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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出版之日即是湮没之时的小说相比，《蟠虺》是每年可数的那几部，能够一经面世就引起充分关注。批评界和读者的反应都很热烈，在各种书榜和书市中，《蟠虺》都有不俗的表现。事实上，不只是《蟠虺》，在当下文学的阅读、传播和评介中，名家新作占有着相对充足的批评和传媒资源。批评界和大众传媒很少有耐心去发现无名作者的新作——这样，所谓的文学批评“抵达文学现场”俨然成为等待名家下一颗金光闪闪的蛋。必须承认，与普通作者的作品相比，名家之作往往有基本的质量保证，读这些名家新作可以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知道当下中国文学正在发生什么。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阅读并对这些名家新作下判断。换句话说，名家新作也需要接受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残酷甄别和遴选。但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态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仔细阅读那些针对名家新作的评论，常常是未经深入文本细读，也缺少更广阔文学史参照的时评居多。貌似对作品下了判断，但这种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就很难说。比如《蟠虺》，目前的评论大致是集中于青铜器和楚文化等等。关于青铜器和楚文化，《蟠虺》确实可以给读者一些考古和文物方面的知识启蒙。我没有调查过《蟠虺》和《盗墓笔记》的读者群有没有交叉。今天读者荒诞不经的考古和文物知识启蒙许多都是来源于“盗墓笔记”式的读物，这些小说的另类知识即使如《蟠虺》的作者做过大量的案头工作，也只是“小说家言”而已。我说的意思是，现在读《蟠虺》、说《蟠虺》好像买椟还珠了，我们好像忘记作家写《蟠虺》除了青铜器、楚文化这些“知识”之外，还别有深意在焉。 也只有读到最后才会意识到《蟠虺》寻宝和夺宝的故事只是小说的一个外壳。寻宝夺宝故事是一个古老的文学原型，其最后的结局往往是邪不压正。在《蟠虺》，邪与正的边界是“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如果不是君子，青铜器自己会做出选择！”这几乎是解读《蟠虺》的一把钥匙。但和寻宝夺宝的古老原型不同，《蟠虺》是一部当代小说。青铜器厘定的正与邪，外部世界的是非对错，内心的正义与邪恶，刘醒龙是在向他所生活的时代发声。曾侯乙尊盘是失蜡法还是范铸法的学术之争纠缠着曾侯乙尊盘的真伪之辨，而“争”与“辨”其实是当下官场、学术研究机构和民间盗墓高手之间的算计、角力和较量。正与邪时而合流，终会分立。青铜重器为什么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裁判者——在小说，一方面是历史经验主义，一方面是超验神秘主义。也正是在这里，小说不仅仅可以对历史和现实承诺，也可以向世界神秘的不可知致敬。在这曾经巫风盛行的楚国疆域，《蟠虺》奇诡幽冥。读《蟠虺》，我注意到它神异的部分。那么，刘醒龙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蟠虺》？就是“语怪力乱神”吗？简单地说，《蟠虺》是一部有着自己价值立场的小说。《蟠虺》思考的君子和小人这个古楚话题在现时代、在当下如何回应遥远的传统？又以何面目存身“当代”？“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部《蟠虺》，刘醒龙几乎在为追问“君子”和“小人”这两个词的当代意义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