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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秦书》真正超越其他同类作品的，还有作者的文化视角和对文化冲突的深刻展示。小说描写的周家寨在关中西府一带，这里既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又是作为礼乐文明的发祥地。因此，《绝秦书》描写的关中西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作者着力刻画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周克文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他是农耕文明和礼乐文明两条传统的融合体，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中国传统的化身。 《绝秦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通过对周克文的塑造，集中展示了以耕读传家为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主流文化；二是通过对民风民俗的描写，展示了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的传统文化都是周家寨人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和价值观。周克文既是晚清秀才，饱读经书，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精通耕作之道，合耕读为一体。他以一个乡村族长的身份，全面而执著地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 此外，小说对西方文化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条线索：一是周立功的思想和行为；二是大饥荒中教会组织的赈灾行动。周立功从北京读完大学后立志回乡践行乡村改造，继而又兴办工厂，可以说从思想到行为全面代表着西方文化。然而在与以其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势力的斗争中，乡村改造和兴办工厂先后失败，表现出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处境艰难。小说对基督教组织的传教行为有多处触及，集中的描写是在教会组织赈济饥民的部分。作者虽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主观倾向性，但通过周克文的言行客观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隔膜和对立，即使教会组织赈灾，仍然被周克文认为是在拉拢饥民入教，是一种企图毁灭中国传统礼教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周克文的放赈救灾，除了出于根深蒂固的仁爱和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外，还被赋予了抵制教会组织，与基督教争夺信众，维护儒家礼教的目的。因此，放赈成了一场壮烈的文化战争。 20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叙事传统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立足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传统；二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立足于诗性叙事的浪漫主义传统；三是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立足于社会历史变革视角的所谓“史诗“传统。《绝秦书》的叙事是这三种传统的合流。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是其最基本的写作意图。但同时，作者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立场，在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绝秦书》作为一种灾难叙事，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理性批判。无论是对以周克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是对以周立功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作者的立场都是批判性的。 《绝秦书》对乡村自然、对民情风俗、对爱情、对女性及其心理的描写处处溢出诗性的浪漫，诗化的语言俯拾即是，深得废名、沈从文式的灵性。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贾平凹的商州，本来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但在他们笔下变得美丽而富有诗意。《绝秦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诗意化的浪漫叙事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毫无隔膜地融为一体，作者对乡村自然的赞美、对以社火为代表的民情风俗的轻松而又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以引娃为代表的女性的礼赞，与其批判立场似乎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反而相得益彰。 此外，尽管作者并未局限于社会历史变革的视角，但《绝秦书》确实具有史诗的质地，是以现代理性精神和诗意化的叙事唱出的一部关中乡村历史风云的史诗性的小说。 与此同时，《绝秦书》虽然在艺术和思想等方面表现出色，但依然无法回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小说被命名为《绝秦书》未必恰当。《绝秦书》古已有之，而且还入选《古文观止》，但那是晋国给秦国下的绝交书，而非灭绝之意，与小说《绝秦书》毫不相干。此外，且不说一场大饥荒是不是能绝得了秦，重要的是这个名称远远不能囊括小说的意义指向，反而将小说的意义局限在了一个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指向上，限制和误导了小说的意义指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