的后现代人所不齿。“精英”在他们意识里，几乎和“反动”是同义。这里我要说句题外话，我总是弄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也是某类“精英”？难道他们是大众？当然，我们可以替他们辩解，他们是精英，不过他们从精英里反了出来，是一种反精英的精英，就像孙悟空，虽然自己是“大圣”，却大闹天宫，反对一切神圣。可是，若是拿孙悟空做比，谁更像孙悟空？难道不是金斯堡更像吗？只不过他手里没有金箍棒，他只有诗。当然，金斯堡的诗并没有动摇他所反对的世界，尽管他的诗的嚎叫曾一度响彻云天。北岛说：“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说得好，我尤其喜欢“残局”这个说法，说尽了金斯堡的半生苍凉。但是，说对峙本身就是胜利，恐怕不尽然。问题是，金斯堡面对不仅是一个他所厌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面对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中产阶级社会。我对金斯堡没有足够的研究，我不知道当金斯堡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攻击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他面对的主要敌人正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随着“富裕社会”的形成而日益成熟并且壮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的主要成分，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正如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奴隶的奴隶社会，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想象没有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奴隶们终归和奴隶社会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他们不能无视那个社会的不公和不义，而中产阶级不同，大体上说，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亲密无间，他们在其中如鱼得水，除了对那些亿万富翁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和权势的艳羡之外，他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不满，更不必说愤怒。他们要愤怒干什么？北岛说：“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当然尴尬，金斯堡本人也是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他不富，可他也不是穷人，他好歹还买得起价值几十万美元的房子，还雇了几个秘书。
    说尴尬，尴尬的不只是金斯堡的愤怒，还有诗。有关几位诗人的速写和随笔，无疑是北岛这本散文集中最有价值、也是写得最好的篇章。北岛自己是个诗人，所以他的散文里弥散着一种诗意，但是不浓，淡淡的，有如林中薄雾，形成这个集子中的散文特有的一种文气。而在那些关于诗人和作家的印象记述中，这种作风就变得更加鲜明，比如《约翰和安》、《蓝房子》。我真是非常喜欢这两篇散文，每读都非常感动，而且经常无缘无故就会想起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既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海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北岛说他一想这凄清的画面就不寒而栗，我也是。北岛这几篇关于诗，关于诗人的散文，大体上都用的是一种十分节约又十分轻松的笔调，甚至在行文中强调一种“土味儿”，比如他说金斯堡“信喇嘛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做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比如说迈克的突然来访“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有时候北岛干脆使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修辞，例如他说“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得像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像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像个摘果子的，烂的扒掉，好的留下。”这种种修辞策略不仅使北岛的散文在雾一样凄清的诗意和轻松幽默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而且使那诗意中隐含的忧虑和不安获得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质感。忧虑什么？不安什么？对北岛来说，那首先是诗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
    在《克雷顿和卡柔》一文里，北岛有这样一段描写：“克雷顿是诗人。美国不少当代诗歌选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国，要说你是诗人，别人都会离你远点儿，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毛病。不过现在境况有所改观。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增设创作课，就像张大网，把社会上漂游的一帮诗人捞上岸来。一条‘鱼’名叫克雷顿，九年前成了东密西根大学的诗歌教授。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认为这样会毁掉美国文学。‘胡扯！’克雷顿瞪起眼，‘说这种话的家里准有遗产。没有创作课，我他妈的现在得在洛杉矶开出租车。’”可以把克雷顿的遭遇看做是当代诗歌尴尬处境一个隐喻或是象征。其实克雷顿的处境在诗人中还算是好的，他至少不必去开出租车，混成了大学教授，有机会享受佳肴和美酒。问题是诗，问题在于“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当然，诗这东西还没有灭绝，苦苦为诗的生存和自己的生存进行双重挣扎的“神经有毛病”的诗人还到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诗歌朗诵会到处举行，这有北岛的《朗诵记》为证。但是，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正在迅速地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化）。特别是对作为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和“大众”的中产阶级来说，诗已经不再是一种重要或必要的东西，诗已经成了一种多余之物，可有，亦可无。自六○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为了安抚中产阶级大众，利用二十世纪提供的新科学技术手段，建构了从摇滚乐到电脑网络的一整套新的文化，而这建构过程，也正是诗被从艺术金字塔的顶尖上拽下来，变成当代文化景观中的行吟乞丐的粗暴过程。今天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站在诗这一类“精英文化”面前就矮了三分，并且拿它们做附庸风雅游戏的“受众”，那是十九世纪的事儿，至于这种现象竟然还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截，那是不得已，没法子。至二十世纪末，一种新的中产阶级文化已经成熟，他们有自己值得追随模仿的英雄，有自己百听不厌的故事，还有电脑这个能把各种游戏都集于一本的百宝箱，他们要诗干什么？因此，诗的被遗弃，并不能只从诗自己的命运中得到解释。不过，反过来说，诗和当代中产阶级文化之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好使诗成为挑战、对抗以至批判资本主义的潜在的最可贵的资源。金斯堡就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在他的诗中，看到了诗歌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可能，而且有必要存在的理由——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对正在席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发出疑问。但是，作为尴尬地自己也处于中产阶级之中的诗人们对此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我就不知道了。在怀念金斯堡的散文里，北岛说金斯堡坦白承认自己看不懂北岛的诗，然后北岛又用同样程度的坦诚表示，他也看不懂金斯堡的诗，这真让我吃了一惊。如果他们俩彼此都看不懂对方的诗，那他们的诗又是写给谁看的呢？
    我想起一位美国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笑话，说美国每年只出三百本诗集，因为美国恰好有三百位诗人。这笑话很尖刻，可也反映出了当代诗写作的困境。本来，诗人以语言游戏来写诗，是对隐含着社会秩序的语言秩序的一种激烈的反抗，它也一度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可是，时至今天，如果这种游戏变成了仅仅是极少数人才能参与其中的高雅活动，或者，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反抗”，诗人们是否也应该做一点反省呢？是否可以对诗的未来做另一种想象呢？我要申明，这意思不是说，只有金斯堡那样的“嚎叫”才是诗的坦途。当然不是。实际上，当代诗歌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挑战人家，而是如何应付人家的挑战——是中产阶级社会正在窒息诗歌。在这种生死攸关的窒息面前，诗怎么能对自己的现状无动于衷，毫无怀疑呢？
    徐晓是《今天》文学杂志最老的成员之一，她为了纪念《今天》创刊二十周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说到北岛的时候，徐晓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北岛），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今天的北岛和他的创作。一九九四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