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诸多文体中，或许散文被认为是最容易写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散文看似好写，实则不然。散文“简单”，简单的东西难以装饰，它最直接地呈现出“本质”；因为简单，又不容易写得“深远”，所以还要伸向复杂幽暗的“远方”。所以，散文最可反映一个作家的水准与心性。
    一
    格致在2000年开始创作，起步不算早。格致自己说，她写散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恐惧。这种创作的动机与理由，与许多作家相似。在此，创作成了一剂良药，在流淌的文字中，慢慢治愈或渴望治愈恐惧。但格致的散文创作，却又远不止于“疗救”，或许读完格致的散文，不仅没有“疗救”的功效，反而陷入了更为深远、幽晦的黑暗之中。
    在流行的散文创作中，“抒情”是一个大的潮流，从古典到当下，一直如此。格致的散文显然是有别于此的。艾略特说过，伟大的作家都是活在传统中的，但布罗姆也谈及“影响的焦虑”。我不知道用“影响的焦虑”来描述格致散文创作的路数是否合适，或许格致的创作出手就是如此，既没有活在传统中，也根本没有过“影响的焦虑”。这或许也符合格致所言的“减法”。
    写于2004年的《减法》，足以见出格致的散文创作已经与“抒情”散文的传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出新意。
    格致说：“我从来是不敢看伤口的，我的，别人的，我都不敢看。 打针，我是不敢看针尖刺入皮肤的，这时候我就把脸别到左边或者右边。我东张西望的样子，就是与那针尖拉开距离。我晕针、晕刀、晕血、晕伤口”。但《减法》却是回望童年时的“伤口”与“恐惧”。伟大的作品或许就是对生命与人性“伤口”的回望与超越。海德格尔有云，人是向死而生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生命就开始在做“减法”运算。生命之初，就是一张白纸，虽然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在做着减法，但人性意义上的“生命”却不断在充盈着。当然，这一充盈，并不一定都是友善、纯净，同时还有“伤口”、“恐惧”、“暴力”等各色人性之恶。在此，生命的“减法”与“加法”是相伴而生的。
    格致最初距离读书的学校还不到30米，后来逐渐到750米，4公里。距离的延伸，导致的是宠爱的失去，或者准确的说是父亲权力的光环照不到“我”前行的路，“父亲使新建的学校离自己的孩子远了200米……于是，我向前行走的200米，就是父亲在权力上有意后退的距离。走过这条暗藏着政治的上学之路，我开始了三年级”。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格致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以及对“生活政治”或“权力”的敏感。有很多人在谈论格致的散文时，时常提及格致在散文中体现的那种“冷”或者格致的“勇敢”。格致在她的散文中，确实是有如此的体现。但或许这并不是格致散文的一个重要本色。我以为，在格致的散文创作中，她对历史、生活、政治、权力，均很敏感，也有着一种省思和批判的态度。但这种省思与批判是“有限度”的，当然，这并不是格致个人的限度，而是一种人性的限度。
    《利刃的语言》是格致散文创作中的名篇。讲述的是“我”到一个西瓜摊买西瓜，卖瓜人“叫”（切开一块验优劣）开西瓜后，我发现西瓜不好。而“卖瓜人一手托着瓜，一手握着西瓜刀，不好，哪不好？并且直视我。”我终于在这利刃面前害怕了。有很多评论据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谈格致作为一位女性是如何面对“男权”的。但在我看来，格致的思考并没有局限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她发现“刀是有语言的……它喜欢一切柔软的东西，比如青菜，比如绢布，比如女人。它说它不大喜欢石头、金属、男人等一切不容易切割地东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格致在此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权力”或者是“力量”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或者反抗也是有局限的。“我”最后还是识时务地买了两种东西——肉和西瓜。我们看到了“我”或者格致在她的散文中对“刀”的妥协。要是放在此前，我也会以为格致的散文是“软弱”的，在这个“文学世界”中也没有表现出不顾一切、血拼到底的反抗力量，连实现一个“诗性正义”的勇气也没有。但我现在不大认为格致是软弱的了。因为格致已经看得很透彻了，刀就是“力量”，刀说的就是“真理”。现实就是如此的“坚硬”，如此的“赤裸裸”。我们为什么还祈求那个虚幻的“诗性正义”呢？这虚幻的正义又如何在生活中给予我们力量。
    正如格致在《减法》中呈现的那样，“减法”除了是一种计算意义上的运算外，还是一种“妥协”与“成长”。在现实中，我们目睹着他人的“减法”，也切身体味着自我的“减法”。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散文的创作成为一股热潮。在格致的散文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她对“历史”的关注，但她呈现出来的不是那种“大历史散文”的外在“形式”，而是直接抵达历史中个体生命的隐痛，以及历史自身的“伤口”。
    格致在《减法》中，不断回忆她周围的同学逐渐“减少”的过程。这里面有的因为是智力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偷了老师的5块钱，在另一位老师的水杯里撒了尿，当然这些学生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被“示众”（在那个年代里，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对待那些有“问题”的人）并且“那杯尿被平均分成了四份。他们对端到嘴边的杯子没有推辞，都接过杯子喝了下去。但他们的泪水就在接过杯子时流出来了。他们在喝尿的同时开始了哭泣”。这种“示众”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更是“羞辱”。惩罚格致同学的校长就如《利刃的语言》中那个持刀的卖瓜人，他砍向那四个“柔软”的学生；还有女生因为“生理”原因，从“我”的身边消失。那仅仅是因为“年幼无知”，无法解释女生的月经，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凡此种种，格致曾经的同学，因为各种原因不断地在“减少”。在这个生命的“减法”运算中，我们见到了历史与人性的冷酷，也见识了格致洞见历史与人性的深刻之处。我想，这种洞见的能力是好散文的必备品质。
    格致是满族人，在近年的创作中，她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家族记忆”，通过这种“家族记忆”去打捞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如《满语课》《乌喇街商铺见取图》等篇章。这种写作方式，在近年也算是散文或者是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这类散文大多是以“私人化”的方式，来重新回望或阐释过往的记忆与历史。如《乌喇街商铺见取图》是以已经去世的母亲托梦的方式，来告诉“我”当年在乌喇街的老房子漏了，由此又讲到了“我”的地主姥爷，以及民国那个时代。笔者曾经去过两次乌喇街，对于格致在《满语课》《乌喇街商铺见取图》等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历史或现实，有一些了解与亲见。虽然两次都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但对格致在文中流露出的一些情绪，多少还是有些“感同身受”的。格致在这一类散文中表达的都是一种“怀旧”的情绪，当然在这“怀旧”的情绪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情感与现实的交织。格致在此是对一种边缘文化的凭吊与打捞。这些边缘文化其实也是历史在其自身发展中做的一种“减法”，有些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乃至于消亡的过程。
    格致在这些与家族记忆、民族文化相关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很从容，也柔和了一些；讲述的故事很小，但有很强的历史关怀。这也是近年来历史散文创作中的一个明显倾向。所以，格致的这些创作，在文学的意义上，不如早前的创作那么好，那么有震撼力，那么有独特性。或许对于格致来说，这种从容、柔和并不是她创作的最佳表达方式，反而倒是那种犀利、冷酷是她创作的最适合同时也是最有独特性的表达方式。