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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曾经发出“楚文化的根哪里去”的诘问。《蟠虺》虽然不是对韩少功诘问的直接回应，却同样在勘探着楚文化的流脉。不仅如此，我认为刘醒龙是在借《蟠虺》的书写对90年代以降的自己作彻底的清洗。作家为文，说穿了，其实要么是向外部世界扩张，要么是向内心世界挖掘。《蟠虺》是刘醒龙的一部挖掘之书。当然，我不是简单认为刘醒龙在自比小说的曾本之、马跃之、郝嘉、郝文章之清白君子。作家自己的生命中也可以曾经有郑雄的部分，只是现在要作一番切割清洗了。甚至，我私心揣测，如果《蟠虺》不是结束在现在，再往下写，郑雄会不会也像曾本之那样自我否定呢？应该意识到，小说《蟠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有意和故意。我希望在这部小说的传播中，首先确认其文学意义，或者知识分子精神史意义，而不要拘束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联想。从文学意义上看，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文学正在鼓吹价值悬置、情感零度的“新写实”。而此后不久就是知识分子整体性的精神溃败——这是《蟠虺》开始的时代——郑雄腾达，郝嘉殒命，小人上升，君子陨落的时代。这是80年代的终结和90年代的开始。而恰恰是这个最需要文学大声说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却“一地鸡毛”。 刘醒龙的文学声誉一部分来自90年代中后期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这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对文学介入现实的期许。现代中国每至社会转型变革时期都习惯要求作家们做出回答，“作家怎么看？”现实问题，文学解决。也正是这时候，刘醒龙的一部小说《分享艰难》被人们误读为分享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福利。及至《圣天门口》面世，我们又再次从“反对”、“对抗”的一面简化刘醒龙对近百年革命的反思，想象中刘醒龙成为自己的叛徒和敌人。文学被我们简化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媾和与对抗，这不是文学的幸事，而如果我们现在把《分享艰难》《圣天门口》《蟠虺》放在一个文学系谱上看，有的问题可能会被澄清。这就是80年代末以来，在许多作家矮化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人格的时代，在作家丧失价值立场和精神支援的时代，刘醒龙却在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向度上不断丰沛作家的精神资源。现在，通过《蟠虺》的自我清洗可以看清楚其植根于楚文化和五四启蒙时代的底色，可以看清楚他以此为价值立场的文学风貌。无论是《分享艰难》《圣天门口》，还是《蟠虺》都是这种价值立场执守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