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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叶兆言的写作就与历史结了缘。对叶兆言来说，历史有两种：一是真正的历史，是历史本身，是他长期不断地阅读、寻找并努力逼近的历史，比如他的随笔《陈旧人物》等；另一种则是一种通道、一座桥梁、一种途径和方法，当他在言说历史时，并不在意历史本身，而在于历史以外的东西，所以，这时的历史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历史，比如他的许多历史题材小说。因此，难怪叶兆言并不把这些作品看作历史，甚至反对人们将这些作品称为“历史小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这样分辩过。当时有记者在采访叶兆言之后这样说道：“写过多部很有影响的历史小说的江苏作家叶兆言，在谈到‘历史小说’时语出惊人。他说，我从心里就不太赞成‘历史小说’这个提法。小说就是小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要求真实，而小说强调的是虚构。两者之间相距很远，是很难扯到一起的。”所以，即使有“历史小说”，叶兆言认为也应该分为两类：一是完全以真实事件为背景，以“演义”的方式来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另外一种只是写到了“历史”，写到了过去时代的某些故事，但这些历史和过去时代的故事只是作家使用的一种语言，就跟画家手中的颜料、音乐人手中的音符一样，其创作动机不仅是告诉读者一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融入了作家自身的思考和思想，或者说，是用历史的方式来表达作家的某种思想。它不是简单的历史“演义”，而是作家以历史为原料，抒发胸臆，表达思想。他是写到了历史，但又跳出了历史。叶兆言说他创作的“历史小说”就是这一类的。 叶兆言的这一立场或美学趣味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读完他的新长篇《驰向黑夜的女人》的读者，注定会与各自心中已有的民国史与“文革”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冲突。相较于叶兆言的其他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在宏大叙事背景的设置与具体场景描写的“真实”上已经非常“历史”了，有的甚至达到了文献学与文物学逼真的程度。如对民国时期南京新街口建筑的描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当日上海租界的战争气氛的渲染，对“文革”时南京肉联厂亚洲最大屠宰流水线的描写；再比如抗战时“南京政府”的官场，南京伪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在华复杂的金融角逐，连抗战结束时南京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被国民政府接收时的家底都列出了数字清单。而且小说中少见地出现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且这些人物并非作为符号而是作为角色进入了小说的情节，如周佛海。但这又怎么样？它们丝毫无法改变叶兆言小说的叙事风格和他的历史观。他的历史依然是虚构的，作品中置于前景的依然是日常生活和生活在日常中的小人物们。 正如这部长篇的书名所提示的，作品的主人公是女人，确切地说是两个女人：竺欣慰和冷春兰。这两个女人的故事大概能够诠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的。欣慰活泼、好动，热力四射，敢做敢为；春兰好静、持重，心思细密，瞻前顾后，两个好姐妹的结局也确实形如冰火。但如果小说若真的按这句格言一种路写下去显然会落了窠臼，叶兆言试图演绎的是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日常生活是如何政治化，而个人的性格又是政治如何“耦合”成命运的。正如人们看到少女时代的欣慰就会预感的一样，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天性活泼、敢于冒险的性格总会带来富于戏剧性的人生。欣慰参加革命、入党，又不停地恋爱、结婚、离婚、结婚，直到“文革”时期加入造反派的队伍，继而又走向“反革命”的深渊并且不可思议地被处以极刑。不过，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如此曲折、波澜壮阔的人生又似乎并不是欣慰自觉的选择，我们看不到她对时事与政治的明确理解，更没有系统的认知，有的只是人云亦云的口号，政治的狂热暗合了人物的冒险，欣慰生活在理想里，体味着想象中的刺激与快乐。直到“文革”时被捕入狱，面临生死的关口，她依然用言辞在塑造自己，扮演着与自己的身份极不相称的英雄角色。政治与个体之间的双向选择就是这样的非理性。这种选择每个人都不能置身其外，只不过因为性格与环境的关系而成为不同的角色。从上一代的竺德霖、冷致忱，再到欣慰这一代的冷春兰、卞明德、李军、闾逵，直到下一代的竺小芋，都概莫能外。作为欣慰在作品中的搭档和对手，冷春兰看上去温和、自重，处处留心，却依然免不了为社会裹挟。现实的人生并非自己所愿。父亲那一代的阴影本就压缩了她现实选择的空间，看上去，她虽然没有像欣慰那样走向毁灭，但复杂的、难以预料的社会变局总是不时将她推到尴尬的境地，甚至要在灵魂与人格上作出痛苦的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