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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文书写民国18年陕西关中大旱灾的长篇小说《绝秦书》是一部特别的灾难叙事作品。作品将民国18年的大旱灾置于关中农村社会历史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上来叙述，从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上同时抵达了叙事的深度和高度，而且从主体立场、叙事策略、艺术精神等方面，融汇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三大主流传统，全面描写了关中农村社会文化历史的变迁。 灾难与战争是拷问人性的两个最极端的隘口。因此，中外优秀的灾难叙事和战争叙事都会着力于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绝秦书》将传说中饥荒年代出现的卖儿鬻女、人吃人的现象，演绎到了杀父烹食的地步，将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小说中引娃为了救助心爱的人，以30块大洋出售了自己的生命；周克文为了向龙王祈雨，宁愿拿自己的爱孙做祭品，为了赈济饥民，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并且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将人性的善推向了极致。无论是至善还是至恶，都抵达了人性的极限体验。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根本不同在于历史叙事只是陈述历史事实和结果，而文学叙事则重在叙述某个历史事实发生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变化。《绝秦书》对至善至恶的叙述，在抵达人性体验极致的同时，也抵达了文学书写的极致。小说将大旱灾放在关中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叙述，对关中社会历史的描写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政治社会，二是乡村民间组织。 民国十八年前后的中国政治社会是由军阀争霸、军政合一、社会革命勃兴、全球经济危机构成的。陕西关中集中地浓缩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复杂状况。乡村社会处于一种自治状态，乡村自发的权力结构是在族长、土匪与军阀三足鼎立的统治下形成的。对周家寨来说，权力来自作为族长的周克文、作为土匪的刘寿娃，以及作为军阀的冯玉祥的军政府。而周家寨的百姓则是这三种势力共同统治与盘剥的对象。《绝秦书》非常巧妙地结构了这种权力关系，并演绎了这种权力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刘寿娃曾经是周克文家的长工，后又成为抢劫周家的土匪，最后在与军阀的激战中，他又成为周家的救星，最终为保卫周家而死。军政合一的官府与族长周克文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周克文作为族长和乡绅，成为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纽带，在饥荒发生时既代表百姓为民请命，又代表官府暗中平息民变。周克文的长子周立德在土匪逼迫下离家从军，最终成为族长周克文与军政府的一条纽带，从而加强了族长周克文对百姓和土匪的统治力和威慑力。而在以刘寿娃为代表的土匪和军政府之间，也是一个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层层的复杂关系像一条条绳索捆绑在百姓的身上，成为构成大饥荒的人祸因素。 在这一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结构中，小说不仅真实地揭示了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而且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紧迫性，以及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中国在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从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经济结构本身的阻力，更面临国民素质、社会伦理、思维习惯，乃至文化价值观上的重重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